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丰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上海 200062)

1.0 引言

“副文本”(paratext)的概念最早源于法国叙事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他指出“‘副文本’是在文本和读者之间发挥媒介作用的、用于呈现作品的所有语言和非语言的材料”(Genette,1997:1)；并对副文本的类型做出了分类，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书内副文本(peritext)、书外副文本(epitext)两大类。书内副文本包括与主体文本直接相关的，或同时呈现的部分内容，包括序跋、标题、注释、后记等；书外副文本则包括作者其他与主体文本相关的内容，如访谈等(同上：5)。据殷燕和刘军平(2017)调查和统计，自2011年以来，翻译的副文本研究激增，“翻译研究首次出现于2011年，翻译研究主题不仅首次出现时间离当今最近，又在突发起始时间上离当今最近，所以是这一领域的新兴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殷燕、刘军平，2017:24)。同时，根据关键词频次统计，2011年至2016年8月，“典籍翻译标引频次达17次，是该领域研究关注的焦点, 翻译策略和深度翻译次之；对译者的研究较为全面, 研究视角涉及到译者的翻译思想、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翻译观、译者风格和译者的国别性等”(同上：25)。2017年至2019年底，副文本的研究呈持续增长态势，有近百篇相关的研究论文，涉及理论基础应用研究的各个层面。由此可以看出，在翻译研究领域引入副文本研究的视角虽然起步较晚，但该视角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性逐渐被发掘，因为“译本的副文本体现了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观, 反映出译本在目的语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生产和接受机制,为我们研究翻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肖丽，2011:17)。关于副文本在翻译中的功能，最显而易见的是对主体文本的补充和阐释，这对于典籍类译出文本来说尤为重要；其次，副文本还具有媒介功能，是作者、译者与读者三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典籍文本在海外的传播。因此，本文圈定书内副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译文的序言、引言、注释、评论等。这部分内容与文本关联紧密，最能说明副文本功能的发挥及产生的效果。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古文创作数量颇丰。据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孔凡礼校注本《苏轼文集》(全六册)统计，共收录73卷20余种文体。国内外有十余位译者在不同时期先后对苏轼古文进行了翻译，包括《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凌虚台记》《留侯论》等名篇。译者群体大致可以分为本土译者和海外译者两类。本土译者有知名的翻译家杨宪益、林语堂等人，海外译者绝大部分是汉学家出身，如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卜立德(David E. Pollard)等；也有李高洁(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和刘师舜这样的外交官。不同译者、不同译者群体译文中的副文本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集中表现在译文序言及注释等两个副文本层面，也存在于译者后记及评论等形式中。下文将分类介绍苏轼古文英译中副文本的形式，并分析这些副文本在翻译中的作用和功能。

2.0 译文序言：翻译动机与翻译策略的陈述

对任何一部作品或译著来说，序言都是读者首先接触到的、与文本关联最紧密的内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译文或译著的序言分两种，一种是他人作序，一种是译者自序。两种序言的内容基本一致，多是介绍全书的主要内容和写作背景，他人作序往往还带有一定比重的评论，而译者自序则更加侧重记录自己翻译的过程，包括翻译的动机、翻译的策略等等。除序言以外，在正式译文之前，一般还附有一定篇幅的引言，或是梳理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文学成就，或是介绍文本体裁的发展脉络等。本小节主要研究的是译者自序，同时包括引言和后记等所有出自译者之手的副文本内容。上述列举的苏轼古文诸位译者，在译著中都写有序言或后记，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陈述翻译动机和说明翻译策略。

