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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屋》中异质空间下的本土裔自我主体性的建构

2022-07-16王璐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2年7期
关键词:福柯主体性

王璐

关键词:《圆屋》 福柯 异质空间 主体性

一、引言

《圆屋》是美国本土裔作家厄德里克在2012 年完成的一部作品,作品一上映,好评如潮,随即斩获了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这本书是以奥吉布瓦族十三岁男孩乔的视角,讲述了在母亲遭遇暴力性侵后为母亲寻找正义的故事,揭示了美国现存制度下的司法不公以及美国印第安女性遭遇的不公平待遇等问题。有关《圆屋》的研究,国内学者大多聚焦于成长、后殖民和生存状态等主题;国外学者大多从司法公正、创伤和叙事等角度来进行研究。本文拟从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入手,探讨本土裔文化的异质特点和本土裔族群如何在异质空间内建造自我主体性。

福柯最早在1967 年的一篇演讲《另类空间》中提出了“异托邦”或者是“异质空间”这一概念。异托邦是包含多重矛盾空间的异质空间,具有封闭性和开放性的特点,着重体现了权力如何通过社会空间的运行来对他者达到排斥和规训的效果。相对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美国本土裔文化处于边缘位置,在空间建构上属于一种异质空间。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本土裔的主体性建构中,《圆屋》作者将小说中奥吉布瓦族遭受的司法不公待遇置于美国白人殖民者和白人文化的审视下,以本土裔的口述传统、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在异质空间内建构自我主体性,解构了白人殖民主体的主体权力地位。

二、失语与呐喊——本土裔异质空间的形成

福柯认为,在“社会的历史中,这个社会能够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使存在的和不断存在的异托邦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形态下,被贬义的、边缘的非主流本土裔文化就是一种异质文化,那么圆屋作为奥吉布瓦族举行传统精神活动的场所也被主流文化视为一种异质空间。作者在这个异质空间中利用奥吉布瓦族的口述传统,强调了奥吉布瓦族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撕裂了殖民者建立保留地背后的真正面纱,揭开了被主流意识贬义的奥吉布瓦族失语和呐喊的受难史。

文章延续了厄德里克采用的故事嵌套手法,小说由历经沧桑的百年老人穆夏姆担任叙事主体,讲述了圆屋的建造历史。在小说中,穆夏姆总是在零碎的梦呓中展现这段历史,尽管是碎片化的讲述,但它却不是讲述者的胡言乱语。但是随着穆夏姆的清醒,故事戛然而止。当乔向穆夏姆询问故事结局时,穆夏姆的答案却答非所问。乔只能等到穆夏姆再次睡着时才能将故事继续聆听完。穆夏姆这种碎片化非线性叙事的模式,将原有的叙事时间顺序打断,让过去和当下交织在一起,使当代奥吉布瓦族青年一代能够重新认识部落受难史,能够替在历史空间中失语的奥吉布瓦族人发出声音,挑战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揭示出奥吉布瓦族土地被剥削的历史真面目。

在划分保留地那一年,奥吉布瓦族被逼到边境线上,在寒冷和饥饿的双重压迫下,为了团结族人,增强族群凝聚力,他们共同建造了圆屋。从圆屋的建造历史来看,它不只是一个具有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地域,更是凝聚族群为奥吉布瓦族举行传统精神仪式的场所。但是如今圆屋不再完全属于他们,现在圆屋区域集合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土地,州地产、个人地产和部落托管地,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法律。圆屋的土地性质和适用法律的复杂性一方面在空间上象征了奥吉布瓦族在白人殖民历史和白人主流文化夹缝中的生存困境。因为州地产就是奥吉布瓦族周边殖民权力主体空间的代表,体现了白人殖民者对整个族群的统治权力,彰显着殖民者权力的压迫性在场,这一主体权力的在场时时都在提醒着奥吉布瓦这一代他们的屈辱史。另一方面林登选择在部落神圣的建筑圆屋中对杰拉尔丁进行暴力强奸,表现出他对奥吉布瓦族精神追求的不屑,学者黎会华曾评价道:“意味着他试图玷污整个奥吉布瓦社群,侵害其文化。”林登这一白人殖民者后代在奥吉布瓦族的空间不断在场,有效地揭示了奥吉布瓦族在这夹缝状态中的异质文化空间内的窘境。

