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波 张景添

(1.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2. 山西工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1.0 引言

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于1907年至1912年间以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群岛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现在被淡忘的“太平洋故事集”，如《南太平洋故事集》(SouthSeaTales,1911)、《骄傲之家及其他夏威夷故事》(TheHouseofPrideandOtherTalesofHawaii,1912)、《太阳之子》(ASonoftheSun,1912)以及记录他的南太平洋旅行的游记《“蛇鲨号”巡航记》(TheCruiseoftheSnark,1913)。“太平洋故事集”不仅继承美国文学中的太平洋书写传统，还广泛地书写麻风病、象皮病、黑水热等热带疾病，让人印象深刻，触目惊心的各种疾病已然成为“太平洋故事集”的重要主题。杰克·伦敦为何以恐怖的疾病作为太平洋叙事的主题？透过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作为隐喻”(2003:53)的观察棱镜，不难发现伦敦笔下的热带疾病都不再只是简单的病理事件，而是变成了一种负载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太平洋地区殖民扩张文化的隐喻，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文化意蕴。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强国炮制了许多所谓具有科学理性的热带疾病理论，譬如热带医学理论和殖民医学理论等，来服务帝国的殖民扩张，这些理论“本身就具有‘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性质”(李尚仁,2012:12)。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纷纷为帝国话语的流通背书，为帝国扩张的所谓“正当性”辩护。本文结合19世纪以来服务于西方帝国扩张的“热带疾病”理论的流通语境和伦敦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剖析伦敦的疾病叙事与帝国话语之间的互动勾连关系。

2.0 “热带疾病”与帝国话语的生成

1913年，麦尔维尔的《泰比》出版67年后，伦敦乘着“蛇鲨号”追寻着麦尔维尔的脚步来到泰比河谷，然而他对曾经天堂般的、而现在却疾病横行的泰比河谷非常失望。在《“蛇鲨号”巡航记》中，昔日麦尔维尔笔下风景如画的泰比河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片渺无人烟、野兽嚎叫的热带荒野和疾病肆虐的热带图景。他在夏威夷岛上还见到了众多怪诞恐怖的麻风病人，“他们身形已经没有了人的样子，像是在地狱中遭受了千年的折磨一样”(London,1912:50)。面对如此巨大的落差，伦敦(1913:167)不禁发出感慨：“麦尔维尔看到了一个花园，我却看见了一片荒野”。此外，深受象皮病困扰的岛民在塔希提岛上随处可见，他们的“腿和脚已经不象样了，变得畸形，像大象腿一般”(London,1913:207)。目睹形形色色的病人后，伦敦以象皮病为例谈及岛民患病的根源问题，“有理论认为，这里的人们属于易染病的体质，另外还因为气候适应问题”(1913:207)。伦敦并非专业医生，他却毫无辨别地相信塔希提岛民生来容易感染病菌的理论，说明了他深受19世纪盛行的“热带医学”理论和“环境决定论”的影响。

热带医学(tropical medicine)一词起源于西方，“始自欧西列强争夺亚非拉热带地区的殖民主义鼎盛时期”(钟慧澜,1986:3)，热带医学理论认为，“与日渐安全又洁净的温带地区相比，热带世界就是一片原始又危机四伏的地区”(Arnold,1988:7)，因此在热带地区产生各种疾病也就不足为奇。其实早在18世纪，欧洲就出现了一种把疾病归咎于地理环境因素的趋势。19世纪下半叶以降，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如火如荼，而此时的热带医学理论也甚嚣尘上。谢尔登·沃茨(Sheldon Watts)认为这两种现象并非毫无关联，热带医学理论已经沦为服务于帝国殖民和扩张利益的帝国医学话语，其目的就是让“白种人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居住，或者至少能让他们掠夺这个地方的资源”(1997:viii)。南希·斯特潘(Nancy Stepan)一针见血地指出，“热带医学其实就是殖民地医学，热带疾病就是殖民地人民的疾病”(2001:28)。热带疾病理论的广泛流行使得殖民者对此条论断深信不疑：正是环境决定了种族和文明的优劣。“环境决定论”与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密不可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认为自然世界中的“适者生存”的法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白种帝国主义民族的‘文明化’形式代表着整个进化所趋向的某种终极目标”(狄肯斯,2005:15)，他们还认为“欧洲人处于进化链的顶端，他们理所应当要掌控其他的人种”(Watts,1997:xiii)。伦敦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狂热追随者，“他的四个学术前辈，便是达尔文、斯宾塞、马克思和尼采”(斯通,2003:92)，因此伦敦不仅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也受到这一时期盛行的热带医学理论和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因而在“太平洋故事集”中书写了麻风病、橡皮病等形形色色的疾病，积极推动了帝国医学话语的广泛流通。