2.1 以陈述翻译动机为主的译者自序

关于翻译动机的研究可以从多个层面展开，究其根本，“翻译动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揭示翻译行为动机的本质”(田传茂，2013：94)，掌握译者的翻译动机对于开展后续相关的翻译行为研究至关重要。林语堂曾撰写《苏东坡传》(TheGayGenius:TheLifeandTimesofSuTungpo)，苏轼也是林语堂最喜爱的古代文人。他在《古文小品译英》(TheImportanceofUnderstanding)一书中的自序分为三个部分，详细说明了此书的由来及自己的翻译动机。开篇林语堂以讲故事的口吻记叙了朋友来家中做客的一段往事，朋友在参观了林语堂的私人藏书后，提议他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中文篇章进行翻译汇编，这就是《古文小品译英》一书由来的最初原因，即出于译者个人喜好。林语堂同时表明了自己的藏书并不是以所谓的文学经典为依据，而是选择并收藏了对自己有影响、从阅读中获得放松的体验、能引发自己共鸣的篇章和书籍，其中的情感、思绪和生活感悟是最重要的东西。第二部分林语堂首先表达了自己关于阅读的看法，他认为最好的阅读是“床边阅读”或称“睡前阅读”(bedside reading)，因为这个时候人处于最放松的状态；他所理解的“阅读”并不是读来能够使人兴奋的，而是能起到启迪心灵、冷静理智的效果(林语堂，2009：xvi)。随后，林语堂给出了这本译著名为TheImportanceofUnderstanding的原因，他认为最好的阅读可以加深人们对自我和生活的理解，这就是阅读的真正目的，他也正是基于此原则进行文本的选择和翻译。因此，结合前两部分内容，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林语堂的翻译动机。此外，林语堂还梳理了自己翻译这些作品时的心路历程，他提到了自己作为“编辑”和“译者”的双重身份对自己选文和翻译的影响，认为虽然对编辑而言，不需要考虑原文作者所表达的观点，但是作为一名译者，没有义务去翻译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即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因为翻译是一件极其微妙与细致的工作，如果翻译和自己情感没有联结的作品，可能无法译出好的作品；同时，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是为作者发声，只能当你将作者视为老友时，才能更好地在译作中为其发声，具体到翻译实践中，才能够给语言的转述和情感的再现留有一定表达的空间，并且不会因为源语和目的语的差异而引起表达上的误解(同上：xviii)。自序的第三部分，林语堂对此书的内容编排、主题划分和翻译策略进行了简要的说明。首先林语堂指出篇目的编排没有所谓的顺序，过分在意顺序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一般来说，中国传统文学选集或译著的编排体例或者依照时间，或是依照文体，但林语堂编译的《古文小品译英》按照主题分类，全书共分为15个主题，自序部分译者对每个主题都进行了解读，说明了自己设立该主题和选择相应文本的依据，例如对“human adjustments”，林语堂给出的主题注解是“最优秀的诗人和作家是如何折中并做出人生调整的”(同上：xxi)。其中，苏轼的文章出现在“自然”“艺术”和“文学”等主题下。

除了《古文小品译英》中的译者自序以外，在2015年出版的苏轼古文英译作品集《东坡笔意》中，“与友人论文书选”和“志林书札选”两个主题单元的前面，林语堂也分别撰写了一篇序言，既是主题的解读，也交代了选文的原则。在“与友人论文书选”主题的序言中，林语堂认为苏轼与友人的部分书信中承载了苏轼文学创作理念的精华，这里节选并翻译的是这些书信与文学创作理念相关的内容。而在“志林书札选”主题的序言中，林语堂也说明了这一主题的选文原则，即通过两次贬谪期间的尺牍书信作品，更全面地了解苏轼友善的人格和出众的幽默感。在这一主题下，林语堂又以“黄州”和“海南”两地分别为小主题，选择了部分创作于两地的作品。在这两段序言中，译者交代了自己文本选择的目的和原则，以及翻译的动机，也对每一主题下的内容进行了简要说明，起到了辅助文本理解的作用。

综上，在林语堂的译者自序和两个主题序言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其译作副文本的特点和功能。译者在自序中表达了自己翻译的动机和选文的依据，同时借由翻译观的表达，帮助读者建立对全书的初步印象，从而能够更好地加深对译文文本的理解。

2.2 以说明翻译策略为主的翻译笔记

在译作的序言和引言中，还有一种形式的副文本值得关注，即译者的翻译笔记，这部分内容虽然不常见，但却是对译者翻译策略及原则的最佳说明。宇文所安在《诺顿中国文学选》(AnAnthologyofChineseLiterature:Beginningsto1911)(1996)中，有专门的翻译笔记(A Note on Translation)用来说明自己翻译时在形式和词语选择上所遵循的原则。

