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慧,徐立华

(1.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浙江 宁波 315000；2.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浙江 宁波 315000)

涉外定牌加工引发的商标侵权争议困扰了司法实践很多年，是难办案件(hard case)。自早期最具代表性的“NIKE”案以来(1)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深中法知产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法官就在裁判的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之间艰难抉择(2)易健雄. OEM商标侵权纠纷处理的态度选择——遵循“从结果出发”的思维方式[J]. 知识产权，2009，(1):23-28.，故而在侵权判决与不侵权判决之间摇摆不定(3)据统计，法院(2007—2018年)对于这类纠纷的处理情况是，认定不构成商标侵权的占60%左右，认定构成商标侵权的占40%左右。参见张韬略,阴晓璐. 我国涉外定牌加工商标侵权司法认定之演进及反思[J].国际商务研究，2020，(2):65-77.。最高人民法院同样经历了这种摇摆，其先于2015年再审审理的“PRETUL”案和2017年的“东风”案中作出不侵权判决，而后于2019年再审审理的“HONDA”案中转变为侵权判决，表明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态度。司法实践如此转折丰富，引发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新的解决方案也不乏被提出(4)黄汇. 公共政策衡量视角下商标权地域性原则的突破[N]. 人民法院报，2015-07-29(7).。本文试图更深入地探寻“社会生活的船身何以运动这般剧烈”(5)[德]拉德布鲁赫. 法学导论[M]. 米健,朱林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120.，解析作为企业层面现象(a firm-level phenomenon)的涉外定牌加工微观经济行为携带的宏观的全球价值链中社会利益变迁的密码，揭开全球价值链将给商标法带来什么挑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利益将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怎样在商标法上现实地展开这些掩藏在侵权争议表面之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