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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与学术取向

胡安国极推崇《春秋》，其曾如此说道：“先圣亲手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夷变夏，始由此乎！”〔1〕可见其治《春秋》的现实用心。安国又惩于王安石废《春秋》，于是潜心刻意，备征先儒之说，虽一义之当，片言之善，靡不采入，而其《春秋传》后来能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定本，正是因为此书在学术上具有集大成的性质。

安国每以《春秋》大义讲论时事。建炎三年（1129），苗、刘为变，高宗被迫退位，朱胜非时为宰执，而依违周旋其间。后高宗复辟，胜非引咎去职。绍兴间，朝廷欲用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时安国引《春秋》义奏曰：“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刘时能调护圣躬，即与向来诏旨责词是非乖异。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自建炎改元，凡失节者非特释而不问，又加进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蒙睿奖，方俾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2〕

春秋时，祭仲为郑国执政，然迫于宋国逼迫，废昭公而改立公子突，对此，《公羊》以祭仲行权而许之，此说颇受后儒讥弹。至于胜非所为，其于高宗复辟或有功焉，然毕竟有废置君父之嫌，迹类祭仲，故安国于此论《公羊》之非，盖讥胜非之失节也。然胜非遂为相，而安国竟辞归矣。其后，又诏安国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屡称其善，谓“深得圣人之意，非诸儒所及也”〔3〕。时朝臣颇有论安国学术颇僻者，然帝念安国训经纳谏之忠，特除宝文阁直学士。

安国尝自谓其学多得于伊川书，其于程颐，盖私淑弟子也。高宗时，尝有谏官诋康侯为“假托程颐之学者”，而安国亦直承不讳，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4〕其后，全谢山称安国为“私淑洛学而大成者”，“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5〕，可见安国学术与二程渊源之深也。

安国撰有《春秋传》30卷。据《宋史》本传，绍兴五年（1135）四月，诏“令纂修所著《春秋传》”〔6〕。又据安国《进春秋传表》，文末书有“绍兴六年十二月”〔7〕，则不及两年已成书矣。又据《玉海》所载，绍兴五年四月，诏安国“以所著《春秋传》纂述成书进入，十年三月书成，上之”〔8〕。《四库提要》因谓安国久已属稿，自奉敕撰进，又复订五年而后成也。

安国尝叙其治《春秋》之经历，曰：“某初学《春秋》，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9〕可见，安国治《春秋》，先是“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终者“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可见，其学盖承中唐以来折衷三传乃至舍传求经一脉。

安国之学，颇宗程颐。安国尝论其与程门高弟杨时之不同，曰：“若论其传授，却自有来历。据龟山所见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10〕元李廉《春秋诸传会通》自序谓《胡传》“事案《左氏》，义取《公》、《穀》之精，大纲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11〕；汪克宽《春秋胡氏传纂疏》自序亦云：“至于程氏，始求天理于遗经，作《传》以明圣人之志，俾大义炳如日星，微辞奥旨了然若示诸掌。胡文定公又推广程子之说，著书十余万言，然后圣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于后世。”〔12〕不独安国本人，世人俱以安国春秋学出于程颐也。然据胡寅《先公行状》，安国自少即治《春秋》，徽宗政和六年（1116），“初得伊川先生所作传，其间大义十余条，若合符节。公益自信”〔13〕，则安国治《春秋》甚早，非尽得于程颐。

安国早年师朱长文。长文从孙明复学《春秋》，尝撰《春秋通志》20卷，其自序云：“庆历中，仁宗皇帝锐意图治，以庠序为教化之本，于是兴崇太学，首善天下。乃起石守道于徂徕，召孙明复于泰山之阳，皆主讲席。明复以《春秋》，守道以《易》，学士大夫翕然向风，先经术而后华藻。既而守道捐馆，明复坐事去国，至和中，复与胡翼之并为国子监直讲。翼之讲《易》，更直一日。长文年在志学，好治三传，略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讲下，授两经大义，于《春秋》尤勤。未就，明复以病居家，虽不得卒业，而绪余精义不敢忘废，颇欲著书以辅翼其说，而婴疾未遑也。”〔14〕今《春秋通志》已佚，然据其自序，其书乃“兼取三家而折衷其是，旁考啖、赵、陆淳诸家之义，而推演明复之言，颇系之以自得之说”〔15〕。可见，长文治《春秋》，虽颇自有得，然实出于孙复。据此，安国治《春秋》，乃兼传伊川与泰山之学。①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以为：“自学派言，胡氏自是上承明复；自引用学说论，则胡氏所据者，多出伊川也。”参见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1页。