其实，19世纪下半叶西方生成的“热带疾病”理论并非横空出世，而伦敦这一时期的疾病书写的原因也并非无迹可寻，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方关于疾病的各种负载医学想象和文化偏见所谓经典阐释。首先，古代西方人往往认为疾病是因为人性的堕落和心灵肮脏不洁而遭受上帝的惩罚。《圣经·旧约·利未记》第十三章中就对麻风病有如下记载，“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2009:105)。疾病是因人类堕落不洁而遭受上天的惩罚这一观念随着基督教在西方的广泛传播而得以播撒。在《南太平洋故事集》中的短篇小说《唷！唷！唷！》(“Yah! Yah!Yah!”)中，太平洋岛民们就认为岛上所发生的瘟疫“是一种很恐怖的魔鬼”(London,1911:147)，疾病和瘟疫是魔鬼，是上天降下的惩罚。其次，古希腊时期兴起的希波克拉底学说(Hippocrates)也对“热带疾病”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该学说认为“疾病是身体构成紊乱而致，而这种紊乱与环境和气候紧密相关”(Hippocrates,1923:xvi)。在伦敦笔下，麻风病、橡皮病等形形色色的疾病在南太平洋岛国施虐，间接呼应了疾病与特定地理环境直接关联的所谓“热带疾病”理论。到了19世纪，疾病理论和此时大行其道的种族论调相互勾连交织，成为欧美帝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人眼中，位于热带地区的南太平洋岛屿之所以爆发形形色色的疾病，正是因为热带地区是落后的、有待教化的低劣民族的聚集区。最后，19世纪末产生的细菌学说(Germ Theory)也是助推热带疾病理论的重要因素之一。该理论偏激地认为“‘原始’种族更倾向于携带、存留和传播病原体”(Anderson,1996:118)。到了伦敦所处的时代，热带在医学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描述，“它暗示了一个明显的气候、种族和疾病上的疑难问题”(Stepan,2001:157)。

但是，太平洋土著对于他们如何感染了疾病是毫不知情的，因为真相被白人刻意掩盖起来。在《南太平洋故事集》中的短篇小说《异教徒》(“Heathen”)中，当谈论起天花的入侵时，土著人说，“我真不清楚天花怎么会传到船上来……岸上根本就没有这种病例”(London,1911:153-154)。伦敦在多篇短篇小说中刻意回避和掩盖白种人是病原体这一真正原因。从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新教传教士接踵到达夏威夷(Jarves,1843:220；Alexander,1936:173-175)，伴随白人而来的不是“福音”，而是各种病毒和细菌。尽管伦敦在《“蛇鲨号”巡航记》中无意中提到疾病是随着白人的入侵而来的事实，“当白人踏上这片土地，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细菌，泰比人就在这些疾病和细菌面前弯下了腰”(1913:170)，但他并非旨在说明正是白种人给南太平洋岛屿带来灭顶之灾，而是要为白种人带来疾病这一说法进行冠冕堂皇的狡辩，“人们被迫得出白种人滋生了肮脏和腐败这样的论断，但这无非是物竞天择罢了”(1913:170)。

3.0 麻风病的丑化和美化：帝国偏见与“太平洋迷思”

伦敦在一系列南太平洋小说中极尽丑化麻风病人之能事，把夏威夷描绘成一个可怕的麻风病肆虐的疫区。短篇小说集《骄傲之家及其他夏威夷故事》中有六个短篇小说以麻风病为题材。这些小说中的麻风病人形象大都是丑恶、鄙俗和病态的，他们“就像是上帝造人时被毁容的大猩猩，甚至连普通的大猩猩也可以算作天使”(London,1912:50-51)。除了相貌丑陋，麻风病人甚至还具有攻击性，譬如在小说《科纳警长》(“The Sheriff of Kona”)中，一个“没有鼻子，没有嘴唇，一只耳朵因肿胀变形而垂在肩膀上”的麻风病人在与白人发生打斗时咬了白人一口，白人“看起来就像被狗撕啃了一样”(London,1912:228-229)。可见伦敦对麻风病人的描写依然沿袭了西方传统文化对于麻风病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他对麻风病人的极端丑化甚至招致了当地人的不满，被当地人指控“利用夏威夷岛的一个微小生活侧面恐吓游客……令世人认为生活在夏威夷的每个人都是可怕的麻风病人”(London,1986:10)。