整篇翻译笔记从译者的视角出发，首先提到了翻译对所有学者来说是一门“麻烦的艺术(a troubling art)”，并提到倘若翻译要遵循一个单一的原则，那就是强调译文的个性与特色，其与原文的差异在一个善于阅读中文的西方读者能够接受并理解的范围之内。宇文所安还提到了刘若愚关于翻译中“归化(naturalization)”与“异化(barbarization)”的观点，并且认为所有站在归化阵营的译者在翻译时考虑的是这些作品为何深受母语读者的喜爱，而不是为什么这些作品会受到目的语读者的青睐。由此，他明确了自己在翻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尽量避免“仿古(archaizing)”，要把这些文本“英语化”，按照英文表达的方式和习惯进行翻译(Owen，1996：xliv)。在阐明自己翻译的原则之后，宇文所安就译文中的词语选择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词语选择涉及时间、度量单位、乐器、建筑、花草等方面，比如在时间词语上，他指出中国古代按照阴历来计算时间，翻译中有时需要保留中文计时的方法，但为了与西方对季节的概念保持一致，尽管不完全对应，也会将其转移成相应的公历月份。在建筑类的词语方面，他首先简单介绍了中国古代建筑与身份地位的对应关系，越显赫的家庭面积越大，且内部构造与分区越复杂；然后对“亭、台、楼、阁”等常用建筑名称的意义进行了注解，例如“楼”的意思是“a building of more than one story that is usually wider than it is tall; it were also built on top of city walls and over gates for defensive purposes”(同上：xlvi-xlvii)。因此，他给出了不同语境下“楼”的译法，置于高处的“楼”可以译成“tower”，平地上的“楼”则可以译成“mansion”“building”或者“[room] upstairs”。

这一段翻译笔记虽然没有穷尽译者在译文中使用的所有翻译技巧和原则，但是明确了总体上遵循的“归化”的翻译原则，同时对部分重点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和说明，降低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困惑与误解的可能性。译者笔记形式的副文本单独存在于翻译类文本中，并具有特殊的价值。通过对翻译策略的论述，译者从翻译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如何做到更好的翻译，使译文更加严谨和规范，有效地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3.0 译文注释：文本内容的深度阐释

译文注释是副文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汉译英作品，尤其是典籍作品的英译，都附有一定比例的注释，对原文中具有特色的历史和文化内容进行注解，也会就文中存在疑问和争议的地方给出译者自己的解读。注释分为文内注释和文末注释两种大的类别，主要根据编排体例上的差别来区分。不同于译者自序和引言中纲领性的介绍，译文中的注释与文本的结合更为紧密。在注释部分，译者往往会加入自己对文本的主观理解，注释对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和文本的深度阐释具有重要意义。苏轼古文多议论说理，且善于引经据典，因此文本内容难度较大。各种英译文中，都附有一定程度的注释，主要以解释人名地名、文学历史典故为主。其中，李高洁译文中的注释最为详尽。他在《苏东坡文集》序言中提到了注释的必要性，他从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特点入手，指出古文引经据典的写作习惯使得翻译中的注释成为必要的组成部分(Clark,1931:19)，这一点在苏轼的赋体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随后出版的《东坡赋》译文集中，每篇文章后面都附有大量的注释，对文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等进行注解，以降低读者阅读的困难。

以《赤壁赋》为例，这是苏轼为人熟知的一篇赋体文，也是宋朝“文赋”的代表，作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全文写景抒情与说理三者合一，既保留了赋的语言特色，又打破了其在句式韵律上的限制，融入了散文抒情的写法，使文章读起来在富有声韵美的同时，又情感细腻、论说得当。在翻译中，除了语言上保留部分四六骈句造成了一定的翻译难度之外，苏轼在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典故更是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李高洁对文本的注释，一是时间、地点、人物等专有名词，二是历史事件，三是文学典故。《赤壁赋》译文全文总共有22条注释，占6页多篇幅，比译文更长，这些注释中篇幅最多的是历史事件和文学典故。首先在时间地点方面，注释第一条就澄清了苏轼对“赤壁”地理位置的误解，指出苏轼游经的赤壁并不是当年三国周瑜和曹操之战的赤壁，虽然两处地方都在湖北，但具体位置不同。李高洁对基本时间地点概念的注释不仅反映了译者的严谨，也有助于帮助读者建立时空的概念，通过历时与共时的双重对比，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创作意图和实际内涵。注释1原文如下：

注释1：According to the commentator Land Yeh, Su Tung-p’o was mistaken when he identified this spot as the place where Chou Yu burnt Ts’ao Ts’ao’s fleet, an incident recorded in the San-Kuo-Chih. The poet was in the Huang-kang District, at a spot called Ch’ih Pi-chi in Hupeh Province, when he wrote the two poems on the Red Cliff, while the historical incident mentioned above took place in Chia Yu District (near Hankow), also in Hupeh Province. (Clark 1964:129)

