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不朽者。新世纪以来，王阳明题材的文学创作迎来一股热潮，许多作家聚焦王阳明题材的文学创作，河南作家王程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既是王阳明的研究者，也是长篇小说《王阳明》三部曲的创作者，同时还是阳明心学的传承者和推广者，王程强的三重身份使他的王阳明传记书写呈现出三个不同的维度。

一、王阳明生平的历史探寻

在写作王阳明传记之前，作家王程强曾学习、研究了近十年的阳明心学，并创作了长篇小说《王阳明》三部曲。在此期间，他翻阅参考了近四十本与王阳明相关的书籍资料，这使他在塑造王阳明形象时能有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不过，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而当面对一些读者“不愿意看故事书”时，王程强又决心创作文学传记《厉害了！王阳明》。

与小说《王阳明》的虚构想象不同，《厉害了！王阳明》对王阳明生平事迹的考证极为严谨。例如在讲到王阳明给广东俐头匪首池仲容写的劝谕信《告谕俐头巢贼》，这封信使得池仲容集团在覆灭之前的半年没有再作乱，为三省剿匪降低了一定难度。而这封关键的信在《王文成公全书》中的时间被标注为“五月”，王程强根据自己整理王阳明手迹的经验，发现在《浰头捷音疏》中王阳明说这封信是在九月所书，两相比较之下，九月更临近三省围剿的时间，告谕效果及时，故王程强在传记中将时间纠正了过来。又如，在描写平叛宁王叛乱时，按照王阳明手迹的记载，王阳明先后两次上奏了《飞报宁王谋反疏》，但在《明武宗实录》中却并没有提及这封奏疏，王程强推测是宁王截下此奏。这一细节的详尽推证从侧面证明王程强书写传记时对历史考证的严谨。

在对王阳明的历史事迹进行考订和整理后，作家还需要进行一定的串联才能真正树立起王阳明的历史形象。王程强的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从心学创建的角度来结构撰写，《厉害了！王阳明》也继承了这一思路，从王阳明探索心学的历程切入，建构起了王阳明的历史形象。传记文学首先是要有准确的历史根据，其次是要力求生动不能写流水账，再来便是要体现出作家对传主生平的独特认识和把握。《厉害了！王阳明》共分为十篇，这十篇的谋篇布局正是作家根据自己对王阳明的认知，从两个切入点，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王阳明的历史形象。例如在作为铺垫的前两篇写的是王阳明在悟道前的一些学习和探索，在这个时期，年份的更迭和王阳明探索的过程是相一致的，并无独特之处。而是从第四篇“知心明理”开始。这一部分的叙述主要是按照他们学问交流来进行分块的，时间跨度则是从正德元年（1506）讲到了正德十二年（1517），并不是事无巨细全部都讲，而是根据王阳明对于心学探索认知的生命成长过程进行讲，对心学部分进行了突出介绍，而省去或推后介绍王阳明生平细枝末节的事件，例如正德十年（1515）其实王阳明已经向朝廷申请要退休，但在第四篇提到正德十年王阳明所经历事件时，并未提及，直到第五章“南赣剿匪”才提及。第七篇至第十篇主要是王阳明悟道后所进行的传道授业的内容，虽间有穿插写平叛宁王和安抚广西的政治事件，但主要是按照王阳明和他弟子、友人的书信，以及对话交流来分块叙述的，也是突出了王阳明心学。以布局方式撰写王阳明传记，使王阳明本人的历史形象和阳明心学结合得更为紧密。正是通过对王阳明生平文献的考订与整理，再从王阳明探索和致良知的生命成长过程进行切入和串联，王程强最终将王阳明历史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王阳明形象的文学想象

传记书写虽然比起小说创作更强调历史真实，但也要求作家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在小说《王阳明》中，王程强分“学做圣贤”“龙场悟道”“我心良知”三个阶段叙述王阳明的一生，在传记写作时他也继承了这一模式。在《厉害了！王阳明》中，王阳明的文学形象就被分为悟道前、悟道中和悟道后三个阶段来讲述。

