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高峰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引言

数智经济时代是数字经济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即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应用时代，也可以概括为“数字经济+算法”的时代。伴随着算法的深度应用，数据洪流急剧涌向社会各个层面和领域，如何规制网络空间中的数据信息安全，特别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重要数据安全，保障重要数据安全，是各国所面临的紧迫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早期的关键基础设施更多地应当是指物理空间中的关键基础设施，但是随着网络空间的不断扩展和延伸，各国都更多的关注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网络安全，这也使得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在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两者的概念经常互相交错使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已经逐渐与关键基础设施的边界趋同。国际社会中，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也通常用于泛指那些需要进行网络安全保障的国家关键基础设施[1]。“CI”（Critical Infrastructure，关键基础设施）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不存在，对CIP（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最早定义出现在1997年。然后，从1997年到2003年，对CI部门的确定从8个扩大到13个部门加上5个关键资产（Key Assets），再次扩展到18个部门和关键资源（Key Resources），然后在2013年合并为16个CIKR（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Key Resources）部门[2]。文章论述中如无特殊说明主要采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表达，以便与我国《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法》中的表达保持一致。

一、重要数据安全保护面临的困境

（一）重要数据相关基本问题未能厘清

重要数据术语界定散见于不同规定之中，但是都比较分散且无具体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