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芹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1.0 引言

《矿童》是南非黑人作家皮特·亚伯拉罕斯在1946年种族隔离制度(1948)尚未全面实行之前创作的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小说，据信是第一本用英语书写的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南非小说，代表了南非黑人书写现代文学的开端。小说关注当时南非政治生态，因而对这部小说的文学研究，可以为对南非当时政治空间的研究提供相对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将南非严重的种族歧视和黑人在生活中遭受的迫害展现出来。相较于上一部作品《城市之歌》(SongoftheCity)这本书更加关注南非的政治因素”(Wade,1990:94) 。

南非黑人在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中期开始实现城市化，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经济繁荣及二战时期政府对黑人流入城市限制的暂停，为黑人大规模城市化铺平了道路。在如此历史背景下，亚伯拉罕斯同泛非主义者帕德摩(Padmore)一起，将出版读物视作挑战政治的策略。他以这一时期黑人大规模城市化为背景，描写了黑童绪玛在以约翰内斯堡为代表的南非种族主义社会中的成长。主人公从偏远农村来到镇区，被酒馆女老板莉亚收留，并跟着酒鬼约翰来到矿地工作认识了白人帕蒂。不久后他与女教师艾丽萨相爱并同居，但艾丽萨很快不告而别。后来酒馆被查，绪玛工作的矿地因存在安全隐患导致约翰和白人克里斯丧生。帕蒂为了维护黑人权利被捕，而绪玛在矛盾爆发时逃离了矿场，但最后决定回到约翰内斯堡。小说中的约翰内斯堡“从建城之初，就是南非现代化的动力之所在，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技术与黑人劳动力密切结合的空间点，也是南非黑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尚宇晨，2011：69)。“约翰内斯堡首次被南非作家作为表现黑人生活经历的舞台。《矿童》将黑人置身于城市景观中，并对制约和剥削着黑人城市化的官方话语提出了反驳，它站在黑人立场上反对空间化的种族主义二元论，并指出黑人聚集区潜在的苦难”(Jones,2012:214) 。本文主要研究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小说《矿童》中的空间政治书写，解读文学空间中的自然社会空间背景，结合生成文本的自然和政治景观背景，从空间角度探究上世纪中叶，种族隔离制度尚未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之前，南非黑人的生活图景,以期冀能丰富国内对南非种族隔离社会的认识。

2.0 约翰内斯堡：隔离的社会空间

小说中的空间依靠文本和读者的阅读体验而抽象存在，不是简单的背景和故事发生的地方，而是虚构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作用的场所，是由互动力量所产生的异质文学场所。文本中以地理物象和景观为基础的空间形态是文学创造的产物,也与“客观存在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空间有重要的联系”(曾大兴,2016:75)。《矿童》对约翰内斯堡的描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流或强势集团主导下，种族隔离的空间秩序。小说中约翰内斯堡的城市空间划分表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约翰内斯堡是不同社会背景的城市中形成的独特的社会文化产物，是种族主义下空间表征的产物。