在龙场悟道前，王阳明做过一些荒唐的事。在新婚之夜抛下妻子与道士论道一夜就是其中的一件。王程强并未避讳这类事件，因为传记文学不仅要以人物为中心，更重要的是要讲人物的鲜明个性表达出来。王程强将这桩事的前因后果加以文学的想象并填充以细节，例如“出于好奇”“身着喜庆的大红礼服”“他是有心还是无意”，这使得整件事在读者的脑中更加有画面感和故事感，将少年王阳明喜欢神仙学问并且不守规矩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为王阳明成长后说出“吾昔放逸，今知过矣”并开始回归儒学、勤奋学习做了铺垫，也将王阳明的独特个性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到了“悟道中”阶段，王阳明已经历了残酷的官场风波，心性与先前大不相同，这时的人物形象与之前也有所区别。“仆人病倒，阳明先生没人伺候，老爷的架子端不起来了，他只能转变角色，不得不伺候仆人……有时候甚至穷得吃不上饭……像生活在北极的因纽特人，一生中只需掌握两百多个生活用语已经足够”。王程强运用环境描写与比喻的手法，将龙场的艰苦环境以及王阳明无人与他论道的精神困境展示在读者面前，并结合王阳明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对这个时期的王阳明的心性进行了想象和艺术还原，并将王阳明的性格转变与他心学学问的精进联系了起来，用文学的笔法表现了出来。而在这个阶段作家较多地描写了王阳明心性的改变，对外在形象的塑造不如“悟道前”那么鲜明，但却也并不是没有外在形象的塑造，例如王阳明被朝廷派去剿匪一事：“他制定了一份铁一样的军纪。……这份军纪出现最多的就是一个‘斩’字……俗话说，慈不领兵。……这就是最大的慈悲。”王程强详细地描述了王阳明剿匪的过程以及他用于治理地方的办法，并引用了王阳明当时所拟文书，对其中的语言进行分析，塑造了一个既擅长带兵的军事家、又擅长治理一方的王阳明形象，同时王程强也不忘将他在剿匪中的实践与心学学问的精进相联系，这些都为王阳明之后逐渐悟通心学并教授学生做了铺垫。

而在“悟道后”阶段，王程强对王阳明的文学形象描写方式与之前有所区别，偏向故事化的艺术性描写变少了，更多地通过王阳明的书信以及他和弟子的往来，从侧面建构出王阳明的文学形象。通过王阳明为畏罪自尽的宁王叛党刘养正葬母并写祭文一事，塑造了王阳明身外无物，良知做主的形象。而在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的父亲去世，诸事不顺，便在谢绝各地求学者的《壁帖》中说自己“在忧病奄奄中”，而第二年他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继续细致地回答学生们的疑问。在回答学生王畿的疑问时，王阳明也像寻常老师一样会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对学问进行更浅显的讲解，比如当时他的儿子刚生，天天关注自己的儿子，答信中便会有婴儿啼哭的比喻；他有为父守孝经历，所以在回答学生关于孝的问题时也会引这一段亲身经历作例子，这些行为举动的细节都从侧面反映出王阳明一代良师的形象。悟通心学之后王阳明在王程强的笔下并未变得神乎其神，他的形象更贴近于一个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的师者。

三个不同阶段中王阳明的形象变化，使得王阳明的文学形象更为真实鲜活。而王程强对王阳明文学形象的建构不仅仅体现在三个阶段的转变，比如“王守仁把射箭这项运动坚持了一辈子。在赣州巡抚衙门工作时，工作累了，他就起身拉扯一会儿弓弦以锻炼臂力”。这将王阳明从“书呆子”的刻板形象中纠正了出来。又比如在既是爱徒又是妹夫的徐爱去世时，王阳明悲痛得整整两天粒米未进，还为他先后写了四篇祭文，将他对心爱弟子的真挚情感展现在读者面前。经过文学想象与构建，王阳明的形象更为丰满鲜活了些：少年时放逸不羁，胸怀大志立志做圣贤，爱好神仙学问，不守规矩，做过新婚夜出逃的出格之事，也做过格竹子的傻事。成家立业步入官场后受到种种磨砺，也因回归到了儒家学问，渐渐地，心平静了下来，开始稳步打好心学的基础，也有了自己的政绩。到了生命的后三分之一，随着自己生命实践的增多，对于心学的领悟越来越精深，最终悟得“致良知”三字，并成为一代心学宗师。比起作家的长篇小说《王阳明》，传记中的王阳明三个阶段的转变因为有了更多史料的支撑，作家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上的处理更加得当，也就使得王阳明与我们更近了一些。

三、王阳明心学的艺术阐释

王程强在撰写王阳明传记前已学习研究阳明心学近十年。在刚出稿时，作家将这本传记命名为《走进王阳明的生命》，后改为《王阳明生命传记》，最后由出版商改为《厉害了！王阳明》。作家所取的两个书名的关键字都落在“生命”二字上。王程强的王阳明研究历程大体分为两方面：一是从王阳明相关文献中学习（包括前人所写的传记、王阳明手迹、王阳明家书等），二是从他自身的生活体悟中学习。因此他在书写王阳明传记时也是通过王阳明的生平事迹讲述、分析王阳明与他人书信来往中的细节这两大点来对其心学进行艺术阐释。