安国于诸经中，尤推崇《春秋》，以为“史外传心之要典”〔16〕。其曰：“《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非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17〕其治《春秋》，亦啖、赵一脉，盖以兼衷三传为大旨也。安国尝自谓其书云：“传《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穀梁》词辩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按，则当阅《左氏》；玩词以义为主，则当习《公》、《穀》。……故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18〕

后世论胡氏书，多有论及此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3云：“安国师程颐，其传《春秋》，事按《左氏》，义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尧夫、程明道、张横渠、程正叔之说，以润色之。”〔1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3云：“事按《左氏》，义采《公》、《穀》之精，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说为证。近世学《春秋》者皆宗之。”〔20〕汪克宽《春秋胡传纂疏》原序云：“《左氏》考事精，闇于大义，《公》、《穀》疏于考事，义则甚精。胡氏摭三家之长，而断之以理，汉唐诸儒奥论，盖深有取，间若有未底于尽善者，岂犹俟于后之人欤？”〔21〕刘宪《重刻春秋胡传序》云：“惟《胡氏传》事按《左氏》，义择《公》、《穀》，大纲本孟子，微词则证程氏，视诸说为备。”〔22〕

可见，安国《春秋传》不仅折衷三传，至其微旨，则以程颐说证之也。安国曰：“独程氏尝为之传，然其说甚略，于意则引而不发，欲使后学慎思明辨，自得于耳目见闻之外者也。故今所传，……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23〕程子说《春秋》多简略未尽，安国盖欲伸程子说也。且安国之书，又多常假《春秋》经说以论时事。元吴莱曰：“当胡氏传《春秋》时，光尧南渡，父仇未报，国步日蹙。将相大臣去战主和，寖忘东京宫阙、西京陵寝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说，进之经筵，且见内夏外夷若是之严，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听，则长淮不至于自画，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后世学《春秋》之通论也。然而，胡氏传文大概本诸程氏。”〔24〕虞集《春秋胡传纂疏》序亦云：“胡文定公之学，实本于程氏。然其生也，当宋人南渡之时，奸佞用事，大义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内修之未备，外攘之无策，君臣父子之间，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传之意，大抵本法于此。盖其学问之有源，是以义理贯串，而辞旨无不通，类例无不合。想其发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为，圣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发人君天职之所当行，下以启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区区之志，庶几夫子处定、哀之间者乎！东南之人，赖有此书，虽不能尽如其志，诵其言而凛然，犹百十年至其国亡，志士仁人之可书，未必不出于此也。”〔25〕故《四部总目》云：“顾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26〕《朱子语类》谓“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27〕，殆亦谓此也。

安国以《春秋》为“史外传心之要典”，此说实本于晋王接、唐赵匡区别经、史的一贯意见，又有宋人于千载之下求圣心于遗经的基本立场。盖安国之学术实有两方面渊源：一则上承二程之统，下启湖湘心性之学；二则祖啖助、赵匡之绪余而为《春秋》新论。此两种渊源，于其《春秋传》中俱有体现。譬如，孟子、汉人谓《春秋》之大义在诛讨乱臣贼子，而《胡传》序云：“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知孔子者，谓此书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28〕两宋道学专在心性上用功，安国乃引以论《春秋》之外王事业，以为其旨不过“存天理，灭人欲”而已。可见，安国治《春秋》毕竟有不同于孙复、刘敞者，盖其尚用宋人义理以解经也。

二、尊君卑臣

宋人治《春秋》者，于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感慨尤深，大旨皆以尊王为主，不独安国也。

其先，程子说“春王正月”，以诸侯之即位必由王命，或不受命于天子，亦当受命于先君，故《春秋》书“公即位”，盖正诸侯之始也。安国独重此义，揭“谨始例”，以明尊王之旨，冠于全书之首。其曰：“即位而谨始，本不可以不正。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无焉，则不书‘即位’，隐、庄、闵、僖四公是也。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卫侯晋发之。书曰‘卫人立晋’，以见内无所承、上不请命者，虽国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时，诸侯皆不请王命矣，然承国于先君者，则得书‘即位’，以别于内复无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齐孺子荼发之。荼幼固不当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陈乞虽流涕欲立长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虽不敢死，以别于内复无所承者，可也。然乱伦失正，则天王所当治。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卫侯朔发之。朔杀伋、寿，受其父宣公之命，尝有国矣。然四国纳之则贬，王人拒之则褒，于以见虽有父命而乱伦失正者，王法所宜绝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虽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义，亦将壅而不行。故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欲立戏，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鲁人杀戏立括之子，诸侯由是不睦。圣人以此义非尽伦者不能断也，又特于首止之盟发之。夫以王世子而出会诸侯，以列国诸侯而上与王世子会，此例之变也，而《春秋》许之。郑伯奉承王命，不与是盟，此礼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将以爱易储贰，桓公纠合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国本不摇，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所谓‘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者也。至是变而之正，以大义为主，而崇高之势不与焉，然后即位谨始之义终矣，万世之大伦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圣人莫能修之’，谓此类尔。”〔29〕

