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锋，马猛猛

从1937年11月蒋介石迁都重庆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一时期的首都更替激起了当时中国政学两界对建都问题的激辩，首都问题成为民国中晚期风靡一时的宪制议题。傅斯年、胡焕庸、张其昀和钱穆等人各自撰文立说，逐渐形成建都西安、武汉、北京和南京等多派主张。(2)参见沈卫威《对民国时期建都问题论证的回顾》，《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王明德《抗战后期的择都之争》，《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徐 畅《抗战后期建都之争》，《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何方昱《学术、媒介与政治——20世纪40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关于建都之争》，《求是学刊》2008年第2期。钱穆先生从1942年至1946年陆续撰写并发表《战后新首都问题》《论首都》等政论文章来予以回应，足见钱穆对首都选址及其背后政治及文化意涵的关注和重视。

对钱穆而言，这数篇文章绝不是简单应对一时的政治议题和时代需要。钱穆认为，首都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学(3)钱穆在其《论历史地理》一文中提出了“文化地理”的概念，即从地理因素来探究中西文明之不同发展路径和价值取向。钱穆的“文化”概念比较接近于文明比较研究中的“文明”意涵。参见钱 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意义还远远没有被时人充分挖掘和阐明。1951年，钱穆在台湾应邀发表一系列演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和人物”一讲中，他重提自己当年的首都说，(4)钱 穆：《中国历史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页。并通过“文化地理”这一概念，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待首都问题所反映的立国形态与中国历史大势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