令人困惑的是，伦敦不仅极端丑化夏威夷的麻风病人，他和他的妻子还极度美化莫洛凯岛上的麻风病隔离区，把其粉饰成天堂。这种前后矛盾的叙述着实值得深究一番。夏威夷的莫洛凯岛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呢？事实上，夏威夷政府在1865年通过了《防止麻风病扩散法案》，根据此法，患麻风病的人会被强行带至莫洛凯，被迫与家人分离，被隔离病人往往都是夏威夷本土人民，就算当地的白人患了病，他们也会花钱买通医生，然后离开这座岛屿(Edmond,2006:147)。由此可见，莫洛凯隔离区实则是一片恐怖的流放之地，是令人心惊胆颤的阴森地狱。在踏上莫洛凯之前，伦敦深知莫洛凯隔离区是“地狱的起点，是地球上受到最恶毒诅咒的地方”(London,1913:91)，但在他的游记《“蛇鲨号”巡航记》中，夏威夷却被粉饰成一个伊甸园般的乐园。他很享受这里的生活，甚至在国庆节这天还同800多个麻风病人欢聚在一起庆祝节日，“任何一个像我一样亲身参与的人都会享受这里”(London,1913:94)。由此可见，尽管莫洛凯岛是人间地狱，但伦敦却极尽美化之能事，硬是把地狱粉饰成天堂，最后伦敦甚至信誓旦旦地宣称：“如果要我选择余生呆在莫洛凯岛，或是伦敦东部，或者纽约东边，或者芝加哥的农场，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莫洛凯”(London,1913:105)。伦敦的妻子查弥安·伦敦(CharmianLondon)在游记中也同样美化莫洛凯隔离区，她认为莫洛凯“即便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岛屿，也是夏威夷岛上最美的地方之一”( London,1918:123)。

伦敦夫妇俩一边丑化麻风病人，而另一边却又美化麻风病人隔离区，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叙事话语其实本质上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它们成为有机统一的整体，完全服务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把岛民丑化成就了白人殖民者所谓的“昭昭天命”观，把麻风病人隔离区孤岛包装成一个欢乐的伊甸园其实是为海外殖民地的存在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实际上，莫洛凯岛上的“种族隔离政策并没有阻断麻风病的蔓延”(Edmond,2006:154)，这些岛上的麻风病人像被判刑的犯人一样被终身监禁直至死亡。莫洛凯成了与世隔绝的流放之所和疾病肆虐之处，成为西方人眼中的邪恶和堕落之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隔离区实乃人间地狱的真相在伦敦的短篇小说《科纳警长》中得到真实的呈现：科纳警长因为患有麻风病而被移至莫洛凯岛隔离区，但他的白人伙伴们却因为无法接受现实而冒险营救他。这则故事间接证实了莫洛凯隔离区在白人眼中并非天堂，而是避之不及的地狱。被粉饰的谎言终究是谎言，但是在帝国扩张如日中天的时代语境下，踏上南太平洋岛屿的“白人新教徒集团始终坚定不移的认为麻风病是夏威夷本土的疾病，这成为了他们的一种信念和希望”(Edmond,2006:147)。