案，三传俱有“公即位”例，然皆据隐公非適立论，其中，又尤以《公羊》“大居正”之论为甚。观程颐、安国之论，则于此似不稍措意焉，而专以受王命、君命与否而论其事，可见，其意则在藉此而发尊王之义。

至于诸侯之不尊王者，皆贬黜之。隐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安国曰：“今天王崩，周人来讣，而隐公不往，是无君也。其罪应诛，不书而自见矣。”〔30〕安国以为，天王崩，诸侯于礼当奔丧，今隐公不往，罪在无君也。又，隐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安国曰：“古者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于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聘问之礼焉。隐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书遣使如周，则是未尝聘也；亦不书公如京师，则是未尝朝也。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如隐公者，贬爵、削地可也。……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诸侯出乎？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执国命，夷狄制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31〕隐公不独不能奔丧，平日聘问之礼亦不讲焉，可谓不臣之甚，故其后鲁君失国政，良由肇于此焉。

至于诸侯之专擅，尤为乱大伦也。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安国曰：“践土之会，天王下劳晋侯，削而不书，何也？周室东迁，所存者号与祭耳，其实不及一小国之诸侯。晋文之爵，虽曰侯伯，而号令天下，几于改物，实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实也。与其名存实亡，犹愈于名实俱亡。是故天王下劳晋侯于践土，则削而不书，去其实以全名，所谓“君道也，父道也”；晋侯以臣召君，则书‘天王狩于河阳’，正其名以统实，所谓‘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伦，尚存而不灭矣。”〔32〕安国名实之论，其义极精，盖本诸《公羊》“实与而文不与”之说也。《论语》中孔子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其义亦与此同，皆欲全君臣之礼。

安国尊王如此，故于天子亲迎之礼，颇不谓然。《春秋通旨》载其论云：“或曰：天子必亲迎，信乎？大上无敌于天下，虽诸父昆弟莫不臣，适四方，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万乘之尊而远行亲迎之礼，即何无敌于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与共事天地宗庙继万世之重者，其礼当如之何？使同姓诸侯主其辞，命卿往逆，公监之，父母之国诸侯皆送至于京师，舍而止，然后天子亲迎以入，其纳王后之礼乎！”〔33〕

案，《礼记·哀公问》载孔子答哀公之疑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主，君何谓已重焉？”《公羊》《穀梁》俱主天子亲迎，抑或出于此欤！至于《左氏》，则不主此说，其意则在尊君卑臣也，安国之论，其旨与《左氏》同。是以天子下士出会诸侯，以王命之故，亦序其上也。安国《与许景衡书》：“按《春秋》王人不书姓氏者，盖下士耳，而序于方伯连帅之上。唐制御史才八品，衣碧，亦下士也，而将命出行，则节度使必具军礼送迎于道。此得圣人尊王室抑诸侯之意者也。”〔34〕又，其《与参政秦桧书》：“《春秋》大一统，遵王命，恶臣下分权，讳贼人犯上，历纪王正而不私朔，使与上客而不称介副，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册，所以严分正名也。”〔35〕下士卑不称名氏，然以尊王故，得序方伯连帅之上。

尊君则卑臣，故安国于权臣之跋扈擅权，尤引为大戒。文九年，毛伯来求金。安国曰：“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逾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谅阴三年，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夫百官总己以听，则是冢宰独专国政之时，托于王命以号令天下，夫岂不可？而不称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谨天下之通丧，所以示后世大臣当国秉政不可擅权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胁制中外，凡有所行，动以诏书从事，盖未有以《春秋》此义折之耳。”〔36〕

