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穹 虞雅曌

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实践中，控制股东虚假出资、操纵发行价格、进行内幕交易、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益、侵占资金、违规担保等事件频频发生。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2020年度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十大纪律处分案例》为例①参见《2020年度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十大纪律处分案例》，https://mp.weixin.qq.com/s/LBGl2bc89PnqE_tiFSS57Q，载微信公众号“上交所发布”，2021年2月5日访问。，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涉及大额资金占用、公司违规担保、重大信批违规等行为，被施以纪律处分的案例，即占据三席。②三个案例分别为：“*ST鹏起：实际控制人占用资金，公司违规提供担保案”（纪律处分决定书[2020]83号），“退市美都：违规为实际控制人提供巨额担保案”（纪律处分决定书[2020]77号），“*ST目药：实际控制人多次实施重大信批违规行为，公司内控严重失序案”（纪律处分决定书[2020]124号）。在我国有限公司的治理实践中，以“拒绝利润分配”“侵占公司财产”“夺取商业机会”“违规清算”“滥用表决权”途径，损害公司利益和非控制股东利益的滥用控制权行为，更为常见。可见，“作为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①参见赵旭东：《公司治理中的控股股东及其法律规制》，《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了禁止股东滥用权利的原则性兜底条款，然而，该条款的抽象性与认定标准的缺失，驱使众多学者提出了引入美国判例法中控制股东信义义务规则的主张。②参见朱大明：《美国公司法视角下的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本义与移植的可行性》，《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