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福柯的生命政治是其后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生命政治视野下，个人-生命与人口-生命成为政治管理的对象，人口问题在18世纪日显突出，事关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种族等，因而，君主之眼，即治理者的目光必然聚焦于此。生命政治意味着生命进入历史、政治和政治技术领域，生命获得政治性，而政治也富有生命特色。福柯站在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探索关于生命的社会政治权力，进而区分了身体惩戒与人口调节。要理解生命政治，就必须首先理解其一般的框架或语境，即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因为它们充分运用了统计学、人口学、流行病学、生物学等。所有活人都是“生命世界”或安德森所谓“想象共同体”的成员，与生命政治叠合而成为生命政治存在者，即我们所称呼的“生命政治人”。

〔关键词〕 福柯;生命政治;人口;生命政治人

〔中图分类号〕B56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1-0029-10

〔作者简介〕于奇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法国研究中心教授，广东广州 510006。

一、 缘起

1974年10月，福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国家大学（Universidade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 UERJ）举行“社会医学讲座”时第一次公开使用“生命政治”（当时所用法语词为“biopolitique”，后来逐渐且通常写作“biopolitique”①），后在1979年法兰西学院演讲稿《生命政治的诞生》（2004）中加以系统阐述。它表明治理不仅针对个人，而且关注人口层面的公共卫生、性欲、出生率等要素;管理控制个人身体-生命、人口-生命的权力成为政治对象。我们将澄清生命政治诞生的条件，探究生命政治的哲学基础及其对生命权力的整合，阐明个人与人口如何成为政治管理与政治研究的对象，构思以个人身体-生命、人口-生命为双轴心的新主体哲学（即代理人哲学philosophie de l'agent），生命政治观与生物政治学之间是不同的（也可做出如下区分：特殊生命政治与一般生命政治，并且，在英美意背景下，反思局部生命政治、具体生命政治或特殊准理性生命政治与整体生命政治、抽象生命政治或普遍唯理生命政治）。

可以说，福柯晚期所开创的生命政治探索之路无疑是一条艰辛而危险的道路。《生命政治的诞生》的核心主张是“思考真正质疑新自由主义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的条件，并因此而提问。”②福柯考察新自由主义的目的是打乱和改变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具否定性、消极性、保守性、反动性”的通常看法，并且从肯定性、积极性、新颖性等方面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探索分析，新自由主义将呈现出否定性与肯定性、消极性与积极性、破坏性与建设性等二重性、双重面向、两副面孔。为此，我们“可以把《生命政治的诞生》一书视为对批判的一种沉思，批判是怎么回事，又意味着什么：提出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实践，其条件就是弄清此现象的独特性……只有怀着这种态度才能设想对新自由主义提出异议，而此异议摆脱了怀旧，而且并不以被新自由主义破坏的东西来和它对立……要写一部关于新自由主义现象的批判史，必须弄清由它创造的新东西，它迫使人们要考虑哪些新的政治经济配置、新的概念和新的描述。新自由主义创建了关于国家、市场、自我或者自我身体所有权的新观点。它导致民主、社会或文化的新要求的诞生，导致关于暴力、道德、多样性的新关系。它还质疑某些传统范围内的调节和控制的合法性。”③可見，这是福柯独特的一个角度，即一种批判态度：不能像过去那样看待新自由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具破坏性、摧毁性”的传统观念说不，即一种拒绝、不服从、批判、反抗、反叛，为新自由主义带来一种美好的未来、新颖的希望，关于写作新自由主义批判史的设想也与其思想批判史的思路完全相吻合。这无疑是理论探索道路上的冒险行为，也是福柯“别样思考”理念的具体体现，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或思想自信。

二、“生命政治”作为政治哲学的新概念

“生命政治”，与“治理术”“生命权力”一起，不仅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新概念，而且成为其核心议题，然而一些研究情况显示出，对“生命政治”这一概念评论最多，且饱受争议。

最初，福柯于1974年10月在巴西所做关于“社会医学诞生”的讲座时指出：

Le contrle de la société sur les individus ne s'effectue pas seulement par la conscience ou par l'idéologie， mais aussi dans le corps et avec le corps. Pour la société capitaliste， c'est la biopolitique qui importait avant tout， la biologique， le somatique， le corporel. Le corps est une réalité biopolitique ; la médecine est une stratégie biopolitique.（对个体的社会控制，不仅由意识或意识形态执行，而且在身体里或与身体一起进行。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正是生命政治首先关系到生物、躯体、身体。身体是生命政治现实;医学是生命政治策略。）④