案，三传俱谓天子不当向诸侯求贡，盖讥天子也；至于毛伯不称使，不过以天子当丧而未成君也。胡氏则以为，天子谅阴，冢宰得托王命以号令天下，则毛伯于礼可称使也，然《春秋》不称使者，实别有微旨，盖戒后世大臣不得“假仗主威，胁制中外”也。

宋初惩骄兵悍将之余习，则孙复等明尊王之旨，犹有可说也；至南渡以降，朝廷当专任大臣而始有功，然高宗以怯懦之资，猜疑诸将，而安国再揭此帜，不免逢君之恶，堕恢复之功矣。其后，王船山因讥胡氏曰：“尝读胡氏《春秋传》而有憾焉。……胡氏之说经也，于公子翚之伐郑、公子庆父之伐于余邱，两发兵权不可假人之说。不幸，而翚与庆父终于弑逆，其说伸焉。而考古验今，人君驭将之道，夫岂然哉！……惟胡氏之言如此。胡与秦桧贤奸迥异，而以志合相奖，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执以为道者非也。……呜呼！夫岂知疑在岳、韩而信在滔天之秦桧，其子弟欲为之盖愆，徒触怒以窜死，而终莫能挽哉！”〔37〕

案，隐四年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胡氏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宋人来乞师，而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而公非许其辞而弗许，义也。翚以不义强其君，固请而行，无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孙升为贵戚之卿者，其植根胶固，难御于异姓之卿，况翚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隐公不能辩之于早，罢其兵权，犹使之帅师也，是以及钟巫之祸。《春秋》于此去其‘公子’，以谨履霜之戒。”〔38〕案，《公》《穀》皆以不称翚为公子，盖贬其弑隐之罪也，而《左氏》则以翚强其君出师，故不书“公子”而贬之。胡氏殆申《左氏》义，且恨谓隐不能“早罢其兵权”，遂致弑逆之祸。

皮锡瑞《春秋通论》本船山之说，亦曰：“宋儒不信古义而好驳难，是一时风气，不足怪。其最不可训者，则误沿当时猜防疑忌之习，反以古训为助乱之阶，非止上诬古人，且恐下惑后世。胡安国《春秋传》，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于南宋初，切中时势，而解翚帅师之类，以权臣主兵为大戒。王夫之论之曰：‘王之尊，非唯喏趋伏之可尊；夷之攘，非一身两臂之可攘。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矣。’王氏之驳《胡传》诚非苛论。宋惩黄袍加身之事，首夺将帅之权，子孙传为家法，贤者限于习俗。南宋之初，欲雪国耻，王赖师武臣力，乃诸将稍稍振起，秦桧夺其兵而杀之废之。胡氏与桧熏犹不同，而误加推荐，盖由于议论之偶合，而实因经义之不明。岳侯之死，虽未可以咎胡，而解经不精，以致误国，亦有不得辞其咎者。”〔39〕又考安国与秦桧书，其中有“《春秋》大一统，遵王命，恶臣下分权，讳贼人犯上”，“《春秋》戒失兵权而严于军律”〔40〕之语，可见，胡氏所发尊王之论，已先中高宗、秦桧之心，其于岳飞之死，或不能无咎焉。①牟润孙之《两宋春秋学之主流》以为，宋本有“兵权不可假人”之隐虑、朝章，故岳飞之死，实出必然，非必待安国诏之也。且安国之说，本有渊源，其先有程颐、孙复，已稍发此论矣。参见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2-154页。皮氏伸衍船山之说，其论极精。

何其伟则曰：“《春秋》晋荀吾帅师伐陆浑之戎，书以大之也。胡氏乃曰：‘举其名氏，非褒辞也，犹廑廑以戒穷兵于远者。’夫胡氏当建炎间以《春秋》入侍，此何时也，而犹廑廑焉以戒穷兵于远者？金人之起海角也，远者也，宋未尝穷兵也，胡为而徽、钦北？胡为而康王南，寻则奔明州，走温州？胡氏以《春秋》进而辄戒穷兵，其君复诩诩曰：‘安国所讲《春秋》，吾率二十四日读一遍。’嗟夫！惟熟于胡氏之《春秋》而戒穷兵，戒穷兵而厌兵，厌兵而后和议决矣。吾不知所谓因事而进规者，其义安在？”〔41〕何氏生当明末清初，其所遭际同于船山，乃因事致慨，其论可谓责贤者备也。诚若是说，不独岳飞之杀，至于和议之成，皆当归狱于《胡传》矣。①牟润孙之《两宋春秋学之主流》尝论何氏说曰：“何氏生于明末清初，其所遭际同于船山，故因事致慨。不知胡传固以明复仇之义、严华夏之辨为其主旨，戒穷兵黩武亦其主旨，安能举偏而废全？况靖康之祸导源于童贯之联金灭辽，为文定之所难忘，穷兵于远，虚内事外，岂非指伐辽而言欤？”又举“会戎于潜”“公及戎盟于唐”两条，胡传借事以讥宋对辽、金、夏之奉岁币，可见安国之说非必启和议者也。参见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7、158页。

