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 030006］

风格，是一个作家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形成的精神个性和创作见解在作品中的体现，也就是一个作家在其一系列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体现出来的独特性，也是作品所显示的一种格调、气派。正如别林斯基所说，风格是“在思想和形式密切融汇中按下自己的个性和精神独特性的印记”。每一个作家他与众不同的生活经验，各人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侧面再现生活，通过形象的独特性体现作家独特的感受和理解，形成艺术形式的独特风格。莎士比亚的喜剧，超越传统，颂扬时代，宣扬人类之爱，刻画妇女形象，情节生动，冲突雅致，手法多样，语言华彩。所以说，“莎士比亚喜剧中充满着一股青春的气息，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

一、热情的颂扬 温和的讽刺

“喜剧来自于笑”。英国当代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指出：观众对悲剧期待的是眼泪，对喜剧期待的是笑。莎士比亚喜剧的风格以歌颂为主，充满了乐观、喜悦的浓郁氛围，在欧洲戏剧史上开创了歌颂性喜剧的先河。中外古今的喜剧，基本上分为讽刺性和歌颂性两类。莎士比亚的喜剧既别与古代“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诙谐幽默的讽刺喜剧，又异于中古时期宗教剧间插的闹剧，也不同于稍后莫里哀的辛辣无情的讽刺喜剧，莎士比亚的歌颂性喜剧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其特点是通过乐观、喜悦和幽默的欢笑，歌颂一切符合人文主义理想道德原则的新生事物。西方的传统喜剧多倾向于讽刺。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著名理论明确指出：“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这无疑规定了喜剧的描写对象。鲁迅也认为喜剧就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莎士比亚大胆突破了喜剧创作的传统，开创了以歌颂性为代表的喜剧，这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

正是从歌颂这一角度出发，莎士比亚热情肯定生活中的新事物，赞美仁爱无私的精神，表达了个性解放、个人幸福、爱情自由和男女平等的生活理想。尤其是青年男女们在追求幸福的斗争中，结局都是有情人战胜禁欲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成为眷属，剧中都充满着一股青春的生命气息。肯定生活的美好，歌颂爱情和友谊，是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新主张。莎士比亚敏锐地感受到它强大的生命活力，因而便情不自禁地将其转化为喜剧形式。《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与希罗，《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与西莉亚。她们之间的友谊不仅忠诚、深厚，而且都能为朋友挺身而出，或主持正义，或排忧解难。特别是《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为了帮助朋友巴萨尼奥去求亲，慷慨解囊，重金资助，而且不惜冒生命危险，在夏洛克的屠刀面前，甘愿为朋友献生，具有古罗马的侠义心肠。

莎士比亚在讴歌新生事物，肯定希望、光明、善良时，也没忘记嘲讽黑暗、丑恶。莎士比亚相信正义可以战胜邪恶，这种信念也充分地反映在他的喜剧中，使他的喜剧充满了乐观的情绪。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莎士比亚不掩盖社会的黑暗面，他看到社会上存在着一股邪恶势力，这种邪恶势力往往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也深信邪恶者没有好下场。《威尼斯商人》 中的夏洛克，当初气势汹汹，十分猖狂，后来害人没有成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十二夜》中的管家马伏里奥，异想天开，自作多情，落入别人的圈套而不自觉，结果丑态毕露，被人们当作精神病患者，关进了黑屋子。莎士比亚嘲笑这些邪恶者，让他们当众出丑，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具有进步意义。但与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及后来的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相比，莎士比亚作品的讽刺力度却小得多，温和得多，充分体现了宽厚、仁慈的人性美。这主要是因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是文艺复兴时期（至少在其早、中期）的普遍现象。资产阶级作为新生的阶级，自然地对自己的成长前景怀抱无限期望。莎士比亚作为资产阶级的成员，尽管他个人和家庭遭受过一定的波折，个人的发展也受到过一些限制和阻力，却不能不被这种“时代精神”所带动。因此对于消除那些尚未暴露的社会罪恶还抱有乐观的信心。所以，对于普罗丢斯的背叛爱情又背叛友谊的丑恶行径（《维洛那二绅士》）、对于马伏里奥的虚伪与野心（《第十二夜》）……莎士比亚的揭露不能不说是一针见血的，但他的讽刺确实是温和的，并对他们采取了宽容与谅解的态度，用“善”来改造“恶”。英国评论家H.B.查尔顿在比较了传统的古典喜剧和莎士比亚喜剧之后指出:“（莎剧）不是探讨如何保存已经达到的善，而是探索、扩展善的各种可能性”，剧中的女主角们追求的是这没有得到的幸福。在查尔顿看来，“她们对感情危机的处理都富有人情味；她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就义无反顾地去争取实现它”。由此看来，莎士比亚喜剧的主题是肯定与歌颂，揭露和讽刺是次要的，我们在指出其讽刺的温和性的同时，更应看到莎士比亚戏剧欢快、奔放的主导方面。