这是福柯首次公开在其哲学探究中使用“biopolitique”一词，并初步规定了其基本内容与生物、身体、医学直接相关，比如《古典时代疯狂史》《不正常的人》与《监视与惩罚》所谈到的麻风、鼠疫及其处理方式：在西方历史上，通过排斥麻风患者来治愈麻风，通过监视鼠疫患者来根治鼠疫。这表明生命政治以哲学姿态面对实际或现实问题。

福柯又指出：

La découverte de la population est， en même temps que la découverte de l'individu et du corps dressable， l'autre grand noyau technologique autour duquel les procédés politiques de l'Occident se sont transformés. On a inventé à ce momentlà ce que j'appellerai， par opposition à l'anatomopolitique que j'ai mentionnée à l'instant， la biopolitique. C'est à ce moment que nous voyons apparatre des problèmes comme ceux de l'habitat， des conditions de vie dans la ville， de l'hygiène publique， de la modification du rapport entre natalité et mortalité.（在发现个体与可训练身体的同时，人口的发现是另一重要的技术核心，而西方的政治手段围绕着这一核心而发生变化。就我刚刚说到的解剖政治而言，而今，人们发明了我将称作生命政治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居住条件问题、城市生活条件、公共卫生问题、出生率与死亡率间关系变化问题。）⑤

可见，人口的发现多么重要！在福柯著作里，人口与安全、领土构成一个三面体，各占一面却互相连接，是生命政治的对象。⑥它虽未成为国家的构成元素，但在18世纪左右被接纳为“全新的政治人物”（personnage politique absolument nouveau）或“新人物”（nouveau personnage）⑦、“政治主体”（sujet politique）、“完全陌生而崭新的集体主体”（nouveau sujet collectif absolument étranger）与“客体”（objet）;“人口重新覆盖了古老的平民（peuple）概念”。⑧与“生命权力”相呼应相一致，“人口”这一新人物、政治主體不仅仅是“生命权力人物”，而且是“生命政治人物”（personnage de biopolitique， personnage biopolitique），既是政治主体又是政治客体，或许，我们可试探性称之为“生命政治人”（homme biopolitique）。人口作为新人物在18世纪登场与“人口”概念的诞生，促使人口的安全机制与治理行为远离法律惩戒目标。

福柯写道：“问题在于使某个层面出现，而那些治理者的行为是充要的。治理行为的相关性层面，不是实际的整体性，也不是逐点针对一些臣民，而是人口及其特有的现象与过程。环视观念，即某种意义上的现代观念，我们也可以说它完全是古代观念，因为重要的是，实际上在环视机制中把某人、眼睛、目光、监视原则放在中心，而监视原则，可以说，使其统治权对处于权力机器中的所有人起作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最古老的君主的最古老梦想就是环视：我的臣民中没有任何人会逃离，我的臣民中没有任何人的任何举动逃过我的眼睛。在某种方式上，完美的君主就是环视中心点。”⑨这种权力运作机制旨在对被监视者或被治理者（臣民、政治客体）进行全方位监视。每个人，无论在何时何地，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君主之眼或“皇帝之眼”（il de l'Empereur）。环视监狱（panopticon）是边沁的梦，不仅仅是建筑形式，而且是治理形式与权力行使形式（甚至是思想或理论的分析方法、表达方式）。“人人都将受到监视。边沁的建筑梦，在拿破仑治下的国家成为法律的与制度的现实，况且当作19世纪所有国家的模型。我认为，真正的变化就是环视主义（panoptisme）的发明。我们生活在环视社会（société panoptique）……正是在社会的普遍环视主义方面，必须取代监狱的诞生。”⑩

这意味着，环视成为一种象征，即权力之眼，志在看清一切、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很显然，这是福柯对边沁环视观念的努力发挥与扩展运用，事实上，环视观念屡屡出现在其著作里，甚至在《监视与惩罚》中被提升为“环视主义”（panoptisme）。福柯指出，在19世纪，尤利乌斯（N. H. Julius）将表演文明（献祭与仪式文明）与监视文明或剧院与监狱（也许还有舞台与刑场）加以对照;作为监视-监禁的一般系统，环视监狱模型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欧洲社会以国家代替修会，提供了监视文明的第一个样本-典范;可见，如果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明了环视主义，那么，“19世纪开创了环视主义时代（ge du panoptisme）。”B11而环视主义是一种新光学、新机械学、新物理学（权力物理学），关涉到身体的政治权力，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环视主义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光学B12，可以说，这是福柯政治哲学或法哲学最具潜力的一大亮点，非常值得在一般哲学上进一步丰富和推进。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如果这还处于对个人的监视层面或惩戒水平，那么，人口的出现促使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个体化的权力运作机制是无法胜任的。因此，一种新的方式，即治理集体-人口的方式将应运而生，这意味着人口治理有别于个人统治，总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权力机制与权力关系。这种差异表明权力作用的对象从个体转向集体，即从非集合概念及其外延转向集合概念及其外延，权力本身突破了个体圈子或跳出了狭小格局，而人口及其概念本身也突破了其原有的否定性命运（人口减少、人口死亡、死亡图表），看到了其肯定性前途（人口增长、人口生命、生命图表）。我们看到了一种双重的断裂与延续，也似乎认出了权力从个人至天下的实践雄心与理论气度。