三、攘夷与复仇

两宋之时，适值辽、金、元三朝勃兴之运，诚不可抗也。其势既不可敌，是则宋人唯有严夷夏之防，以精神自励耳。故上自庙堂，下至庶民，皆务以攘夷相勉，故胡安国治《春秋》，虽常出经旨之外，多愤慨之语，然其感慨时事之深，而发攘夷之说，亦自明了。

隐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公羊传》曰：“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执之也。执之则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其地何？大之也。”凡伯乃天子大夫，然为夷狄所执，故《春秋》变“执”言“伐”，盖不许夷狄执中国大夫也。然胡氏曰：“以归者，罪凡伯失节不能死于位也。”〔42〕

案，三传皆无罪凡伯之意，此胡氏竟罪其不能失节死位。盖自靖康以还，若张邦昌、刘豫之伦，卑事女真，朝野莫不嫉视为汉奸，此处可见宋人之普遍意见。

不独臣失节当死，人君亦然。庄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公羊传》曰：“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穀梁》说亦大略类此。然胡氏于此申二传绝蔡侯之义，曰：“蔡侯何以名绝之也？凡书败、书灭、书入而以其君归皆名者，为其服为臣虏，故绝之也。……国君死社稷，正也；逃之虽罪，犹有耻焉；虏甚矣。……《春秋》之法，诸侯不生名，失地则生而名之，比于贱者，欲使有国之君战战兢兢，长守富贵，无危溢之行也。”〔43〕君为敌虏，不止辱身也，至于辱臣、辱国，耻莫甚焉。靖康之耻，宋人讳言二帝北狩，安国乃假《春秋》绝蔡侯事，或责徽、钦不能死社稷欤？

又，纪侯之去国，三传俱无贬辞，然胡氏驳之曰：“大去者，土地、人民、仪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顾也。或曰：以争国为小而不为，以去国为大而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义莫重焉，委而去之，无贬欤？曰：有国家者，以义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则当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于斯，二者顾所择如何尔！然则拟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无愧矣。曰：太王去邠，从之者如归市，纪侯去国，日以微灭，则何太王之可拟哉？故圣人与其不争而去，而不与其去而不存。与其不争而去，是以异于失地之君而不名，不与其去而不存，是故书叔姬归酅而不录纪侯之卒，明其为君之末矣。”〔44〕

案，《公羊传》以灭国为大恶，故书“大去”，盖贤襄公而为之讳也。至于纪侯去国，《公羊传》云：“大去者，不遗一人之辞也。言民之从者，四年而后毕也。纪侯贤而齐侯灭之，不言灭而曰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则不独贤纪侯得众，且比于周之太王去邠，正与胡氏说相反也。若胡氏之论，盖惩于宋之南渡失地，而贬纪侯不能效死，明君王当以守国为重焉。

中国自古有和戎之策，然至唐高称臣突厥，石晋父事契丹，则耻莫甚焉。哀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胡氏曰：“黄池之会，圣人书法如此者，训后世治中国御四夷之道也。明此义，则知汉宣帝待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萧傅之议非矣；唐高祖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刘文靖之策失矣。况于以父事之如石晋者，将欲保国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为此，至于亡国，则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胜天，则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颠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拨乱反正之书，不可以废焉者也。”〔45〕盖自宋室南渡后，竟称臣于金，大失《春秋》御夷之道。观安国之议论，实有感而发也。

又，隐二年，公会戎于潜。胡氏曰：“中国之有戎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内中国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萌猾夏之阶，其祸不可长也。为此说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于驭戎之道。”〔46〕盖两宋莫不奉金缯以事夷狄，可见胡氏之论显有所指焉。盖胡氏于中国一切和戎之策，莫不斥以为非。此殆当时朝野之主流意见，然其后南宋轻启战端，再亡于夷狄，亦不可谓非此种意见有以致之也。