王阳明主张从“心即理”的哲学观点出发，认为内心修养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主张从“致良知”入手，通过教化修炼把私欲灭掉，保存每个人固有的天理良知，养成完善的道德品性，而“知行合一”便是他主张的行为准则。所以阳明心学最核心的三个观点便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在《厉害了！王阳明》的书写中，“心即理”这一观点是通过讲述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经历来达到艺术阐释的目的。在被贬谪到龙场之前，王阳明在狱中研究了《周易》，在赴谪的途中，他也一直在研究周易，这在他的游记性诗歌中都有一定的反映。而在龙场的这些年衣食住行的品质都不佳，也无人与王阳明论道。生活条件上的艰苦和无人论道的枯燥生活使得王阳明只能自观自己的内心。“《周易》告诉他‘洗心’。怎么洗心呢？在龙场的时候，他说把不正的念头正过来。他把‘格物’解释为正念头……阳明先生是从心上寻求大道”。王程强通过对王阳明龙场这一经历的具体描述并结合王阳明这段时期所作诗歌和研究《周易》所得来论述“心即理”这一观点。

而关于“知行合一”的阐释，作家是分布得较散。在“龙场悟道”时期就已提到，“阳明先生悟道了。这是体悟，还需要以后在事上磨砺”。然后通过对王阳明剿匪一事阐释与“知行合一”相类似的观点“事上磨”。在龙场的时候，王阳明已经领悟到了一些心学的门道，但是由于没有实践，所以还没有经过磨砺。在土匪清剿结束，王阳明在横水考察和规划新县城时，在给广东杨仕德的信中写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时的王阳明有了剿匪治民的经历，对原来的体悟有了更深的体会，并在《寄诸弟》信中、在给弟子薛侃的信中，反省自己在剿匪中犯的错。王程强将剿匪和信件安排在前后几章一起写，并引用王阳明的“事上磨”：“他说事上磨，既是说磨心性，也是说要真知真行真干事。”而作家最终真正点明“知行合一”这一观念是在解释王阳明手迹《答顾东桥书》，通过交代“心即理”与“知行合一”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阐释“知行合一”，“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是为了对治三种病症……第二种病是把知和行分为两截……当时读书人普遍性地有第二种病，病因是受流行学说的影响。病理是什么呢？把人心和天理分做两个，把人心和物理分做两个。他提出‘心即理’是为了合二为一”。王程强先通过龙场悟道和剿匪这两个故事为解释“知行合一”打下了基础，之后以王阳明的信件解析结合“心即理”做进一步分析，向读者详细阐释“知行合一”。

阐释完“知行合一”之后，作家便可以进一步阐释“致良知”了。他先是提及了王阳明的手迹《答顾东桥书》：“嘉靖四年，阳明先生终于把‘致知’和‘良知’组合成了致良知，发端就在这封信里。”“这封信”就是《答顾东桥书》，作家还对这封信进行了具体解释：“知行合一”的目的则是为了致良知。而作家还引用了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先生写给邹守益的五封信来解释什么是“良知”，如何“致良知”。“良知，人人天生就有，再笨的人，良知一发用就能自省自觉……如何致良知呢？一定要从文字堆里钻出来，返璞归真”。其实说白了就是要“知行合一”才能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目的则是为了“致良知”。通过对王阳明手迹的细节阐释，王程强在前两个核心观点的基础上向读者介绍了第三个核心观点——“致良知”。

这三个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其实都比较抽象，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寥寥十字。在这样抽象的观点面前，王程强选择从易到难进行艺术阐释，第一个观点“心即理”以王阳明的龙场经历讲述为主进行阐释，而第二个观点“知行合一”的阐释则在第一个观点的基础上不仅仅讲述王阳明的剿匪经历辅助理解，而且还加入了更多王阳明信件中的内容，并向读者介绍一二两个观点之间的关系帮助理解。第三个观点“致良知”是最为抽象难懂的，作家则在前两个观点的基础上，将这三个观点联系了起来“心即理”和“知行合一”，其实都是为了达到“致良知”的阶段，并辅以信件解析，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王阳明心学的内涵。

①王程强：《厉害了！王阳明〈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②犁耘：《传记文学的科学性和文学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第387页。

③⑤⑥⑦⑧⑨⑩⑪⑫王程强：《厉害了！王阳明》，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4页，第109—116页，第228页，第20—21页，第115页，第118页，第383页，第383页，第394页。

④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