福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17世纪与18世纪诞生了权力技术学（可称为“权力的个体化技术学”或“权力的个体技术学”），作用于个体及其身体与行为。这是一种政治解剖（学）、解剖政治（学），即指向个体（个人、肉体、身体），以至得到解剖（解析、剖析）。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另一种权力技术学（即权力的人口技术学），特别是在英国得到发展（前者则特别在法国和德国得到发展）;权力对人口施加影响，实际上，人口涵盖了个体，不仅是众多的人群，而且是受生物规律控制和支配的生命体;它具有出生率、死亡率、年龄曲线、年龄金字塔、发病率、健康状况等方方面面，会消亡或会发展。权力不仅作用于臣民，而且作用于君主与臣民，即人口总体;权力技术学具有双重向度：惩戒的发现与调节的发现、解剖政治的改进与生命政治的改进，它们相互对立却彼此相接。B13

生命与身体在18世纪开始成为权力对象，个体身体与人口相结合。生命进入权力领域，进而得到治理，在福柯看来，这是人类社会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当生命进入权力领域时，即在18世纪，性成为绝对最为重要的构件，确保了对个体（诸如初中生、青少年）时时刻刻，甚至睡眠期间的监视，成为惩戒化工具和解剖政治的一个基本要素，保证了人口生产;青少年的性欲在医学上、道德上、政治上都是问题;性处于身体的个体惩戒与人口调节的铰接点上，处于用于个体的解剖政治与用于人口的生命政治两部分的接合点上，也处于惩戒与调节的十字交叉口，性政治将由此而融入整个生命政治之中。B14

生命政治意味着生命进入政治，生命得以政治化，成为政治对象，而政治也获得生命特色。“生命”与“政治”的叠合体——“生命政治”表明“生命”成为“政治”的对象，或许可以说，“生命政治”使得“生命”“政治化”。生命政治是生命哲学的现代性或现代特色，即生命的政治现代性或生命政治的现代性。福柯对“生命”问题的探讨始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等，直到《必须保卫社会》《性经验史》等所探究的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构成了生命思考的新视野，即对生命进行权力与政治的双重审视。“自19世纪起，生命实际上既成为权力关系的对象，也是其关键所在：福柯从经济、人口和政治方面对这种治理人的新方式进行谱系研究，他强调生命最隐秘的各方面如何被占据，譬如性、饮食、人口和健康都突然成为公共政策的内容，而目的是使生产达到最大化，使成本降至最低。”B15

福柯对生命的种种看法坚持一种现代性态度，即批判态度。所谓现代性态度就是康德与尼采建立并展现的“哲学姿态”，福柯通过再思“启蒙问题”来进一步强化与确认这种“哲学姿态”。正是在哲学姿态的驱使下，康德深入思考我们自身的现实，即我们自身的“现在”或“今日”，用尼采的话来说，必须诊断我们自身的现实，即生命政治的现实，分析其来源，打开其未来空间。B16“我们在自己的现实状态能够实现何种类型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如何得以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我们又将如何可能成为他者？正是在这里，在这种差异当中，解读某种生命政治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尼采发现，哲学研究这种特殊的活动中包含着一项诊断性的任务，即回答今天的我們是什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今天又是什么……因此，生命政治仅仅是我们现实中诸多迹象里的一个。对它的诊断的结论是，我们的现实已经变成生命政治的现实。”B17

三、生命政治的界说

什么是生命政治呢？所谓“生命政治”，就是“生命进入了历史（我是说人类生命固有的现象进入了知识与权力的秩序中），进入政治技术领域。”B18福柯进一步指出：“我们谈论‘生命-政治必须是为了指出什么让生命及其机制进入了精打细算的领域之中，什么把权力-知识变成了人类生活变化的主体……我们所谓的一个社会的‘生物现代性的开端，就是人类以进入自己的政治战略为目标。数千年来，人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非常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现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他的作为生物的生命受到质疑。”B19