首先，小说中约翰内斯堡的城市空间划分，是独特的社会文化产物，是种族主义的空间表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非，从农村来到城镇的黑人工人大量涌现，造成“大型集聚区”的涌现；同时约翰内斯堡白人生活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又向着黑人聚集区移动。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并维护居住在城市中心白人的“族群纯洁性”，一方面，白人政府划出城市周边的空间供黑人生存，二战期间甚至给被抢占土地供热，但这终究只是出于经济原因对既有空间政策的修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通过法律条令将黑人群体隔离到了这些地方，希望以此消解零星分布于城市中的镇区。空间和空间性对种族空间具有型塑作用，在种族和阶级“空间表征”的规训下，物理空间的区隔实现了社会空间的隔离作用。绪玛居住在有色人种聚集的城市四周的镇区中，当他要进入城市中心的时候，随时都可能被警察拦截下来，检查黑人必须携带的通行证。对于无法获得通行证的黑人来说，市中心是主流社会划分下黑人的禁区。同时约翰内斯堡附近分布着资源丰富的金矿和煤矿，白人将这些地方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将其变为黑人的禁区。矿童绪玛在进出矿场的时候需要把自己的通行证换成矿场专用的证件。“禁区是都市化的新产物，受到人们骄傲的宣扬与广泛的模仿，其用意在于拦截、驱除或过滤意图成为使用者的人。显然，建‘禁区’的目的是分割、隔离和排除人群——而不是为了促进沟通并使城市居民团结起来”(鲍曼，2012：93)。物理空间在个体生活中具有精神和社会特质，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不管是市中心还是镇区，步行街应该是一处令社会各阶层关系得以调和润滑的良性空间。但在种族主义的空间表征影响下，表征空间即街道上热闹的人群中，随时都可能出现一辆警车：“警察们从车上一跃而下，驱赶着人们四散而逃”(Abrahams,1946:31),“城市受到行政管理策略的约束，这些策略试图控制特定环境中某些变数的出现，从而使其具有可预测性”(Jones,2012:212) 。接近白人聚居地的马莱营地(Malay Camp)和弗里德多普(Vrededorp)在小说中是城镇中黑人活动的中心。弗里德多普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是城市边缘一个黑人定居点，马莱的原型则是二战后黑人抢占城市空地运动中黑人占用的那些营地。小说中梅西带着绪玛前去霍普弗雷(Hoopvlei)(Valley of Hope，意为“希望之谷”)散心，她的朋友被强制遣送到了这里，这种为了实现种族隔离的行政管理策略暗示着权利的空间化。统治阶级通过法律条令将黑人隔离到了这些地方，希望以此消解零星分布于城市中的镇区，允许黑人活动的社会空间被白人政府不断缩小并边缘化。白人主流政府通过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维持剥削和统治的关系，实现居住在城市中心白人的“族群纯洁性”。“空间一向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Lefebvre,1976:31)，政府划出城市周边的城镇供黑人居住，以及二战期间政府给被抢占土地供热，终究只是对既有空间政策的修补，统治者越来越有效力和针对性的空间政治，强化了白人的空间表征，支配着黑人群体，在利用空间给城市工业提供黑人劳动力的同时，城市依旧延续了族群分割的空间格局。

在种族和阶级“空间表征”的规训下，物理空间的区隔实现了社会心理空间的隔离，强化种族二元对立的社会关系。绪玛等有色人种居住的偏僻镇区，有着鲜明的贫民窟特征，是南非城市的典型性景观;而白人则占据着繁华的市中心。以肤色和阶级划分物理空间，促使黑人和白人身心上变得疏离。矿地上的劳工照常工作着，“而不知为何，白人怨毒凌厉的目光却牢牢烙在了绪玛的身上”(Abrahams,1946:64)。与生活中隐秘的最根本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表征空间阐释着白人话语和规约。白人和黑人分别聚居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集体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和地位集团的形成是空间治理的一个方面，在现代社会，更为普遍的空间治理形式是隔离与疏远，典型代表就是监禁。空间隔离最深刻的含义就在于禁止或终止交流”(鲍曼,2001:104)，其社会惩罚与社会分层的效果，使地理空间上疏离的黑人与白人两个社群，相互产生排斥心理，加上黑人的土地抢占运动带来就业竞争，导致黑人与穷白人矛盾加深。白人有意刁难绪玛，看着绪玛的时候，“眼里闪烁着狠戾的欲念(lust for battle)”(Abrahams,1946:63)，是空间表征在表征空间中的显现。“物理空间在个体生活中具有精神和社会特质，表征空间和空间表征一样，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Lefebvre,2010:39-40) 。绪玛等有色人种居住的弗里德多普在荷兰语里代表着和平与希望，但实际是，黑人的快速城市化激发了“混合恐惧(mixophobia)”，“空间隔离强调、加强了空间上的社会同质性，而社会同质性则降低了居民对差异的忍耐度，增加了混合恐惧发病的机会，这使得都市生活看起来更具‘风险’与烦恼，而不是更安全、宜人”(鲍曼,2012:107)。为此绪玛第一天来到矿场，就被一同工作的白人怒目而视，而绪玛自己也对友善的白人帕蒂保持着一种距离感。生活在并置却互斥空间里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到黑白两种空间表征的纠结。

“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同时空间又不断地进行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种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具有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性。种族隔离时代的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用镇区形塑城市的同时，通过具有高度计划性的手段将分裂和分割的族群居住模式双元结构深深地嵌入到了南非的城市之中”(王昊午，2019：133)。城市是对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维持、强化或重构的社会实践的区域，将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及抽象空间的实际感知融为一体。亚伯拉罕斯为南非的城市空间提供了一种全景式的视角：一边是迷宫般的僻街小巷，每栋房子“有着同样的歪斜且锈迹斑驳的铁皮围墙”(Abrahams,1946:34)；一边是官方和国家控制下开放的繁华城市，璀璨得像是一个“灯火点缀的玩具”(Abrahams,1946:216)。文本中的约翰内斯堡是被构想出来的空间，当它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就是一种抽象空间，也就成了一种“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约翰内斯堡业已形成的空间景观表征着特定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存在，约翰内斯堡既是抽象空间，也是空间实践得以进行、身体行动和社会关系得以展开的物理空间，是社会建构的实践场所。

