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栋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实践，具有一个内在的特征，此即人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改变自己，可谓之为“两个改变”。这个观点虽然在今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中似乎成为了老生常谈，但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其来有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从康有为开始，就或多或少认识到了作为“两个改变”的劳动实践观。其后，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胡适、熊十力、贺麟、毛泽东、艾思奇以及张岱年等人，都对“两个改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论述。他们的论述，有时又一定程度上联系到了先秦诸子在其中的作用。

一、康梁的开拓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登上思想史舞台的康有为、梁启超那里，就对作为“两个改变”的实践观作出了某种阐述。

被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创作了两个规模最宏大的体系之一的康有为①李泽厚认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真正具有哲学上思辨兴趣和独创性，企图综合古今中外铸冶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体系的，只有谭嗣同和章太炎两人。”但他同时指出，就思想体系来说，他们不及康有为和孙中山。（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37页。）在解释《中庸》的“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一语时，他将成己与成物结合在一起讲，颇接近于“两个改变”的意思。不过他对“改变”的理解没有达到感性实践的高度。康有为说：

此言德性合人己内外。盖道本诸身，有己然后有物。仁者无不爱，而先爱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