生命政治（biopolitique）或生命-政治（biopolitique）表达了生命与政治之间的词语配合现象（phénomène de correspondances des mots）和观念配合现象（phénomène de correspondances des idées）。它也表达了生物（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叠合与交叉，进而由生命政治而诞生了生命政治圈，如基督教生命政治（biopolitique chrétienne， Christian biopolitics）。

在此，我们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该词的历史。从biopolitique或biopolitique（“生命政治”）一词的历史角度看，它最初并不是福柯创造的，尽管它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得到使用。我们可以在孔德的《实证政治体系》（1851年）找到其源头，孔德使用的是biocratie（生命权力）和sociocratie（社会权力）这两个词，所谓biocratie就是在“治理活人”的意义上使用的，指sociocratie（社会权力）的必要条件;1905年，瑞典政治学家契伦（Rudolf Kjellén）在《大权力》（The Great Powers）中创造了biopolitics（这表明该词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还创造了geopolitics（地缘政治学）一词B20，但最早直接而系统使用biopolitics一词的是罗伯茨（Morley Roberts），他著有《生命政治》（Biopolitics， 1938）一书，探讨生物病理学与社会病理学之间的关系;随后于1960年，biopolitique成为斯塔班斯基（Aaron Starbinski）的书名;196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兰（Edgar Morin）在《人的政治导论》中探讨了“人的生死基本问题”，区分了生存生命政治场与幸存生命政治场，1973年，他在《迷失的范式：人性》中探讨了政治与生命政治、人类生活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一份《生命政治手册》（Cahiers de la biopolitique）刊物在巴黎问世，专门研讨生命政治;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学学会（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PSA）创立了生物学与政治学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mmittee on Biology and Politics），生命政治沉思（réflexion biopolitique）获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B21在此，我们也许把réflexion biopolitique译为“生物政治沉思”更为贴切，既然英美政治学界关注的是政治行动对生物学规律的依赖，需要政治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参与B22;这大概正是福柯与该协会所研究的biopolitique或biopolitique之间的差别;即使统一汉语译名，也要认识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取向和路径：该协会中的政治学家采取的是自然主义，大量运用行为科学、社会生物、生物进化论等，而福柯诊断的是与生命权力相关的个体惩戒与人口调节，采取的是非自然主义态度，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治理术相结合。B23

比较而言，福柯生命政治观有其自身的理论取向，成为当今西方政治哲学一个极具生命力的新方向、新领域。“生命政治”在福柯著作里与生命管理、通过生命权力的人口调节密切相关。B24至今，在西方学界，在biopolitique或biopolitics领域，主要生成了福柯阵营与国际政治学学会阵营B25 ;如果说，前者重在从哲学（尤其是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高度探索关于生命（个体生命与人口生命）的社会政治权力（在此意义上，biopolitique或biopolitics，汉译为“生命政治”更确切），那么后者旨在研究生物学与政治学（或政治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此意义上，biopolitique或biopolitics，汉译为“生物政治”或“生物政治学”更贴近），总之，二者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前者的角度与取向是哲学或政治哲学，即生命政治的“哲学版本”（在福柯意义上，导向了“身体惩戒”与“人口调节”的区分），后者的指向与目标是政治学或政治科学，即生命政治的“政治学版本”（导向“自然主义”与“政治主义”的区分）;然而，无论如何，“biopolitics”（biopolitique， biopolitique）这个术语表明了生命与政治或者生物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两种交叉形式或叠合姿态。它在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丰富涵义和理论价值。总之，“biopolitics”这个概念及其问题，在福柯本人及其继承者们与美国政治科学界（尤以国际政治学学会为重阵）之间生成了巨大的概念断裂或理论分岔，实际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并且存在许多版本（“生命政治的用法五花八门，在各种医学、科学、宗教和伦理话语中流传。”B26），也许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少交叉重叠，特别是在涉及生物现象、生物特征、人类问题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具有结合的可能性条件吗？又在何种层面达到结合？

福柯的“生命政治”这术语及其思想在意大利得到广泛使用、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在以奈格里（Toni Negri）〔其合作者是美国政治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哈特（Michael Hardt）〕、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等为代表的意大利学派或后福柯主义者群体的著述中，其涵义日益丰富，被推到极致。B27

