韦泱

与柯蓝前辈缘悭一面。早年有过联系，通过信件，还闹过一点小小的不愉快。想来是我不够理解老人，如今斯人已去，悔之晚矣！我常常读柯蓝的书，会引发不少感想。手头这本《红旗呼啦啦飘》即是其中一本。

此书由海洋书屋刊行，初版印刷两千册，列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第三辑第二种。封面设计富有民族特色，书名与作者红色套印，黄色的图案是一幅北方剪纸，中间两条对称的鱼，左右各有两朵浪花，很有生活气息。而下面是发行所南洋书店，地址是香港的“九龙乐道一号两楼”。

书前，有柯仲平1946年8 月写于延安文协的《序》，开头就讲到此书的写作背景：“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了。边区军民不但没有被困死、饿死，还丰衣足食了呢。真正是劳动创造一切，劳动改变一切。在这运动中，模范工作者一批接一批的产生出来了，同时，群众文艺的模范工作者，也一批批的产生了。柯蓝同志就是群众文艺的模范工作者，他创作的《红旗呼啦啦飘》，也就是一个模范的创作。这情况，是我亲眼看见的，他的这个作品怎样写成，在群众中受到怎样的欢迎，我也亲自听到了许多。因此我敢负责介绍，并敢说这是一个模范的作品”。

接着，柯仲平介绍他熟悉的柯蓝：“1932年上半年，柯蓝开始去访问边区第一位劳动英雄吴满有，他写了反映吴满有的几篇文艺报道，当时我们就很称赞他，说他真正开始同群众结合，写出群众的作品了。以后，他不断地下乡，不断地写，就是说，他不断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群众中得来的材料，研究加工，写成了作品，他写的也不止一种形式，群众性的小说、诗歌他都写，他的生活同他的作品，都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这个方法下，锻练着进步着。《红旗呼啦啦飘》是更充分地运用了这个方法了。他不但仔细访问过他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而且还去同他们生活了一个时期。他不止根据群众意见修改过一次，而且修改过三次，他读给农民和乡村干部听过，也交给有创作经验又有些农材工作经验的同志看过。因此，组织群众生产的规律，生动的生产竞赛的情况，人物的心理、言语和动作，他都能做到相当的典型化。在推动进一步的生产运动，改进领导作风方面，这作品特别有显著的效果”。

柯仲平是我国现代老诗人，1926年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曾任延安文协副主任。他与柯蓝是同事，所以，他是知人善论，序文写得实在而又诚恳。而柯蓝原名唐一正，1920年生于湖南长沙，1937年在徐特立帮助下，去了延安，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在边区文协工作，任《边区群众报》主编，第二年入党。他的第一部小说是《洋铁桶的故事》，以章回体形式，写抗战故事，在边区广泛发行，受到毛泽东主席肯定。刚到延安，他走在延河边，不意遇到散步的毛主席，毛问他：“小鬼呀，是哪里人？上过什么学堂？”他答道：“是湖南人，上过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高兴地说：“是小老乡、小学弟噢！”《红旗呼啦啦飘》是他的第二部中篇小说，写的是延安军民在参加大生产运动中，表现出的生动、多样的战斗故事，塑造了边区军民团结生产的真实形象。该书出版后，受到时在香港的茅盾先生赞扬，又被译成日文、俄文，在国外发行。

关于“北方文丛”，主编周而复曾有过回忆。他说“我与柯蓝是在延安时认识的。1944年冬天，我从延安到了重庆，就没有机会和他接触了。1947年，我受香港新中国出版社的委托，编辑出版解放区文艺丛书，向港澳和东南亚一带发行。丛书取名‘北方文丛’，每辑十本，有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有诗歌、散文、戏剧，也有文艺理论，小三十二开本，和美国编辑发行的现代丛书大小差不多”。这套丛书的第二辑中，收有柯蓝的长篇小说《洋铁桶故事》，第三辑收了他的中篇小说《红旗呼啦啦飘》。在编辑出书的过程中，作为编者周而复与作者柯蓝还通信讨论过相关问题，可以说，周而复是这本书得以诞生的“接生婆”！这套丛书还有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丁玲的报告文学《边区人物风光》，周而复的话剧《子弟兵》，孙犂的散文《荷花淀》，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是一套影响广大的文学丛书。

1949年，柯蓝与夫人王文秋从延安出来，一起随军南下接管上海，在总工会筹办《劳动报》，当初还调来欧阳文彬。后来欧阳调回市出版系统，《劳动报》增加赵自、姜沛南等，柯蓝是首任总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先后出版了《不死的王孝和》（与赵自合作）、《上海散记》《早霞短笛》等，尤其在散文诗创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我从上海老作家丁景唐处，听到柯蓝的名字。当年丁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柯是文联党组副书记，都是上海文艺界领导，工作上有不少联系。几十年后柯蓝依然称丁为老领导，还托我转了一信给丁。在此情况下，我将手头淘得的柯蓝旧著寄呈，请他签名留念。可第二次我寄他的《怎样编写通俗报刊》一书，迟迟不见寄回。我担心此书他没有收到，写信询问，可他回信说，此书不寄回了，你我相隔千里，你也奈何不了。我那时四十来岁，还算血气方刚，立马回信说，名可不签，书请立即寄还。可能言语过重，柯蓝就把此书寄还我了。

后来我想，此书虽属旧著，于我没多大用处，但对于柯蓝来说，却非同小可。1949年春，他从延安到上海途经山东，因脚不慎骨折，躺在床上养伤时，把在延安从事七年的报刊编辑工作，写成六万多字的《怎样编写通俗报刊》，带到上海准备出版。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和冯定获悉后，感到《劳动报》正缺人手，就建议柯蓝负责筹备。所以，此书是柯蓝当年工作转折的一个标志。新时期后，已离休的柯蓝定居深圳，潜心写作。而我很想当面向他赔个礼，可一直没机会去深圳。到2006年获悉他去世消息，深感愧疚，一切都无法弥补了。在他去世十五周年之际，谨以小文表示后辈的道歉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