盖赵宋先是议和于契丹，继则称臣于女真，耻辱莫甚，故安国乃假《春秋》而频发复仇之旨。庄二年，筑王姬之馆于外。胡氏曰：“今庄公有父之仇，方居苫块，此礼之大变也，而为之主婚，是废人伦、灭天理矣。《春秋》于此事，一书再书又再书者，其义以复仇为重，示天下后世臣子不可忘君亲之意。故虽筑馆于外，不以为得礼而特书之也。”〔47〕

闵二年，夫人姜氏孙于邾。《胡传》曰：“庄公忘亲释怨，无志于复仇，《春秋》深加贬绝，一书再书又再书，屡书而不讳者，以谓三纲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国人习而不察，将以是为常事，则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亲矣。庄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顺之而不谏，百姓安之而无愤疾之心也，则人欲必肆，天理必灭。……《春秋》以复仇为重，而书法如此，所谓治之于未乱，保之于未危，不可不察也。”〔48〕安国之讥庄公，实讽南宋君臣忘父兄之仇也。

虽然，安国犹谓夷狄可进于诸夏。庄二十三年，夏，荆人来聘。胡氏曰：“荆自庄公十年始见于经，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郑，皆以州举者，恶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来聘，遂称‘人’者，嘉其慕义自通，故进之也。朝聘者，中国诸侯之事，虽蛮夷而能修中国诸侯之事，则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进焉，见圣人之心乐与人为善矣。后世之君能以圣人之心为心，则与天地相似。凡变于夷者，叛则惩其不恪，而威之以刑；来则嘉其慕义，而接之以礼。迩人安，远者服矣。”〔49〕

案，《公羊传》云：“荆何以称人？始能聘也。”何注云：“《春秋》王鲁，因其始来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者，当进之，故使称人也。”《传》云：“善累而后进之。其曰人，何也？举道不待再。”〔50〕范注云：“明聘问之礼，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举而进之。”〔51〕据此，安国盖从《公》《穀》说也。

可见，安国《春秋传》实以复仇为大旨，然毕竟非《春秋》之大端也，是以明尤侗因论其失曰：“《胡传》专以复仇为义，割经义以从己说，此宋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52〕

四、以夏时冠周月

后世帝王莫不改元，遑论王朝之初建，其所始者各各不同，此《春秋》所以正始也。《公羊》又有“三正”之说，谓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即今日夏历之正月也；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乃夏历之十二月也；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则夏历之十一月也。可见，三代所始之月各不同，至于当时人记事，则常用夏正，故《春秋》之书时月，或用周正，或用夏正，则不免有异说也。

观《春秋》之文，当用周正，则改月矣，故“元年春王正月”，实夏之十一月也。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春，二月，无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皆就周正而言；然若以为夏正，则此时天气渐暖，无冰不足怪，何需记载？又，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为夏正之月，此时杀菽未足为异，且亦未必有菽也，故显用周正，当夏之八月也。因此，《春秋》记事，盖用周正也。就此而言，历代学者似未有异说。然安国之不同者，则以《春秋》之书时，盖用夏历，而书月犹用周正也。

隐元年，春，王正月。安国释曰：“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旨微矣。”〔53〕

案，安国之说，“前乎周者”谓殷人以建丑为岁首，然记事时不改月，如太甲即位改元称“惟元祀十有二月”，犹用夏时也；“后乎周者”指秦以建亥为正，其书始建国，称“元年冬十月”，亦用夏时也。据此，周人虽以建子为正月，至其记事，若诸侯即位，当书“元年冬十有一月”，虽用周月，然未改为春时，犹以为冬时也。然观今之《春秋》，皆作“元年春王正月”，此盖孔子之“特笔”，即“以夏时冠周月”，其意则在表明孔子“无其位不敢自专”之意。

盖四时有其固定的物候特征，无论以十二月为正，抑或以十一月为正，其为冬时之季节属性俱是不变，故安国曰：“自汉氏改用夏时，过历千载，以至于今，卒不能易，谓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54〕是以孔子作《春秋》，改十一月为正月，又加“春”于其上以系之，乃“假天时以立义”耳。因此，夏之春，当指周之三、四、五月，今以夏之春加于周之正月，是为“以夏时冠周月”。

其后，朱子对安国此说颇有批评，谓“《春秋》是鲁史，合作时王之月”，“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55〕，盖以孔子《春秋》用周正也。朱子又曰：“某亲见文定公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顾，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时，寒自过了，何用更造桥梁？古人只是寒时造桥度人，若暖时又只时教他自从水里过。”〔56〕