最后，伦敦看待麻风病的病源问题还暴露了他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帝国迷情。在短篇小说《麻风病人库劳》(“Koolau the Leper”)中，麻风病人基洛丽娜(Kiloliana)询问库劳是谁把麻风病带来的，库劳回答道：“这种疾病也伴随着中国奴隶来到这里，我们遭受此病的折磨，也因此被囚禁在莫洛凯”(London,1912:54)。伦敦毫无根据地假借小说人物之口将麻风病之源归咎于中国人，让中国人无辜背黑锅，这无疑体现了他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和帝国迷情。首先，“麻风病”一词正是西方创造出的关于东方的负面想象的词汇。从词源上看，夏威夷语中“麻风病”一词的最初名字是“maipake”，意为“中国疾病”，因为西方人普遍认为麻风病是由中国劳工所带来的(Edmond,2006:146)，由此可见“麻风病”一词一开始就是西方为推行霸权扩张而编造的词汇，本质上不过是西方撒播类似于“西班牙流感”那样的“政治病毒”而已；其次，从麻风病的命名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试图把“麻风病”与中国强行捆绑在一起，从而赋予“麻风病”东方式的韵味和格调，从而为西方殖民东方提供冠冕堂皇的托词，正如尼尔·乔纳森(Niall Johnson)所说的那样(2006:153)，“这种疾病的命名方式体现了外在化的责备”，即伦敦借麻风病人库劳之口将麻风病的病因归罪于中国劳工，这清晰地反映了他的帝国迷情和“东方主义”意识形态，而这种根深蒂固的、偏执的帝国迷情紧紧地依附在欧美的“太平洋书写”传统上，最终生成了“太平洋迷思”(PacificMyth)这一殖民文化现象：自现代以来特别是18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集团为了实现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和帝国扩张的梦想，编造、杜撰关于太平洋岛国的各种真假含混、是非掺杂、黑白颠倒的神话和幻象；在西方文化里，环太平洋地区被刻意塑造成为一个一维的、文化单一的异域之地，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太平洋曾经是一个梦想的地方，现在依然是一个堕落的梦想之地”(Edmond,1997:6)。随着夏威夷、塔希提等众多太平洋岛屿被西方人发现，“从这一时候起，西方关于太平洋的各种表征将在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19世纪的基督教、科学与社会理论、现代绘画、人类学和大众文化的历史上形成重要的章节”(Edmond,1997:7)。其实，欧美文化中流通的“太平洋迷思”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文化的衍生品，是西方关于东方的文化想象，服务于西方帝国的太平洋扩张。

4.0 白人的“免疫性”与“帝国气质”

伦敦的帝国情迷不仅体现在他丑化麻风病人和美化粉饰麻风病人隔离区的行径上，还可以从他刻意塑造欧洲白人男性的“男性气质”和编造他们超强的“免疫性”(immunity)的行径上全部洞悉。与所谓的丑恶、鄙俗和病态的夏威夷人相比，伦敦笔下的欧洲白人男性普遍被塑造成具有强壮的体魄和对热带流行病的强大免疫力的形象。伦敦塑造男性气质话语的终极目的就是“试图控制整个世界”(Hall, 2006: 9)，强化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利益。

伦敦笔下的白人大多被塑造成具有超强的免疫力的阳刚男性。在探访泰比河谷时看到患象皮病的土著后，伦敦非常傲慢地说：“我们白种人既是数千代与微生物斗争群体中的幸存者……我们活下来的正是因为具有免疫力，我们是最适合生存在这个满是恶毒的微生物世界里的人”(1913:170)。在他看来，白人的免疫力就是扩张力和竞争力；如果强健的体魄是推行帝国霸权的重要保障，那么白人的免疫力则是“帝国气质”的基础和前提。事实上，“不论免疫性还是易感染性都成为了白人种族优越性的标志，免疫性代表着他们与生俱来的强健体质，易感染性则代表了白人文明过于先进而无法适应热带地区”(Edmond,2006:112)。为了编造白种人所谓对疾病的“免疫性”，伦敦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些具有超强免疫力、具有男性气质的白人男性形象。在小说《骄傲之家及其他夏威夷故事》中，白人传教士后裔珀西瓦尔·福特(Percival Ford)具有迷人的男性气质，他“体格很好，从未得过病，甚至连一些小病都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London,1912:6)。无独有偶，小说《唷！唷！唷！》中的白人麦卡利斯特(McAllister)的身体也“极其好，既不发烧，也不感冒，痢疾与他擦身而过”(London,1911:124)。极为荒谬的是，为了塑造麦卡利斯特这尊充满男性气质的“金身”，伦敦甚至把麦卡利斯特不常患病的原因归功于其嗜酒的习惯，他认为麦卡利斯特“被酒精浸透了，以至于细菌无法滋生”(1911: 125)。伦敦认为酒精足以抵抗细菌的入侵也暴露了他的愚昧和无知，事实上在酒精的麻醉下，伦敦塑造的白人“阳刚之躯”恰如泥身，一触即溃。