3.0 工具性的种族空间

“空间的工具性及其所主导的现代技术和社会制度始终以异化的方式去剥夺日常生活的权利，无视它的生产和创造的潜能，完全地贬低它，并将其窒息在意识形态的伪造的魔力之下”(Lefebvre,1984:33)。空间由两个途径产生，“一个是社会构成(生产方式)，另一个是心理构成(构想)”(Elden，2004：95)，种族隔离空间的工具性体现在其既构建出边缘和中心的隔离的物理空间，又构建出了种族二元对立的心理空间。强势集团将黑人从社会经济地理中心驱逐了出去，生产出不平等的城市表征空间，利用空间的规训性来对黑人进行种族压迫,重组二元对立的心理空间由此而产生。官方缄言的历史及对空间的不平等划分，导致黑人个体身份的游离和破碎。故事以绪玛在约翰内斯堡的镇区被莉亚收养开始，以绪玛走向城市中心为终，约翰内斯堡是支持整篇小说叙事的支点，这是一个非正义的“工具性的空间，进行的是一种普遍化的隔离，这就是群体的、功能的和地点的隔离”( 列斐伏尔，2015：118)。马瑞恩·扬( Iris Marion Young )曾撰文论述压迫的五副面孔：“剥削(exploit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无权力(powerlessness)、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和暴力(violence)” (1996：48-63)，南非主流社会正是通过在约翰内斯堡空间中实施了这五种手段，将社会规范书写到黑人身体上。

首先，工地中的劳工在暴力监管下是无权力的，任由剥削的。黑人们工作的地方，有着各种各样的规则(law)：矿地的工人必须合宿，雇佣的土著进入矿地时必须列着方阵，举着矛枪，进入矿场时候必须要经过搜身，“流动劳工系统的网络在身体和社会层面控制人的身体”(de Certeau，1984：101)。矿地是资本主义政府剥削劳工积累财富而设立的空间，但这种空间中存在的各种规训和法则驯化着劳工们的行为。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一种用来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分散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的地点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让这些流动服从规章制度：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列斐伏尔， 2015：109)，从而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的黑人被分配去将地下挖出的渣滓推上废堆，有的则在部落族长或监工带领下去地下采矿。一批完成工作的黑人从地下回到地面，又会有一批规整的队伍从另一头整齐地进入地下。在这里，白人具有使用空间的权利，矿场空间内劳工们怯懦得“如同惊于犬吠的绵羊”(Abrahams,1946:65)，是帮助建设白人社会的工具。

其次，矿地的白色废料山和约翰内斯堡的发展，都是在剥削黑人劳动力的基础上得以成型，黑人却被白人从地理和社会上边缘化。“潮湿温暖的沙砾保持着一尘不变，山丘也未长分毫”(Abrahams,1946:66)。黑人用白色的沙砾堆积成的山丘，隐喻着种族主义的空间表征下不论黑人们工作得多么卖力，他们的劳动成果就像眼前巨量化的白色山丘毫无增长。“马克思主义中的‘工作’(work)的概念发生异化，黑人们用自己的劳动力产出的成果被他人占用和支配”(Wade,1990:95) 。“空间性的社会构成物无不体现着土地和地产的所有权关系”，他们体现了“工具理性化的官僚统治力量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展开的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符号建构与强制”，而其中的个体则“以其自身异化了的空间需要，推动着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再生产，此种城市化的进程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的官僚统治制度，并强化了日常生活的异化”(郑震,2011:208)。黑人和有色人中的男性作为廉价劳动力，集中在市中心周围的破败镇区，像绪玛一样的黑人劳工，在非公平性和非正义性的空间划分下，所有的实践都无法逃离种族主义的空间表征。而黑人妇女的空间实践也多维护并受限于白人至上的空间表征。梅西在镇区的白人家庭中做帮佣，而艾丽萨则在学校通过教育规训黑人身体，他们同只能做廉价劳工的那些黑人男人一样，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生活在具有极强种族主义的表征空间下，在白人的凝视中。通过实践在物质和精神上将空间表征具体化，延续既有的社会生产模式生产出特定的社会空间。南非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就是维护白人的中心地位，黑人一旦被安排在社会底层工作，也就注定要为了工作疲于奔命，也难以有机会思考自己的人身权利和城市空间的正义性，就像废料堆一样，注定被排挤出权利中心。璀璨的市中心像是一个“灯火点缀的玩具”(Abrahams,1946:216)，而黑人生活在灯光照耀不到的混乱的黑色斑点中。“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根据利益关系划出一条线，消极地对待边界线外他者的生活”(Cobb,2001:150) 。不平等的的空间配置，是一种政治化的，社会统治的手段，同时也外化着二元对立的种族主义。

