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昊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说：“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借助现代媒介，“民族”想象甚至能够“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1〕，对民族产生认同感与归宿感。此中的“小说”与“报纸”换成“文学”与“期刊”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上，在现代文学场域中，“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2〕，文学期刊无疑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无论是作品的产生、传播还是作家的生存，都与现代文学期刊有着重要、密切的联系。沦陷时期，在民族文化受到异族压制的背景下，民族意识的传播存在极大的风险，考察此时文学期刊何为，将有利于我们对沦陷区文学进行整体把握。

一、期刊管制与意识突围

沦陷区文学期刊得以产生，首先应该是日伪当局出于统治的需要。从日本侵略者来说，他们需要在军事占领与经济掠夺的同时，得到文化、宣传上的有力配合，从根本上清洗人们的反抗意识，植入“奴化”思想。“早在1938年，近卫声明已提出‘新文化创造’问题”，认为“‘大陆文学应当属于报道文学’，而有的人甚至还提出，大陆文化‘属于日本文化里的一新的部门’”〔3〕。日本侵略者对于沦陷区文学期刊创办的心理预期是直接的、强制性的“宣传”需要，因而他们无所顾忌地要求沦陷区文学定位于“报道文学”。与此同时，汪伪政府为了配合日本“主子”的意旨，给伪政府造成“文化繁荣”的局面，以获得“民心”，一方面加紧对文学期刊的管制，如1941年1月25日公布的《出版法》，规定报刊书籍出版品须经伪宣传部发给登记证后始可发行，并禁止刊载一切不利于日伪的图文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