伦敦在小说中还极力掩盖白人男性非常脆弱、常患热带衰弱病这一基本事实，以撒播美国白人男性具有所谓的超强免疫力的神话，从而维护帝国形象和帝国利益。实际上，白人远非伦敦所说的那样具有很强的免疫性，相反，他们身体非常脆弱，因此常患热带衰弱病，譬如“居住在所罗门群岛二十多年的白人们因远离家乡而饱受思乡之苦的折磨”(London,1911:200)。这里提到的相思病其实就是热带神经衰弱症(Neurasthenia)。“神经衰弱”这个病名自19世纪60年代起在美国人中认知度很高，1867年，美国神经科医师比尔德(George Beard)用“神经衰弱”来巧言令色地描述一种他认为只发生在美国人或美国文明中的症候群，其症状包括劳累、消化不良等症状(Anderson,2006:131)。这些在太平洋岛上拓殖的美国人因离乡背井而饱受精神之苦，而热带地区炎热的环境气候往往也会造成白人精神和体力的衰退，使他们萎靡不振。然而伦敦罔顾基本事实，在小说中掩盖白人殖民者常患神经衰弱的真相，不予余力传播欧洲白人男性具有超强免疫力的所谓神话，其根本目的无非是向外界展示美国的帝国气质依然“轩昂”，殖民力量仍旧“巍然挺立”！譬如小说《莫基》(“Mauki”)中，在太平洋岛上患了神经衰弱的德国人马克思·邦斯特(Max Bunster)试图用施暴的极端方式来掩盖自己患病的事实。邦斯特用暴力打死了自己在岛上所娶的两任妻子，岛民认为他“脑子有病，说他半疯癫都是对他的施舍”(London,1911:103)。由此可见，邦斯特不仅因免疫力低导致他患神经衰弱症，而且病情严重到随意施暴的地步。对于西方白人男性而言，通过海外拓殖疆土来展示阳刚气质原本就是西方霸权文化赋予他们的“使命”，然而他们一旦染上神经衰弱症，就被视为失去了男性气质，即失去了西方社会赋予他的社会属性。在迫切需要彰显男性气质的西方殖民扩张时期，这种男性气质通常和帝国气质联系在一起，所以白人一旦在热带地区患上了神经衰弱，则被视作男性气质的退化或者丧失了男性气质，这意味着同男性气质形影不离的帝国气质一同丧失殆尽，这对帝国统治者来说是绝不能容忍的，因此一旦发现白人殖民者有精神萎靡不振的现象，那么“往往还没等他们玷污了白人优越的形象，这些身体或精神上不适的人很快就会被送到收容机构或被立即遣送回欧洲”(Arnold,1988:8)。

此外，为了描画白人殖民者阳刚勇武的男性气质，伦敦还特意把土著矮化成阴柔的形象，以此来反衬脆弱的白人的所谓“男性气质”。譬如土著莫基(Mauki)的脸“带着柔和的女性气息”(London,1911:86)；《麦考伊的种子》(“The Seed of Mccoy”)中的土著酋长麦考伊(Mccoy)“睁开棕色的眼睛，像女人一样甜美地走向岸边”(London,1911:265)。伦敦刻意把太平洋土著塑造成阴柔的形象，其目的无非是反衬脆弱的欧洲白人的阳刚之气，这种所谓的“男性气质”就像酒精一样浸润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性与文明优越感，使得他们飘然地认为自己在“种族上优于别的人种，并且更富有男子气概，因此也更文明”(Anderson,2006:132)。伦敦这样的欧美白人不仅认为他们在人种上优于别的人种，而且还认为他们有教化甚至拯救所谓“落后”文明的使命，这是他们所谓的“天命”。这种“天命论”思想也像《唷！唷！唷！》中浸透了麦卡利斯特的酒精一样浸透了美国人的集体意识，使得美国人笃信他们在攫取帝国利益的进程中具有免除一切国际责任和道德义务的“免疫性”或者“例外性”(Exceptionalism)。譬如1898年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美国吞并夏威夷的过程中就曾冠冕堂皇地宣称：“我们需要夏威夷就像我们需要加利福尼亚一样，而且更加需要。这是天定的命运”(弗里曼,2015:215)。正是在“天命论”幌子的掩盖下，美国迈开了海外扩张的步伐，以极为隐蔽的方式征服了夏威夷、菲律宾、关岛和萨摩亚等太平洋国家。

5.0 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海外扩张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如火如荼、服务于帝国扩张的帝国医学理论大肆横行的狂热历史语境下，杰克·伦敦的“太平洋书写”不可避免地感染了帝国“病毒”。尽管伦敦为了美帝国扩张利益在“太平洋故事集”中不余遗力地塑造白人的“男性气质”和所谓“免疫性”，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伦敦自己也并未获得他所竭力塑造的免疫力，在他的南太平洋之旅中，他因为抓挠了一些被蚊子咬过的地方而致使他周身长满痘而痛苦难耐，尽管如此，“他把这些困苦也当作一种享受，因为他觉得这是拓荒者传奇性的困苦，征服世界的白种人传奇性的困苦”(斯通,2003: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