其次，因为《赤壁赋》全文是苏轼对三国之战的追念，借古怀今，感伤自己被贬的命运，因此苏轼在文中提及了部分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果离开了注释，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势必产生更大的困惑。注释10和11对曹孟德及其“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两句诗进行了详细的注解。注释中不仅指出了这两句诗的出处，还附上了英译的全文，并且对曹操这个三国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创作这首诗的背景进行了简介，内容非常全面，在《赤壁赋》各个译本的注释中是最详细的。其次，文章还使用了大量的典故，这些典故也是注释的重点部分。如“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一句，借鉴了屈原《离骚》中的辞藻，但在文中的实际意思却发生了变化，这里的“美人”不是面容姣好的女子，而是指理想的君王，因此文中译成“beautiful maidens of old”(同上：127)。有了这些注释的帮助，读者阅读译文的难度大大降低，在阅读的同时还能了解中国的历史及其他相关的文学常识。因此，文内的注释在深度阐释文本内容的基础上，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十分有助于中国经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注释10原文如下，注释11篇幅较长，这里不再列出：

注释10：This poem 短歌行，appears in the Selections of Writings (文选卷二十七)and is ascribed to Ts’ao Ts’ao of the Wei State, A.D. 155-220.

“The moon is bright, the stars are few,

The raven flies towards the South;

Thrice circles round the tree-top,

To find where it may perch.”(同上:131)

此外，在很多国内译者翻译出版的译本中，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注释，即古文的原文及其今译文。国内译本主要面向的读者群体大多是国内高校英语及翻译专业的学生和从事翻译研究的工作者，因此为了帮助这部分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内容，多以汉英对照和古今对照的形式一并出现，比较典型的译本是《大中华文库·唐宋文选》。但是白话译文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古文今译的译者不详，有可能出现对文本误读的情况；再者，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代表性成果，中文白话译文的存在实际对读者进行了预设，即能够看懂现代汉语的海外读者；然而实际上，这套丛书面向的读者群应该是汉语非母语者，具备高水平汉语阅读能力的读者毕竟是少数，因此对于白话译文存在的必要性也一直颇有争议。在海外译者的译本中，基本上都只出现译文，有时会出现文本的中文标题，如卜立德译本，这是因为英美读者大多不具备阅读中文原文的能力，增添中文的原文反而会加重读者的阅读负担。

4.0 文本评论：学术研究思维的发散

文本评论相较于前两者而言，不属于常见的副文本内容，但是它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在对文本进行评论的过程中，译者将自己切换到研究者的身份，凭借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对文本进行分析，通过简短的文字告知读者文本的核心思想和语言风格等。文本评论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源文本的解读和评价，二是对翻译重点和难点的评析，其中又以前者为主。就苏轼古文的英译而言，这部分内容目前只出现在海外个别译本中，分别是宇文所安《诺顿中国文学选》和卜立德的《古今散文英译集》(TheChineseEssay)。

宇文所安的译本类似文学史的编排，书中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自兴起直到1911年的发展历程，在对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不同作品主题及不同作家进行介绍与评价的同时，附有相应的译文作为补充说明。虽然有对苏轼专门的主题介绍，但是苏轼的文本分散出现在全书不同的主题下，前后间隔400多页。例如，在讲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宴席(feast)”这一主题时，最后一篇例文是苏轼的《前赤壁赋》；《石钟山记》的译文出现在宋朝“地点(place)”一节，其余的文本都统一安排在以苏轼为主的作家主题下，但同时打破了文体和作品主题的限制。在“地点(place)”这一主题下，宇文所安先就主题进行解读，说明以地点描写为主的游记文学是唐宋散文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从中西游记文学对比的角度展开，指出中国游记文学盛行的背景，同时指出两者的区别，认为相较于欧美善于记叙长途的探险之旅，中国的游记文学多描述的是国内甚至寓所周边的景致；并且游记文学也逐渐描绘出一幅文人心中的中国地图(Owen，1996：621)。随后，他对苏轼的游记文学和代表文章《石钟山记》进行了点评，认为苏轼是宋朝最知名的散文家，很多游记类文本中都会首先陈述所到之地的历史、前人的游踪以及地点命名的由来，《石钟山记》的大致内容也是如此。但苏轼不仅仅局限于此，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纠正了前人对“石钟山”名称由来的误解。另外，在《游白水书付过》《记承天寺夜游》和《书游垂虹亭》等三篇题跋类文本之前，宇文所安对于这类“非正式的散文(informal prose)”也做了简要说明，这些简单的题跋游记类文本描写的是游历途中当下的景色与作者的心境，这种意想不到的境遇正是宋代文学的乐趣所在；在《放鹤亭记》的题解中，他指出苏轼的很多记体文都与他的朋友有关，他试图通过“亭”与“鹤”以及“放鹤”这一行为说明对渴求之物应持洒脱的态度(同上：681)。宇文所安在类似的文本评论中加入自己对苏轼古文主题的解读，较单纯的翻译文本更具深度，也相应地提升了其译作的学术价值。