再次，种族主义的表征空间中，存在着一种压迫着黑人的“慢暴力”，非正义的城市空间中，黑人难以发展健康的生活。镇区的房子“有着同样的锈迹斑驳向后倾倒的铁皮围墙”(Abrahams,1946:34)。将绪玛从警察手下救下的男人，“瘦小，尚未老去的脸上已满是沟壑”(32)。生活的磨难不仅损害着黑人的身体,还损害着黑人的精神健康。“即使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这类疾病的存在，但随着南非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社会结构的发展，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病症也越来越常见，南非政府将疾病(肺结核)引入南非的同时，也诱导其他疾病的出现，而小说中的人物则尽力于对抗生理、心理和精神上出现的疾病”(Jackson,2007:153-154)。“这是一种悄然发生不易察觉的暴力，其破坏性被实践和空间所分散的暴力”(Nixon,2011:2)。《矿童》中城市的地理环境，早已显露出社会非正义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普遍的城市化“带来了一种混乱无序。在这种混乱无序状态中，城市和乡村被胡乱地混在了一起。这就是已经实现的对地球空间的征服，然而，其源头却在于土地所有制，而其方式是由这种所有制在其瓦解过程中所决定的”(列斐伏尔，2015：107)。空间规划处于一种总体性的战略和实践中。作者利用空间的挪移，推动整个叙事进程。从镇区平民窟到市中心，再到矿场，其中变化的建筑空间，随着物理空间的不断转换，作品的叙事呈现出一种空间性结构，也间接展现出南非黑人备受压迫的心理空间。

同时，主流文化的空间政治导致文化霸权的蔓延，致使部分黑人内化了主流文化价值观。黑人的集体意识同民族历史记忆一同失落了。小说借不同的故事人物之口，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形态。酒鬼戴迪口中白人的殖民史是这样的：“一天，城市人(白人殖民者)拜访部落人(黑人原住民)，他们来到田野间种植谷物，当太阳落下，部落人赠予城市人的酒水同部落人一起不见了行踪，从此以后部落人只要饮酒就会被投入监狱” (Abrahams,1946:25)。这样简单而又怪诞的叙述，形象地表现了殖民者蛮不讲理的侵略行为。艾丽萨也曾用祖鲁语还原了这个历史：“部落人想要惩罚偷走土地的白人，奋起反抗白人的殖民统治，最后战损无数也丢掉了领土” (123) 。艾丽萨和戴迪的故事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从不同视角空间化地集成了白人野蛮剥夺黑人土地的残酷。“被殖民者尽管是殖民的受害者，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扩展他们的视野，他们被迫通过他种文化，他种传统向人们言说，因此，被殖民者的视野得到了扩展，具有悖论性质和讽刺意义的是，被殖民者变成了本土的世界主义者”(生安锋,2002:57)。与绪玛相爱的艾丽萨内化了主流权利控制下空间表征，她将白人至上的权威规范内化为自我压迫的法则，自动接受“他者”的地位，黑皮肤中住着一颗白色的灵魂，最终背叛自己的心选择离开绪玛，去找寻虚无缥缈的白人的爱情，体现了社会对黑人精神、物质乃至实践空间的限制。她为了获得白人统治者的承认，沦为一种“社会化动物”(Abrahams,1946:100)。