但是,面对他们族群的屈辱受难史和种族歧视的日渐盛行,圆屋作为他们族群的精神象征,似乎在代表他们向时代发出愤怒的呐喊声。当乔去圆屋寻找线索时,风从圆屋的缝隙中吹来,这仿佛就像是哀鸣声。这呐喊唤起了奥吉布瓦族新生力量代表乔的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指引着乔发现一个又一个案件核心线索,如火柴盒、汽油罐和塞满钱的洋娃娃,这些线索带领乔一步一步接近了案件的谜底,并揭开了隐藏在这案件下被粉饰的历史真相。在这里,圆屋这个异质空间不只是点明殖民权力的压迫性在场,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殖民主体权力瓦解和被颠覆的可能性,因为通过圆屋可以追溯他们奥吉布瓦族的宗教传统和历史经纬,可以把在主流文化被贬义的奥吉布瓦文化重新建构起来,从而来颠覆主流话语的权威性。

三、压迫与反抗——异质空间中的宗教融合

在福柯看来,异质空间“总是必须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 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 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这体现出异质空间封闭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在主流宗教文化和奥吉布瓦族的传统信仰上长期的交锋中。白人主流文化对美国本土裔宗教文化的压迫和排挤,促使奥吉布瓦族宗教信仰和主流宗教在这冲突中产生了宗教融合现象,这体现出异质空间内文化的包容性。奥吉布瓦族在这种异质空间中植根于他们的神话传统,采取一种既肯定又否定态度来接受主流宗教文化,这种文化上的融合既消解了殖民文化的绝对话语,瓦解了白人至高无上的权威文化,颠覆了其文化统治地位,又反过来推动了奧吉布瓦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前行和发展。

厄德里克的小说主要是描写奥吉布瓦族,他们早期生活在苏必利尔湖附近。在殖民者登陆北美大陆之前,他们部落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随着白人殖民者的到来,他们视本土裔为野蛮之人,视他们的宗教信仰为异教,这种“野蛮”和“文明”的二元对立思想对本土裔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消灭与主流文化价值不符的“异教”,他们开始了对奥吉布瓦族展开宗教渗透活动。学者宋赛南在梳理天主教对奥吉布瓦族的传教历程时将它分为三次浪潮,其中影响最广的是第三次传教浪潮,这次传教特征为“传教据点辐射范围加大,教士传教与政府办学结合在一起”。政府将奥吉布瓦儿童送进与他们父母分离的寄宿学校,强制他们接受主流宗教文化教育,希望借此来瓦解本土裔传统信仰,破坏他们的宗教传承,这给他们留下了难以修复的创伤记忆。

但是奥吉布瓦族传统精神在异质空间内因其强大的包容性却没有像白人殖民者预料的那样被完全同化或者消失,相反,奥吉布瓦族文化一直和主流文化处在一种既冲突又交融的交锋中,其结果就是产生出了一种宗教融合模式。在小说中,宗教融合不仅没有使其宗教精神信仰被主流宗教文化淡化或者是消解,反而使其成为抵御主流文化蚕食的有力武器和传承本土文化身份的有利载体。在《圆屋》中,面对在寄宿学校白人主流文化的压迫和排他性气场,奥吉布瓦族人民在异质空间里既保留了他们传统宗教的特点,又对主流文化呈现出一种接受的态度,书中有关他们在寄宿学校的表现时写道:“再要么两头下注,既热爱神圣的烟管,又忠于天主教圣徒。”并且他们在这个异质空间内还有效地运用他们传统神话中的变形智慧,巧妙地化解了他们在面对宗教压迫时遇到的难题。每当有牧师和官员们来查看时,他们就把水鼓、鹰羽、药包、桦树皮卷和神圣之管都藏起来,拿出《圣经》读起传道书。当乔问穆夏姆为什么只读那部分时,他回答道:“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因为这一章宣扬的土地思想和他们的土地观相似,所以他们持一种即否定又肯定的宗教态度来选择性的接受主流文化。

奥吉布瓦族人们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在异质空间内融合了本土裔的神话和宗教信仰,建立了一种宗教文化融合模式。也就是说主流文化在此被挪用并且根据奥吉布瓦族人的意愿被否定、被改写而被变相地接受,这既不动声色地瓦解了白人殖民者宗教文化的权威。更主要的是,宗教融合是植根于他们族群的传统精神性和文化特征,使得在多元文化下,传统本土裔文化得到了动态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奥吉布瓦族的宗教文化在历史的浩海中砥砺前行,不至于被淹没在白人主流文化的滚滚浪潮之下。

四、缺席与构建——异质空间内他者历史的重建

福柯认为,异质空间能够创造出某种新的具有幻象性和补偿性的真实空间,这种异质空间虽是一个虚幻的空间,但这虚幻的空间可以显露出真实空间,它可以成为原有空间的补偿。在北美的殖民历史上,印第安人一直置身于历史空间之外,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白人统治者通过“排斥”“禁止”的手段和真相的权威性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运行,剥夺了奥吉布瓦族在法律上的话语权,令他们变相地成为“缺席”的他者。在这样的困境下,奥吉布瓦族通过回顾历史成为追溯自我文化身份的最佳方式,也是在白人文化挤压的空间中塑造本民族文化的最佳手段。因此,作者使小说成为反思历史的载体,通过在以这种虚构的文本为象征所建构的本土裔异质空间内来建构奥吉布瓦族的历史,这种虚构的历史是对奥吉布瓦族在缺席的传统历史书写中的有利补偿。