四、如何理解生命政治

1979年1月至4月，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主题是“生命政治的诞生”，体现了生命政治思想体系与现实间即时而直接的关系或呼应。“在《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两部著作中，福柯都承诺要研究生命政治这一课题，但每次都插入了新的题外话。在前一部著作中，理解生命政治意味着理解安全保护机制和现代政治治理术;在后者中，尽管‘生命政治的字眼出现在题目中，作者对它的探讨却比在前书中还要简略。不过，在后一部作品里，福柯宣称，我们只有理解了新自由主义（当然还有自由主义——引者注）的治理术，才能明白生命政治的含义。因此，书中汇集的讲座都以不同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性为侧重点。”B28《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它们的研究主题前后相随，构成姊妹篇或双合透镜。它们旨在分析人口治理模式。B29进而言之，《安全、领土与人口》重在分析人口的安全因素，诸如应当纳入生命政治的总体框架的医疗政治、公共卫生、社会医学等，而人口本身就是共存的生物总体（有生命物体），这些生物显示出生物学与病理学的特征，属于特殊的知识与技术，并且生命政治成为17世纪以来得到发展的国力管理B30;而《生命政治的诞生》则用力于“自由主义”及其当代形式，即新自由主义，以至于过度详细地讲解它们，特别是新自由主義（诸如德国新自由主义、美国新自由主义），成了本年度演讲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在福柯那里，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被视为生命政治的一般框架（或总体框架）和可理解性条件。因此，《生命政治的诞生》最终仅仅完成了“导言”B31，所谓“生命政治”的“诞生”是也。我们也看到，要想真正理解“生命政治”，就必须首先理解其外在因素，诸如“自由主义”（libéralisme）、“新自由主义”（néolibéralisme）——德国新自由主义与芝加哥学派的美国新自由主义B32、“治理体制”（régime gouvernemental）等。

什么是生命政治呢？什么是自由主义呢？1978—1979年度讲座“生命政治的诞生”最终体现为“生命政治导论”。福柯认为，生命政治问题就是关于人口（活人总体）固有的现象：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种族等的治理实践问题，它自18世纪以来始终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关键问题。B33生命政治问题绝不能离开“自由主义”这种政治的合理性框架，因为自由主义政府充分运用了统计学、人口学、流行病学、生物学，还分析人口层面的生命现象，与此同时，在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语境中，无论是生物生命（自然生命、zoé）还是政治生命（人为生命或非自然生命、bios），都是治理的对象。B34

正如塞内拉尔（Michel Senellart）所概括：“事实上，基于对事物自然发展的认识，政治经济学本身要求治理理由的自我限制。因此，它表明新合理性在治理艺术中泛滥起来：根据我们接触的自然性现象，出于极大效力的考虑，治理较少。治理术在其持久性自我限制的努力中与真理问题相联系，福柯将这种治理术称作‘自由主义。”B35可以说，在福柯著作里，生命政治与自由主义相结合而生成自由主义生命政治，而自由主义就是治理术，遂有自由主义治理术出。正是在治理术的自我限制意义上，自由主义作为治理人口的生命政治的一般框架而存在。生命政治问题与作为其合理性框架的自由主义（当然还有新自由主义）无法分割并生成统一体，犹如硬币的两面，只要我们理解了“自由主义”及其当代版即新自由主义，就理解了“生命政治”。

福柯自称受到史学家、哲学家韦纳（Paul Veyne）历史观的影响，从而断定“自由主义”不是一种理论、一种梦想或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自我表现的社会方式，而是一种实践，即一种做事方式或治理实践，它有其目标并由连续沉思来进行“自我调节”，因此，它是“治理活动合理化的原则与方法”（principe et méthode de rationalisation de l'exercice du gouvernement）。B36自由主义是与权力、阶级斗争、一神教、善、社会主义等概念同等重要的概念。总之，福柯对“自由主义”的倾心研究旨在其实践层面，即关于“国家理由”的批评性思考。这是福柯对“自由主义”的界定，显然，这一界定与治理（治理实践）直接相关，有别于传统的自由主义界定。

进一步的问题是，治理活动合理化（rationalisation de l'exercice du gouvernement）与自由合理化（rationalisation libérale）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呢？福柯认为，治理活动合理化旨在使自身效果达到最大限度，却尽可能降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成本，然而，自由合理化的公设是，治理并非自身的目的，就是说，无论如何，治理的最大限度化都不应成为自身的调节原则（principe régulateur）。B37“在此方面，自由主义与‘国家理由决裂……不断增强的治理术合法化并且其进展得到调整……总之，我们治理过少。管治学（Polizeiwissenschaft）就是治理技术学所采取的形式，而治理技术学又受制于国家理由原则：可以说，管治学‘很自然地承担人口问题……因此，健康、出生率、卫生在人口问题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B38但是，在自由主义原则支配下的治理又是过度的。因此，治理有待批判，以调节到适度，而治理术正是在于其追求适度的格调。“治理过少”（on gouverne trop peu）与“治理过多”（on gouverne trop）都不可取，但问题是，为何要治理呢？对此，依福柯看，必须思考“自由主义”问题，自由主义的出发点不再是“国家”及其存在，而是“社会”。“国家理由”转向“社会理由”（raison de société）。“社会监督国家并与之形成对比。”B39在此，我们看到，治理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区分与联系）上有着不同方向，治理社会不像治理国家那样追求治理的最大限度化，而是追问治理对于社会的必要性以求其存在的合法性，遂有社会治理技术学（technologie de gouvernement de la société）出。这是一种特殊的治理技术学，自有其图式化形式。B40

