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鹤鹏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苏州215123）

近年来， 国际科学传播研究取得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各种科技争议以及包括新冠肺炎疫情等与科学相关的重大挑战也不断涌现，亟须科学传播学界做出更多理论应对。这一领域也因而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学者对近年来科学传播最被认可的模型 “公众参与科学”（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进行的集体反思、主流传播学界对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传播的科学”的推动，以及对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科学传播以及社交媒体信息勘误等方面的研究。

对于“公众参与科学”， 科学传播学界顶级学术刊物《公众理解科学》于2014年初出版了“公众参与科学”的专刊[1]。“科学传播的科学”的提法则源于美国科学院连续召开的两次“科学传播的科学”研讨会， 《美国科学院院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 为 此 于 2013 年和2014年分别出版了两期“科学传播的科学”专刊[2,3]，这两辑专刊继承了主流传播学注重对传播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的传统[4]， 系统介绍了被科学传播学界所忽视的重要研究， 并提出了未来研究发展的方向。在此基础上， 201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科学传播的科学手 册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5]， 让这一理论潮流广泛地影响了科学传播学界。相对而言， 对传统媒体在科学传播中作用的研究近年来有所减弱， 但社交媒体在科学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则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关注。《美国科学院院刊》于2019年推出的专刊“科学传播的科学Ⅲ”[6]，大量地关注了社交媒体对科学传播的影响， 尤其是其对公众科学态度极化以及传谣信谣心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