卜立德的译著又不同于宇文所安，虽然他以近现代散文研究为专长，但在古代散文领域，对于苏轼的赞扬和译文比重都是最高的。译本以作家作品为主题划分，每位作家都附有作家评论(commentary)，部分译文之前附有译者笔记(translator’s note)，而苏轼的每篇译文之前都有单独的译者笔记。作家评论部分的内容与其他译本的序言或引言类似，对苏轼的生平和文学创作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而译者笔记部分主要是对文本的深层次解读。在《凌虚台记》的译者笔记中，卜立德首先介绍了凌虚台修建和苏轼作文的背景，然后指出很多人对于这篇文本整体持嘲讽态度的评价可能存在误解，他认为苏轼早年不可能如此直白地对官位远在自己之上的太守和朋友的父亲提出批判和指责(Pollard, 2000: 52)。这一观点较为新颖，对于文本的解读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卜立德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建立在自己对文本的阅读和对苏轼的了解基础之上的，有其合理之处，但同时也可能会引起相关的学术争鸣。

宇文所安和卜立德二人对于文本的评论突显出二人的学者身份，他们在译著中，不仅仅就翻译而翻译，而从更多角度对文本进行深入剖析，在对文本建立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之后再进行翻译，体现出作为研究者和学者严谨的学术态度。而文本评论的内容虽然简短，但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其他研究者来说都大有裨益。普通读者可以通过对评论的阅读，事先了解文本的思想核心，研究者则可以清楚地了解译者在进行翻译之前的心理活动，同时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译文，加强彼此的学术交流，通过研究思维的发散，展开更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

5.0 结语：对中国古文英译及研究的再发现

译者自序和引言、译文注释及文本评论等副文本内容，和译文本身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翻译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和功能。自序和引言类副文本，陈述了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有助于读者更为全面地理解译文的背景和语言。不同类型的文本注释，通过对文本中的语言难点进行深度阐释，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同时，普及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常识，有效地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文本评论则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为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可供发散的研究角度，同时也激发了更多学者进行汉学研究的兴趣。苏轼古文英译的副文本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上述列举的各类副文本形式几乎全部出自于海外译者之手，国内译者群体在副文本的使用程度上明显低于海外译者，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翻译动机及目标读者群体的不同。然而，尽管国内译者的译本看似主要面向国内外翻译工作者及翻译专业的相关学生，但这两类人群对于中国传统典籍是否有着足够的理解尚未可知；而且“本土译者大体上是以坚持中国文化传真和文化自信为主的，对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表达多采取求真的方法”(周领顺、任俊，2020：107)。因此，为避免翻译中可能出现的误译或者阅读中隐形存在的理解障碍，在国内译者的译本中增添类似的文本注释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改善典籍文学“译出”的被动局面。

鉴于副文本在古文英译文中具有多重文本内部和外部功能，在古文及其他典籍类文本的翻译中，理应进行推广，并根据不同的需求辅以相应的副文本。首先，可以大致将文本注释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文本内容的注释，如上文所说；另一种是对译者翻译原则的注释，即译者自行对遣词造句进行注解，以便专业读者展开比对和思考。其次，在其余副文本类型中，开篇的译者自序或引言部分，往往以交代和介绍作者的生平背景和文学创作经历为主。倘若从译者身份及译者行为的视角出发，理应对译者的背景也做一定比例的介绍，如文化背景、教育背景、翻译经历等等，使读者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行为依据，从而在进行译文比读和翻译批评时，更具全局意识。再次，目前译作的副文本形式集中于注释、序言等书内副文本，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后续可以适当增加其余形式的副文本内容，如作者或译者访谈及私人信件等，以期更为全面地再现翻译时的历史语境与时空环境。综上，副文本对于典籍翻译的意义不言而喻，增强对副文本功能的研究无疑对于扩大中国典籍文本海外读者群，加速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进程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