首先,白人殖民者通过排斥程序剥夺了印第安人在法律上的话语权,而这种排斥的程序主要是通过禁止的形式来运作,殖民者通过在法律上“禁止”异质的话语来对印第安人进行土地剥削。乔与父亲在找寻幕后真凶的时候回顾了他们奥吉布瓦族土地被剥夺的历史。当案件调查陷入一筹莫展的时候,乔开始质疑父亲作为法官的工作实质和对他们部落保护意义时,他的父亲列举了一系列印第安人在法律上被压榨、被欺凌、给予不公判决的条例,其中就包括了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发现说”判决,这样就使得法律在空间的运转里成为白人殖民者行使权力的工具,为殖民者明目张胆地蚕食印第安人的土地提供了正当依据和有效保护的手段。除此之外,他还介绍了偏袒乌鸦狗案和1885 年《重罪法案》,这是联邦政府开始介入印第安人内部事物判决的标志,也是部落主权开始丧失的信号,同样这也是最后证明凶手是林登但是由于母亲无法说出犯罪地点而无法确定适用法律之后林登成为漏网之鱼的原因。

除了使用禁止的方式,真理对于谬误的排斥成为白人殖民者权力运作的产物,造成他者在历史上“缺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福柯看来,真理是一种依靠权力的话语体系,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的理论工具,这种被赋予权力的真理成为统治者权力行使的通行证。在小说中,林登就是典型的白人种族主义的代言人,他强化了主流价值宣扬的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思想,认为“强者就该统治弱者,弱者不能统治强者!弱者会拖垮强者”,他以这样的价值观为支撑,暴力性侵了乔的母亲杰拉尔丁,还试图用汽油将她烧死来销毁他的犯罪痕迹,不仅如此,他还残忍地杀害了印第安女孩梅拉并毁尸灭迹。他以这种白人至上的优越感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话语为借口,并赋予这种话语以真理性质,以达到对印第安人他者话语的排斥效果,给印第安女性带来了难以修复的毁灭性打击。

在面对奥吉布瓦族在法律历史上的缺席窘境时,厄德里克在《圆屋》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思考。琳达·哈琴认为:“历史的思考仿佛是一种新的希望,当今, 历史的思考就是批判性思考,联系具体语境的思考。”作者利用历史书写这一手段使文本成为印第安人反抗的异质空间,并且使印第安人从法律历史上的缺席开始登场,以自己本民族的神话传说为基础,拉开了本土裔人民反抗白人压迫的序幕。

厄德里克将印第安人神话故事中温迪哥这个意象融入异质空间内,赋予乔本民族的正义使命感。在凶手最后没有伏法得到相应的惩治之时,乔决定踏上复仇之路,用自己的方式来弥补法律上的不足。最终,他在卡皮的帮助下成功射杀了林登。作者在这里并不是在强化印第安人被妖魔化的形象,而是如学者罗丹所言,要让读者“思考促使乔犯罪的原因”,也就是让人们意识到种族主义和司法不公这种历史问题的危害。但是作者也意识到仅仅是这种以自我使命感为支撑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在小说中,乔在杀害林登后一直受梦魇的侵扰,他在此也认识到虽然以暴制暴达到了报仇的目的,但是这种暂时的胜利却不能改变现有印第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所以他遵循着父亲的脚步,选择做一名部落法官,在法律主权上开始为他们部落开辟一条道路,正如他父亲說的那样,希望有一天,他们可以对在他们的土地上犯罪的人,拥有起诉的权力。乔像父亲一样相信法律能使他们族人从历史上的“缺席”进入“步场”,相信法律有朝一日可以恢复他们奥吉布瓦族曾经被剥夺的主权,相信法律可以保障他们奥吉布瓦族的未来。

五、结语

从空间建构的结构上来看,本土裔是作为与殖民主体空间相对的异质空间,作者在这个异质空间内用奥吉布瓦族的口述传统讲述了圆屋的建造过程,提醒人们奥吉布瓦族的苦难历史的同时,也暗含了殖民权力的瓦解可能性;并且在异质空间内,奥吉布瓦族的宗教信仰与主流文化产生融合,体现出在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异质空间的包容性和动态变化。并且作者以文本为依托在异质空间内融入温迪戈这个传统神话意象旨在建构奥吉布瓦族缺席的历史。作者通过口述传统、宗教融合和神话传统来建构本土裔自我主体性,旨在呼吁人们关注现存制度下印第安人面临的司法不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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