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娟

我大姑今年九十周岁，住在上海。她二十多年没回山东，今年春天让儿子陪着坐绿皮车来到日照。我没想到她身体那么好，除了耳朵有点聋，别的没大毛病。她头脑清楚，伶牙俐齿，身板笔直，脚步轻盈，要不是那一头白发，谁也想不到她已经年过九旬。我们带她去海边游玩，去杜鹃园赏花，一天走了七千多步，还说不累。

我大姑和大姑父都是莒南人，大姑父早年参加革命，建国初期又南下上海。他去上海一年后，我姑也去了。这前前后后的一些故事很有意思，我早就听说过一些，但不太清楚。大姑这次回来，她详细讲给我听，让我了解了她作为南下干部家属的特殊经历。

我大姑叫杜洪芬，1930年出生，十六岁就定了亲，婆家在八里外的唐家武阳村。那时候，年轻人的婚姻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到结婚不能见面，大姑只听说她要嫁的那个人叫唐维福，比她大一岁，给共产党干事。大姑十七岁那年秋天，婆家让媒人送来年命帖子，商定让两个孩子大年三十结婚。

姑娘出嫁要有嫁妆，但是我爷爷奶奶穷，置办不起。我老奶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到她家在土改中分的柜子和橱子，让我爷爷修理一下将就着用。那两样家具都是旧的，放在院子里风吹日晒整整一年，许多地方开裂、翘板，不像样子。爷爷为了进一步省钱，找了个“憋木匠”来修。“憋木匠”就是没有师父教的木匠，技术很差。他找了一些铁“扒子”，把那个柜子横七竖八加固了一番。我大姑一看就来气：“人家做棺材，也没有扒在外面的，多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