盖安国以为，周人虽用周正，然记事犹用夏时，并不改月，至于《春秋》书月，实出于孔子所改。然朱子则以为，《春秋》之改月，本周人所为，而孔子不过因周之史策旧文而已。

其后攻安国者，多袭朱子此说。如元人黄泽颇攻胡氏说，曰：“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说用夏正者，程子以后学者始有用夏正之说是《春秋》第一义，已不信《左传》矣。时月既不可信，则一部《左传》所载事实，皆可目为虚妄，岂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三传皆是周正，若用夏时，则三传皆可废，不但《左传》也。”〔57〕“《春秋》一经，开卷即有同异，如书‘元年春王正月’，只不书即位，《公羊》、《穀梁》意见自殊。及至近世，又谓夫子‘用夏时冠周月’，其为圣经之害，莫此为甚。”〔58〕

黄氏以为，“夏时冠周月”之说，盖出于伊川，谓“其为圣经之害”，则将废三传矣。黄氏又曰：

“春秋王正月”，三传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之月，别无异辞，惟近代二百年间始有夏时之说。胡文定公云“以夏时冠周月”，蔡九峰云“商周不改月”，蔡西山说亦同。尹和靖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云：“其大纲见于此，而条目见于《春秋》。”于是三传愈不可信，而夏正之说起矣。晦庵先生曰：“某亲见文定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周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庵之说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学者之惑，可胜叹哉！〔59〕

春王正月，此不过周之时、周之正月，而据文定，则“春”字是夫子特笔，故曰“以夏时冠周月”。又谓“夫子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则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峰则谓周未尝改月，引《史记》冬十月为证，如此，则时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说夫子，岂不误哉！泽之愚见，只是依据三传及汉儒之说，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为正，此是尊王第一义，决无改易。其答颜子“行夏之时”，乃是为万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统一诸侯，用之纪年，用之朝会。若民事，自依夏时。后来汉武帝、魏文帝始定用夏时，是行夫子之言也。〔60〕

案，朱子不过稍取胡氏未改时之说，至其弟子蔡沈，乃谓古人亦未改月也。

至于康熙敕撰之《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亦不同意胡氏“夏时冠周月”之说，而于其中孔子“为万世制法”之大义，则袭取之矣。其释“春王正月”云：“周正改月并改时，……无可疑者。顾时、月俱时王所改，不曰‘王春正月’，而加春于王者，盖行夏时之志寓焉矣。正者，王事之始；春者，天道之始。王所为者系之以王，天所为者冠之以春。……欲王者上奉天时，必以得天为正。盖《春秋》为尊王而作，故以王正天下；《春秋》为万世而作，故以天道正王道也。”〔61〕据此，孔子作《春秋》，虽用周正，然其“行夏时之志”，亦未尝掩焉。

清万斯同撰《周正辨》四篇，亦攻胡氏之说，曰：“宋自庆历、皇祐以后，真儒继出，经术大明，后学实赖之。而私智自是、违经背传者，亦复不少，其于他经皆然，而《春秋》为尤甚。即‘春王正月’一语，圣人曰春，而宋人曰非春也，乃冬也；圣人曰正月，而宋人曰非正月也，乃十一月也。不但不信传，并不信经，此非侮圣人之言乎？而谓汉唐诸儒之解经，有是谬妄乎？此其说总由于程子，而蔡氏（沈）复变之，刘绚、胡安国、陈傅良、项安世、魏了翁皆继程氏而附和者也。叶时、戴溪、陈则通、黄震、家铉翁、陈深、阳恪、程端学、周洪谟，则继蔡氏而附和者也。辨虽详而理不足，吾安敢信之哉！”〔62〕可见，是说本于伊川，其后宋人多有附和者，故盛如梓曰：“‘春王正月’，胡文定谓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晦庵以为不如此，然宗之者众。”〔63〕四库馆臣则曰：“自程子泥于‘行夏之时’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众。胡安国遂实以‘夏时冠周月’之说。”〔64〕

五、一字褒贬

后儒认为胡氏《春秋传》尊信《公》《穀》，如梁寅谓其“信《公》、《穀》之过，求褒贬之详，未免蹈先儒之谬，此胡康侯之失也”〔65〕，何乔新亦论其“所失者，信《公》、《穀》太过，求褒贬太详，多非本旨”〔66〕。是以安国主一字褒贬说，盖袭《公》《穀》之例也，故皮锡瑞谓其“一字褒贬本《公》、《穀》，皆不得谓其非”〔67〕。

