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小站

民国建立后，思想界围绕中央政制问题曾有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论。这一争论有明显的对人立论的味道，争论者“盖非谓中国宜于总统制或内阁制，直谓某人为总统则宜于内阁制，易某人为总统则宜于总统制焉耳。而反对总统制或及（反）对内阁制者，亦与其制无关，直是反对当时总统而已”〔1〕。不过，到1913年初，国会召开在即，宪法问题成为舆论焦点，国民党以及原立宪派的主流主张责任内阁制的情势已经非常明显。国民、统一、民主和共和四党组织的“四党宪法讨论会”曾多次讨论宪法问题，争论颇多，独于政制采内阁制，“众无甚反对”〔2〕。后来天坛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政制时，争论亦不少，独于内阁制与总统制问题，“全场主张几于一致采内阁制，绝对无主张采总统制而反对内阁制者”〔3〕。在内阁制的安排上，国民、进步两党有“国会政府主义”与“调和立法行政两权”的分别，但都主张责任内阁制，也都有组织政党内阁的企图。国民、进步两党主张内阁制，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认为内阁制可以比较好地沟通立法、行政两部，实施得法，可造就立法、行政一致的强有力政府，以恢复秩序、领导国家建设；另一方面，在袁世凯将为正式大总统几成定局的情形下，内阁制可为政党领袖直接组织或参与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空间，而总统制则不能。主张内阁制的人士认识到，实行内阁制需要有比较成熟的政党，需要国民有一定的政治常识，而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这些条件，但强有力的政府追求以及欲组织政府的政治雄心，又使两党的领袖比较一致地取内阁制，并希望由己党出面组织政党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