4.0 建构乌托邦的空间实践

1910-1933年间，南非制定了“工矿法”，“土著劳动法规”和“工业调停法”等，禁止黑人从事熟练半熟练劳动和罢工，把工资待遇高的技术工种保留给白人，只准许黑人从事低工资的笨重劳动。白人当局为了强调黑人从事受奴役的活动，制定了“主仆法”和“土著劳役合同法”等，人为制造了诸多有利于白人的空间表征，为后来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打下了基础。但即使如此，黑人也以自己的空间实践建构着乌托邦的生存空间，在无序中寻求秩序，在苦难中仰望光明。“日常生活是反对殖民化力量之策略的一系列战术行动”(费斯克，2006：190)。在压迫性空间表征中生活着的约翰内斯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努力通过空间实践建构着乌托邦空间。游荡在喧闹的集市和酗酒是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身心解脱的策略，他们混迹于城市空间中，并将这些空间转化为自己的空间，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虽然街头偶尔会有警车出现，随意逮捕黑人，“企图将他们对被统治阶级工作场所的控制、意志扩展到后者的休闲活动中”，“这些规训与压制的权利遭遇了败绩，人们依旧酗酒而喧闹”(费斯克，2006：98)。日常生活中，镇区里的人们在周六花枝招展地精心打扮，炫示自己。街道上的人流淹没种族压迫下个人的失意。他们“加入人群，同众人一起欢闹舞蹈。这是一件再快意不过的事”(Abrahams,1946:184)。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这些生活碎片。然而，镇区的人们虽然聚集在集市中，却并不是同一的。“缺少集体意识的这群人，是无法改变霸权主义的空间配置的”(Jones,2012:208)。黑人短暂的拥有使用街道的权利。街道这样的公共场合不会仅仅因为被使用而属于这些消费者。

“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production)，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force)，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Wegner,2002:181)。话语和权利的空间表征制约着表征空间，但个体的表征空间在阐释空间表征的同时，也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挑战并逾越空间表征，以此来表达个体的精神内容和空间政治立场。1936-1946年这十年间，在城市经济的带动下，黑人人口有了大幅度增长，其中一半增长是由女性带来的，这也象征着约翰内斯堡的黑人在这一时期从流动开始向定居转变。除了做白人的家庭帮佣或者教师，大部分妇女从事的是洗衣工或者像小说中莉亚那样酿造和售卖私酒。然而私自非法酿酒是南非法律明令禁止的。贫民窟里的酒馆和躲避警察的街道，构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抗统治秩序的空间。约翰内斯堡原本是禁止黑人贩卖私酒的，妇女除了在白人聚居地做帮佣，也很少有其他工作可以做，但酒馆老板莉亚不同，她知道违反白人的规训，就会被投入监狱，但她仍旧选择买通警察，避开搜查，在阴暗的街道上开了家地下酒馆。在酒馆中，她收留如绪玛一样的初来乍到者和弱者，力图建构种族生存空间。

言说叙述是建构想象空间的途径。艾丽萨和戴迪知晓被殖民的黑人历史，因此他们渴望和白人一样拥有平等的权力，但也因为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作者亚伯拉罕斯无疑是希望利用二人的叙述，创造出一种文学想象来修复被忽视被丢失的黑人记忆，将原本缺失的记忆修复为具体的空间、形象、仪式和事件，继而确认黑人后代与南非这一地区的关联。人们的言说叙述有效扩张了想象空间，使空间规划在历史的经度上呈现出来，并使前人反抗殖民统治的意识最终于后人身上再现。回溯碎片化的历史记忆，绪玛也是在历史复原的空间中一步步构建黑人身份。初到镇区的绪玛没有任何社会良知，是在城镇空间的实践让他从莉亚口中的婴儿变得更加成熟。但就像帕蒂的女友蒂所言，没有经过矿场工作的洗礼，他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接受了黑人白人就应该受到差别待遇的设定，不懂为什么艾丽萨会想要拥有白人的东西，不主动去争取应该是人人平等的权利。在帕迪的影响下，二人的认知视野得以融合：不管是黑人白人，首先他是一个人。绪玛“正是通过矿场这一空间中的开疆拓境才获得自我身份的构建。绪玛与帕蒂在山顶俯视约翰内斯堡，暗示着以一种不分种族的无产主义精神，对这座城市进行重塑的希望”(Jones,2012:213)。过去的挫折激励着他寻找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寻找建构乌托邦的途径。空间中的移动打破静态的种族和阶级划分下的樊篱。绪玛逃离矿场是对白人主导的空间无意识的背离和反抗。矿场的矛盾，白人监管和黑人劳工两股对立的势力，揭示出了一个冲突紧张的真实的城市环境，这是南非必须应对的社会转化的基础，而这一基础赋予了南非新的变化发展的可能性。他向市中心的警署移动，这一行动是为了争取空间关系的共享和再造。