隐七年，齐侯使其弟来聘。安国曰：

兄弟，先公之子，不称“公子”，贬也。书“盟”、书“帅师”而称兄弟者，罪其有宠爱之私。书“出奔”、书“归”而称兄弟者，责其薄友恭之义。考于事，而《春秋》之情可见矣。年者，齐僖公母弟也。程氏谓：“先儒说母弟者，盖缘礼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盖为嫡耳，非以为加亲也。此义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母，宠爱异于他弟，施及其子，犹与嫡等，而襄公绌之，遂成篡弑之祸。故圣人于年来聘，特变文书“弟”，以示贬焉。〔68〕

案《公》《穀》俱据“年”字以明义，然伊川则颇讥《公羊》亲亲之论，以为“不知人理，近于禽兽”，安国稍袭其说，以为《春秋》书“弟”，盖贬僖公不当宠异母弟也。可见，伊川、安国皆以《春秋》有一字褒贬之法也。

又，桓十有一年，秋，九月，宋人执郑祭仲。安国曰：“祭仲，郑相也，见执于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称字，非贤之也，乃尊王命贵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责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为诸侯相，而执其政柄，事权重矣，固将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荣之位也。今乃至于见执，废绌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责之深，祭仲无所逃其罪矣。”〔69〕

案，三传俱据“仲”字以褒贬祭仲也。《公羊》以“仲”为字，故褒祭仲行权；《左氏》《穀梁》则以“仲”为名，故贬祭仲逐君立恶之非也。安国虽以“仲”为字，然不以为贤，反责其为命大夫而罪深恶重也。

其后，郑樵颇不以一字褒贬之法为然。樵曰：

诸儒之说《春秋》，有以一字为褒贬者，有以为有贬无褒者，有以为褒贬俱无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者，意在于推尊圣人。其说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有贬无褒者，意在于列国之君臣也。其说出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无褒贬者，意在于矫汉儒，其说出于《竹书纪年》所书。〔70〕

郑氏此说，盖出于刘知几。案，一字褒贬者，本《公》《穀》旧说，而安国用之；有贬无褒者，乃孙复之新义；若褒贬俱无者，则《左氏》家说也。其实，孔子修《春秋》以前，如“郑弃其师”“齐人歼于遂”之类，本有一字褒贬之法，故皮氏《春秋通论》曰：“泥一字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二字，皆挟剑戟风霜，圣人之意，不如是之劳顿也；泥于有贬无褒之说，则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书，圣人不如是之惨刻也；泥于无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为琐语小说，圣人又未尝无故而作经也。”〔71〕皮氏此说，可谓平允之说。否则，徒以《春秋》乃记事之书，无褒贬之义，则诚如安石所论，殆“断烂朝报”耳。

虽然，《春秋》诚有阙文者，如“夏五伯于阳”之类，若据以论《春秋》乃“断烂朝报”，则失之矣。然胡氏“矫枉过正，遂举圣经之断阙不全者，皆以为精义所存”〔72〕，则不免深文穿凿之弊。

六、结语

胡安国《春秋传》，后来成为科举考试的定本。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二年，定经义、经疑取士条格，《春秋》用三传及《胡传》。《胡传》立于学官，盖自此始也。明袭其制，增张洽《春秋集注》，然洽书寖微。至永乐中，胡广《春秋大全》出，专主《胡传》，自此《胡传》遂独行矣。对此，《四库提要》云：“明初定科举之制，大抵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传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爰逮本朝，敦崇经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安国旧说始多所驳正，弃瑕取瑜，撷其精粹，已足以综括原书。”〔73〕又云：“考胡安国当高宗之时，以《春秋》进讲，皆准南渡时势以立言，所谓‘丧欲速贫，死欲还朽，有为言之’者也。元、明两代，时异势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国作传之初意。元制兼用三传，明制兼用张洽《传》，盖亦阴知胡安国之多僻而补救其偏。”〔74〕

可见，元、明两朝科考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主，盖重其与二程之渊源，而安国之地位亦日显矣。故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安国赠太师，追封为楚国公。明正统二年（1437），得以从祀孔子庙庭。成化三年（1467），追封为建宁伯。嘉靖九年（1530），改称先儒胡子。然自清康熙以后，科考渐弃《胡传》，而学者对《胡传》之批评亦渐成习尚，遂终致《胡传》之废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