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东升, 罗焕林, 王赵子淳

(汕头大学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自1935年7月初从成都出发，9月2日抵达兰州。9月4日他写出首篇分析红军长征动向的文章《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 13-14日在天津《大公报》连载刊出。18日他撰写完成首篇西北考察通讯《成兰纪行》，于20日开始连载发表。之后又写出《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并于10月中旬-12月上旬在西安至兰州一线采访，《陕北甘东边境上》《渭水上游》以及《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陕北共魁刘子丹》《松潘战争之前后》等一系列西北通讯相继见报。自1935年9月至1936年1月，在4个月时间里，天津《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署名“长江”的独家新闻通讯，以相当大的篇幅聚焦于正在长征路上艰难前行的红军，这些署名通讯笔调客观中性，内容翔实，分析透彻，与以往《大公报》上刊登的关于红军与长征的新闻报道截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因此备受全国读者关注。

一、范长江西北通讯中政治性用语的重要变化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在范长江的上述通讯中，关于红军与长征的政治性用语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他的文章“贯穿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国共两党要有平等地位，首先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内战，共商抗日大计”[1]1117。也就是说，当时范长江认为国共双方是处于内战状态，而不是“国军”剿灭“赤匪”的战争，他在文章中对国共双方是平等对待的，而不是视为“敌我”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他的西北通讯中，政治性用语的变化表现为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