据福柯看来，存在着多种自由主义，换句话说，自由主义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并且就治理实践而言，它是其调节图式。B41边沁及其追随者们就是多元自由主义信奉者、运用者的典型代表。对于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我们应当在学理上给予认真对待，避免片面理解。“大概，法律思考与经济分析产生了自由主义，它不是政治社会观念，而政治社会观念的基础是产生社会的契约关系。但在寻求自由治理技术学中，法律形式的调节显然构成一种比治理者的智慧或节制更为有效的工具。”B42

自由主义与自由治理艺术的一个后果是扩展控制、约束与强制的手段，而那些与自由主义叠合在一起的惩戒技术（techniques disciplinaires）在对置身于社会中的个人行为（comportement des individus）的影响上达到了极致，可以说全方位覆盖、几无死角，具毛细血管式效力。它们与“自由时代”同步。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如此影响“个人行为”呢？这就是边沁的环视理念（idée du panoptique）及其原则。这一理念及其原则追求对布满于种种社会机构（诸如学校、车间、兵营、医院、监狱等）的个人及其行为进行教育、监督、训练、医治、监视，这表明环视建筑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机构，而是能够且必须用于各类机构，这些机构之间具有完美的类似性、过渡性、共通感与统一性，或者说，以监狱为原型的环视设计不仅仅适用于“监狱”这种机构，而且要成为一种模型，以便适用于更多机构，甚或所有机构。这意味着环视设计旨在打通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彼与此等的鸿沟，从模式上升到理念，中经自由主义政府理论（环视应该成为所有治理的方式），而至福柯的进一步发挥：“环视就是自由治理方式本身。”（Le panoptique， c'est la formule même d'un gouvernement libéralB43.）在此，我们看到了某种统一的格调、贯通的气度或有机的连接。学校教育、车间监督、兵营训练、医院医治、监狱监视等构成治理的各个方面，它们也分有普遍的治理方式。

基于边沁环视监狱的建筑设计，福柯创造了“环视主义”（panoptisme）这一概念，并指出：“环视主义不是一种区域性机械论，也不限于某些机构。至于边沁，环视主义完全是某种治理所有的普遍政治方式。”（Le panoptisme n'est pas une mécanique régionale et limitée à des institutions. Le panoptisme， pour Bentham， c'est bien une formule politique générale qui caractérise un type de gouvernementB44.）这实际上就是惩戒与自由主义的完美结合。

福柯尝试通过自由主义的当代形式，即新自由主义（“1948—1962年的德国新自由主义”与“芝加哥学派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这两大案例）来分析“治理理由”（raison gouvernementale），即各种类型的合理性。福柯认为，这两个案例中，对治理术而言，德国新自由主义（或秩序自由主义即德国弗莱堡学派）在理论上胜于其他自由主义。B45“在这两个案例中，在十分明确的语境中，自由主义表现为过度治理所固有的非合理性的批判，并且表现为俭朴的治理技术学的回归，正如富兰克林（Franklin）所言。”B46福柯区分出德国新自由主义与美国新自由主义，并发现它们的差异与同一。德国新自由主义与魏玛共和国、1929年经济危机、纳粹主义、纳粹主义批判与战后重建等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而美国新自由主义与新政、罗斯福政策批评联系在一起，在战后发展与组织起来而发挥干预作用;与此同时，福柯也发现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凯恩斯是它们的共同敌人与理论对手，它们都反对计划经济、国家干预主义、计划化等，它们都与奥地利学派、奥地利新边际主义、米塞斯、哈耶克等相关。B47