二、诗意的理想 优美的形象

莎士比亚生活于伊丽莎白女王盛世，莎士比亚认为他所追求的人文主义理想完全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因此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中直接描绘了人文主义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虽然还缺乏具体的政治内容，但集中体现了莎士比亚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的人文主义精神，并与丑恶的社会现实对比，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在《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描绘了具有英国大自然特色的森林，在现实社会中遭到邪恶势力迫害的有德行的人都聚集到这里，在善良的公爵的周围簇居着许多“自甘流放”的向往真诚的人们，奥兰多、罗瑟琳在患难之中也投奔这个“圣地”。在那里，人们“像在黄金时代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彼此相亲相爱，“没有充满猜忌的宫廷的风险”，没有虚伪欺骗、见利忘义。《威尼斯商人》中有两个交替出现的场景：威尼斯和贝尔蒙脱。贝尔蒙脱实际上是莎士比亚的理想社会，它充满着阳光和宁静，没有不法商贾的铜臭气，没有丧失人性的残酷和贪欲，是一个美丽和谐的理想家园，与威尼斯的夏洛克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

《无事生非》中的唐·约翰和波拉契奥，专事造谣生非，阴谋破坏；《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贪欲和嫉妒使他丧失人性，竟欲以屠刀置人于死地，并且毫无宽容怜悯之心，成为一个“恶魔”。莎士比亚认为，对于邪恶不仁的现象，应用爱的力量去消弭。他的喜剧证明，正义可以战胜邪恶，人类之爱一定能普遍实施，邪恶者在爱的感召下，有可能弃恶从善，重新做人。《皆大欢喜》中的弗莱德里克、奥利佛篡夺权位，残害手足，但弗莱德里克在军队攻打隐居在森林里的公爵途中，经过一位修道士的开导，终于悔过，决定放弃非分之位，痛改前非。在奥列佛生命危急之时，他的弟弟奥兰多不念旧仇，舍身相救，致使奥列佛幡然悔悟，哥俩和好。即使对于顽固作恶的，莎士比亚也不放弃爱的感化。在莎士比亚看来，基督正是爱和善的化身，这正是莎士比亚所宣扬的人类之爱。这种人类之爱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笔下的妇女形象的刻画上。莎士比亚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又从女性的角度呼唤人性的解放，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另外，作为男性作家，莎士比亚能够站在女性立场关注女性命运的合理性，了解和体验女性的生存状态，发出对女性生存权利的呐喊，这无疑具有超越时代的伟大意义。

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数量众多，个个具有超人的气质，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尤其是莎剧中一系列女主人公形象，更是闪耀着迷人的光彩。她们出身高贵、富于教养，不仅天生丽质、感情纯真、心地善良，而且才思敏捷、热情活跃、意志坚强。并且她们个性独特，绝无重复之感。由此我们看到了聪明机智、幽默风趣的鲍西娅，能言善辩、利嘴如刀的贝特里丝，活泼开朗、调皮狡黠的罗瑟琳，善良无私、坚毅忍耐的薇奥拉，还有感情真挚、追求执着的奥利维娅……在她们身上，“天赋的灵奇”和“绝色的仙姿”，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正是由于这些自身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女主人公形象，才使莎剧充满了抒情与浪漫的色彩。

三、生动的情节 别致的冲突

恩格斯认为，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莎剧艺术的一大特色，这在他的四大悲剧中表现得光彩夺目，可是在他的喜剧中也毫不逊色。莎士比亚的喜剧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剧本往往除了一个主要情节外，另外还有一两个甚至更多的故事情节线索。例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剧有三条平行的线索：一是破落骑士福斯塔夫的一系列冒险行为和经历；二是安·培琪姑娘的婚事，有三个男子追逐她；三是由于安·培琪的婚事引起了法国医生卡厄斯和威尔士籍牧师爱文斯二人间的争执。而《仲夏夜之梦》故事线索更多，共有四条：一是雅典公爵忒修斯与其未婚妻希波吕忒之关系；二是拉山德与赫米娅、狄米特律斯与海丽娜四人间之爱情纠葛；三是仙王奥布朗与仙后提泰妮娅之争吵；四是以波顿为首的众工匠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多线索，使情节更为生动、丰富。

冲突是戏剧的灵魂。喜剧冲突的性质和展现方式，直接关系到喜剧的风格。可以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在情节安排上，莎士比亚的喜剧都采用五幕剧，情节的发展一般在前半部分比较缓慢、委婉，后一部分才是高潮。这样的安排并不是削弱戏剧的冲突，取消戏剧尖锐的场面，不是惊涛骇浪，而是如神游仙境那样奇异多变，扣人心弦，又如初临胜地那样景色宜人、引人入胜，充分展现莎士比亚喜剧中浓郁的浪漫情怀。同时，这样的剧情安排，便于“奇峰”在“平淡”之中突起，又便于突然“逆转”，使矛盾迎刃而解。

