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对“文化大革命”深刻教训的反思，中央决策层形成了“一定要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1]的基本政治共识。彭真在关于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结尾，也明确提出：“宪法修改草案经过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正式通过以后，就要作为具有最大权威性和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付诸实施了。它将成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我们相信，新的宪法必定能够得到严格遵守和贯彻执行。”[2]回顾自1982年宪法起草迄今的修宪和行宪历程，探索建构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宪法监督制度，成为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命题。由此在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就设立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展开了深入探讨，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吸纳和扬弃了“宪法司法化模式”，并最终初步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本文即以上述三种宪法监督模式的发展和取舍为线索，探讨新时代中国合宪性审查的来路和前景。

一、专门宪法监督机构模式

（一）1982年宪法起草时的相关讨论

在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曾经慎重讨论过设立专门宪法监督机构的问题。彭真对此指出：“有人提出搞宪法委员会，也有提设宪法法院的。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考虑和提出。”[3]根据现有资料，就设立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宪法修改委员会及其秘书处曾经设想过四种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当，仅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专门负责审理违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