总之，德国新自由主义与美国新自由主义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分，在相互联系的同时又产生对立或矛盾，在相同的中介产生汇合之后彼此朝着不同的方向与路线而产生影响。德国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市场对价格的调节是脆弱的，而美国新自由主义则寻求市场的合理性并力图扩展到家庭、出生率、违法、刑罚、人口、生命等非经济场B48;此外，新自由主义在某种条件下迈向一个崭新的参考场“公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B49与经济人（homo conomicus），即摆脱其交换伙伴（交换者）传统的企业家（entrepreneur）或生产者B50（“经济人”概念的外延或内容发生了变化）;“公民社会”与“经济人”两者不可分割，共同构成自由治理术技术学的总体要素与相关性概念。B51这些因素恰恰与生命政治密切相关。此外，我们应当看到且重视的是，经济人（homo conomicus）是一个极具生命力和生殖力的概念;美国新自由主义关于“经济人”概念的有效性问题和应用问题已然成为一个经典问题;经济人作为框架、范式、模型，不仅仅用于经济行为人，而且用于社会行为人（诸如结婚人、犯罪人、抚养子女之人等）B52，也许还可用于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而分别催生出“生命权力人”与“生命政治人”。经济人的这种有效性与应用性，非常值得我们以后进一步思考。

五、经济人与生命政治人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有关医学、生命、健康、疾病等的观念以及后来的权力/知识、治理、治理术、生命政治等观念（《词与物》再专门讨论“生命问题”），得到了广泛运用。智利一个具联盟性的非政府组织“积极生活组织”（Vivopositivo organisation）B53运用福柯思想“培育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将患者-用户视为生物公民的主体形态”。B54生物公民是一个政治化主体。

这一政治化主体表达生物公民（biological citizen， citoyen biologique）或者生命公民（biocitizen， biocitoyen）和生物公民权（biological citizenship）。所谓生物公民或生命公民，简而言之，就是所有活人（vivant），有著共同的生命资格和生命联系，是“生命世界”或安德森（B. Anderson）所谓“想象共同体”的成员。B55“罗斯（N. Rose）将其生物公民的概念从单纯的遗传和体细胞扩展到其他身份标记包括在内……我们将生物公民理解为公民身份的一个新出现的维度，它通过让人们有资格从政治上要求与生命权力（biopower）领域相关的新权利而人们赋权（比如生育权——引者注）。”B56进而言之，“生物公民是一种新的公民权表达，这种表达在由患者-用户组织带来的变化之下发生。”B57

活人成為生命政治主体或生命政治存在者，进入生命政治并与之叠合，进而生成活人的生命政治（biopolitique du vivant）。作为公民的活人与生命政治相结合，从而成为生命公民（或生物公民）或者生命政治公民（生命政治人）。

什么是生命公民（或生物公民）？著名的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的“问题”——“你是哪里人？”——的答案是：“我是世界公民（citoyen du monde），真正的公民资格就是延伸到全世界的。”B58这一理念同样适合于生命世界（biomonde）或“想象共同体”，人们可以说，“我是生命世界公民〔citoyen du biomonde，生命公民（biocitoyen）〕或生命世界主义者（biocosmopolite）”，生命公民就是不定居于一国者，即四海为家的生命居民。而生命世界或想象共同体“围绕生物学状况或者疾病的体验凝聚而成”B59，“我们使用‘生命政治这一术语来指人类生命问题在政治、权力以及知识领域不断增加的重要性。因此，生命政治一词指的是一系列政治技巧——从最广泛意义上来说——这些技巧作用于人类生命、公共卫生，以及一个人口群体的存在、繁殖和衰败。有关该领域发生的控制与竞争的具体而特定的战略，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政治合理性。”B60

总之，生命政治环境中的生命公民无疑是一种新公民或新世界主义者，也是一种新希望、新愿景，尽管这也意味着一种幻想，即对生命政治的想象或虚构。“世界新自由主义掩盖了新世界主义者的幻想。”B61现代生命政治时代使人们认识到全球环境胜过我们所居的狭小空间，生命及其相关项给我们带来希望与未来，以设计生命世界（即生命城邦）的蓝图，并宣称自己是生命公民、生命世界公民，甚或生命政治公民〔也许在更一般意义上或在人的总体意义上，这意味着生命政治人的“未来”诞生，起码是可能性孕育，同时在人类总体高度达到对“生命政治”及其相关项的认同，从而基于“生命政治”的“某种共通身份”理念，即“生命政治身份”理念可能生成，当然，“生命政治人”与“生命政治身份”尚待理论培育。我们认识到，芝加哥学派的“经济人”（homo conomicus）是一个很有效力和生产力的概念，在生命政治（当然还有生命权力）方面的有效性与应用性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或许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众所周知，1789年的《法兰西人与公民的权利宣言》（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其标题含混不清。“人（homme）和公民（citoyen）这两个词到底是指两个自主的存在，还是形成了一个单一的系统，在其前者总是包含在后者中？这一点是不明确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人和公民之间所存有的那种关系仍旧不清不楚。”B62我们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重要宣言的含混性或不明确性，以打通“人”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并缩短，甚至消除它们的距离，进而抵达同一性或共通感，以求大象无形之高格。无论如何，生命政治及其相关项都必须面对人类（manasspecies， hommeespèce）或整体大众（global mass， masse globale）及其现实问题。这大概是生命政治的价值与希望所在。