莎士比亚喜剧在喜剧矛盾的发展和解决过程中，神奇的人物和人物的离奇经历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喜剧染上了一层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 《仲夏夜之梦》里有两对情人，赫米娅和拉山德、海丽娜和狄米特律斯：前一对出于真诚相爱，赫米娅违抗父命，约情人一同逃奔到森林中去；后一对原本相爱，只因为贵族青年狄米特律斯见异思迁，为了追求赫米娅而嫌弃海丽娜，他跟踪赫米娅也到了这个森林中，海丽娜为了忠于原来对狄米特律斯的爱情，也紧随情人之后赶到了森林。原来这个森林是一个仙人出没的地方，有一位善良的仙王，他观察到其中的奥秘，特差精灵用神秘的花汁滴进狄米特律斯的眼中，使其对海丽娜恢复爱情，可是精灵却将神秘的花计误滴进拉山德的眼中。由于花汁的作用，拉山德对海丽娜产生了爱情，这样矛盾发展便显得曲折复杂了。最后，仙王发现精灵滴错了人又重新作法，终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由此可见，仙王和小仙们所使用的花汁，可以促使矛盾的发展，使其节外生枝，峰回路转，也可以使矛盾解决，犹如雨后天晴，显得格外清鲜悦目，这种浪漫主义色彩成为歌颂性喜剧的一个标志。《第十二夜》中薇奥拉和她哥哥的奇遇，最后分别和奥西诺、奥利维娅结成良缘。这里面的神奇人物和人物的奇遇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戏剧冲突的发展和解决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浪漫主义手法的独特运用。

四、灵活的技巧 浪漫的描写

莎士比亚的喜剧运用多种艺术技巧来让观众发出不断的笑声，他在剧中经常运用独白或旁白，让人物自我赞赏，自我嘲讽或表露当时特定而复杂的心理状态，收到满意的喜剧效果，令人忍俊不禁。莎士比亚喜剧的独特的逗笑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当然，莎士比亚在喜剧中运用的逗笑手段是多方面的，无论是结构布局、人物造型还是语言和行动都有其成功之处，然而，情节“戏剧性讽刺”的逗笑手法却是匠心独运的。所谓“戏剧性讽刺”是指喜剧中的人物对一些事情在观众中已十分清楚，但其本身却仍蒙在鼓里而做出一连串效果与愿望相反或前后自相矛盾的可笑的行动。

在《温莎的风流娘们》中福斯塔夫曾扮成老妪，福德也化装成白罗克乡绅，这是伪装，而女扮男装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用得最多，其中有扮成男仆的薇奥拉，有扮成男装出席法庭的鲍西娅，她们的女扮男装不仅表现了她们贤淑、忠贞的个性，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把矛盾引向了高潮。设置圈套，以嘲弄逗笑。如《无事生非》中的彼德罗亲王，他撮合了彼德和希罗的亲事。在等着成亲的这段时间里，他觉得闲着无事，约众人参与逗趣活动，要叫培尼狄克和贝特丽丝见了面就唇枪舌剑，互相挖苦的一对死对头发生恋爱。于是，彼德罗和克劳狄奥等人设置了一个谈论贝特丽丝如何爱上培尼狄克而又故意让培尼狄克听见的圈套，同时也在贝特里丝身上设置了同样的圈套，最后弄假成真，出现了饶有趣味的逗笑场面。再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在鲍西娅乔装律师在法庭上宣判前后的变化判若两人，从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洋洋得意、忘乎所以到一反常态，变为神情懊丧、顿足捶胸。这种逆转往往来得突然、迅速，喜剧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莎氏的喜剧中，除了展现喜剧的生活，还向读者大量展现了大自然的美丽，使人们听到微风吹过森林的沙沙声，嗅到原野上各种花草的芬芳清香，看到清晨染红天边的瑰丽的云霞，还有傍晚倒映河面的苍翠山峦。如《维洛那二绅士》中对夕阳的描写：“太阳已经替西天镀上了金光……”以及凡伦丁面对原始森林的一番感叹：“在这座浓阴密布、人迹罕至的荒林里，我觉得要比人烟繁杂的市镇里舒服得多。我可以在这里一人独坐，和着夜莺的悲歌调子，泄吐我的怨恨忧伤……”在莎氏的喜剧中，花草树木、山水鸟兽等，几乎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美丽的自然景色与欢愉的社会生活景象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幅美好而和谐的生活画卷，从而扣人心弦，使人流连忘返，给人以无穷的回味。这些都是莎士比亚独特的浪漫风格；正由于此，在他的作品中更无不充满着奇思妙想和机智风趣，从而构成了莎士比亚绚丽诙谐的特色，这无疑是浪漫色彩的另一种表达。

风格是凝聚而成的，它深深植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之中。莎士比亚的喜剧有讽刺而不辛辣，充满着温柔亲切的情感；有幽默而不浮华，洋溢着浪漫动人的诗情。它们分别通过作品的主题、人物、环境、语言、情节、艺术手法等方面表现出来，形成了丰富多彩、形象生动、绮丽诙谐的特色，从而构成了莎士比亚喜剧诗意、浪漫的总体风格特征。

①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页。

②雷体沛：《西方文学初探》，广东人民出版2003年版，第57页。

③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版，第31页。

④〔英〕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罗婉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⑥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