“超越异化的可能性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之中，而对于列斐伏尔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是必然的，它承载着一种对总体性变革之必将到来的乌托邦的信心”(郑震, 2011: 210)。绪玛的个人化历史体现了南非黑人追求现代性的政治诉求和痛苦体验。绪玛完成了个体的身份构建与自我超越，自首并非单纯的指在空间上进入警局，而是指通过口述这种空间实践，将南非被殖民的黑人的声音传播出去，改变白人作为殖民者和掌权者对黑人的偏见，消弭种族隔离话语和二元对立的社会空间结构，从而改变现有的生存空间。而记忆在阐释和传递的路上会遇到变形、扭曲甚至是阻碍，如同绪玛在前往市中心的路，充满了未来的不可知性。

日常生活是一个“幻象与真实，权力与绝望的集合，集结了一切人所能控制和不能控制的事物”(Lefebvre,2002:40)。绪玛通过历史记忆，获得了个体身份的构建，在杂和的城市空间中，追求幻想中的乌托邦，他在两种文化共存的第三空间中，发现了自己作为人的需求，向市中心走去，这是他将人人平等的幻想同现实交融的尝试。在第三空间中“所有的主体和客体、抽象和具象、真实和幻想，可知的和难以想象的，所有重复和差异、心灵和肉体、意识和无意识、日常生活和历史都融汇到了一起”( 苏贾,2004:57)。绪玛的回归，是在为获得日常生活中空间的重新分配而做的尝试。

5.0 结语

《矿童》是种族主义隔离制度正式实施前南非社会在空间中的时代缩影。“文学创作想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即是一个完全具体的地方，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景观，而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巴赫金,1998:115)。特定时期的南非社会处在既定生产模式的架构之中，这种社会的特殊性质又形塑了特定的空间，从而实现了空间的再组织。《矿童》中的文学空间，是文学异质空间，它是一种能够产生充斥于空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文化性建构，是依靠文本和读者的阅读体现抽象存在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所揭示的异质性构成了对等级观念的否定。

文学是一种社会产品，它提供各种富有趣味的根据实践经验形成的知识的景观即文学景观，这是文学和地理景观的结合(Crang,1998)。小说中塑造的酒吧和街道等文学景观不仅仅作为一种反映了前种族隔离时期城市风貌的资料库存在，“城市建设具有社会权利的工具性‘在场有效性’，城市是控制中心，是堡垒，其设计是用来保护和统治，其途径是通过‘居住地的小手法’，通过范围、界限、监督、分隔、社会戒律和空间区分的一种精巧的地理学达成的”(苏贾,2004:234)。亚伯拉罕斯的思想与作品穿越了真实和想象、中心与边缘，处在一种时间与空间、历史(过去)和未来(乌托邦)的交融之中。而作品首页的一首引用诗人吉卜林的《东西方歌谣》(TheBallardofEastandWest) ，更是体现出了他对服务于种族隔离的宗教的否定，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黑人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大规模的从农村流向城市，这让统治阶级的白人和穷白人感到不安，而没有采取“法甘报告” 顺应城市化规律的建议，阿非利卡人极端民族主义派国民党推动了民族主义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发展，把国家实力消耗在隔离和控制黑人上，这又促使黑人发动大规模的、反抗白人种族统治的、反种族隔离的运动。而日常生活绝非社会变迁的一个次要的或被动的领域，绪玛所经历的是不被官方历史所关注的异质空间中日常底层人民的历史，他的个人历史代表着黑人反种族隔离的政治意识的觉醒。他在夜幕中朝着市中心走去，这是一种黑人终将不断通过空间实践，争取空间权益的隐喻。没有选择逃离的绪玛，并没有逃离主流权利机制，但他们仍旧能够通过某些“空间实践”即某些话语策略和叙事策略，构建新的空间。同时，“日常充满了必然性、偶然性、自由、危险、确信、风险和安全的不确定的混合”(Lefebvre,2002:138) ，任何群体都有其不得不加以面对的相对不确定的未来，他们以相对明确的方式为这一未来做出准备(Lefebvre,2002:133-134)。当然这一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一种绝对的偶然性。《矿童》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观点，即殖民化的约翰内斯堡内存在种族歧视行为，并指出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具开放性的公共空间的可能”(Jones,2012:215)。而绪玛对白人的言说是否能成功，南非的种族隔离环境是否能够得以改善，彼时的亚伯拉罕斯似乎也在沉默中保持着一种观望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