① 作为术语，法语词“biopolitique”并非为福柯所造，而是他所用所扩且得到不断更新，被日译为“生政治”。该词暗示活人与政治的同化并融、现代技术学与医院的混合、生命史与生命政治的叠合。在汉语福柯学界，“la biopolitique”，一译“生命政治”，一译“生物政治”。无论如何，其中“政治”为阴性名词“la politique”，有别于阳性名词“le politique”，前者指实践层面的政治，即实践性政治或特殊政治（相当于“殊相”），后者是理论层面的政治，即理论性政治或普遍政治（相当于“共相”）。在其《神学政治的持久性？》（1981）和《民主问题》（1983）中，勒福尔（Claude Lefort）做出了上述区分。在英文文献中，la politique译为politics，le politique译为the political。为区别起见，在汉语语境中，我们可将“la politique”（politics）译为“政务”，即“政治实践”，可将“le politique”（the political）译为“政治”，即“政治理论”;与此相对应，可建议将福柯所用的“la biopolitique”（biopolitics）译为“生命政务”，即“生命政治实践”，将“le biopolitique”（the biopolitical）译作“生命政治”，即“生命政治理论”;对于“la biopolitique（biopolitics），我们仍采用目前流行的汉译词“生命政治”，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时时注意其基本涵义是“实践层面的生命政治”（特殊生命政治或生命政治实践），而非“理论层面的生命政治”（普遍生命政治或生命政治理论）。Cf. Michel Foucault， “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1976-1988） II， Paris：Gallimard， Coll. Quarto， 2001， pp.207-228; “Biohistoire et Biopolitiqu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76-1988） II， pp.95-101; “L'Incorporation de l'Hpital dans la Technologie Modern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76-1988） II， pp.508-521; “Les Mailles du Pouvoir”，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1976-1988） II， pp.1001-1020; 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Paris：Seuil/Gallimard， Coll. Hautes tudes， 2004.

② ③ 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23-27页。

④ Michel Foucault， “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1976-1988） II， p.210.

⑤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76-1988） II， p.1012; cf. Arnault Skornicki， La Grande Soif de l'tat： Michel Foucault avec les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Les Prairies Ordinaires， 2015，p.124.

⑥ Cf. Arnault Skornicki， La Grande Soif de l'tat： Michel Foucault avec les Sciences Sociales， pp.124-131.

⑦ ⑧ ⑨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Paris： Coll. Hautes tudes， Seuil/Gallimard， 2004， pp.69，44，68.

⑩ Michel Foucault， “ Propos de l'Enfermement pénitentiair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1954-1975） I， Paris：Gallimard， Coll. Quarto， 2001， pp.1305-1306.

B11 B12 Michel Foucault， “La société punitiv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54-1975） I， pp.1334，1337.

B13 B14 Cf.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76-1988） II， pp.1011-1013，1013.

B15 朱迪特·勒薇尔（Judith Revel）：《福柯思想辞典》，潘培庆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2页。

B16 B17 B27 参见埃米利亚诺·萨奇：《生命政治的悖论：人口群体与安全机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总第30卷第3期，2013年9月，第67-68、68、69-74页。

B18 福柯：《性经验史》第1卷《认知的意志》，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略有改动;Cf. Luca Paltrinieri， L'Expérience du Concept：Michel Foucault entre pistémologie et Histoire， Paris：Publication de la Sorbonne， 2012， pp.244-251.

B19 福柯：《性經验史》第1卷《认知的意志》，第106页。

B20 Cf.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9-10.

B21 Cf. Antonella Cutro， Technique et Vie：Bio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du Bios dans la Pensée de Michel Foucault， Paris： L'Harmattan， 2010， pp.59-66;参见托马斯·雷姆科：《超越福柯——从生命政治到对生命的政府管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80页。

B22 B23 B34 参见托马斯·雷姆科：《超越福柯——从生命政治到对生命的政府管理》，第80、80-81、88页。

B24 Cf.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Paris：Seuil/Gallimard， Coll. Hautes tudes， 1997， p.216; cf.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76， p.184; cf.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p.1.

B25 1991年至2011年间，美国政治学家索米特与彼得森（Albert Somit and Steven A. Peterson）已主编了九卷《生物政治学研究》（Research in Biopolitics IIX），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B26 迈克尔·莱特：《生命政治概念的系谱研究新成果》，《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