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学贯中西、汇通古今的世界著名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于2021年8月1日在美国与世长辞，享年91岁。

余英时老家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这是一个离安庆不远的乡村。他在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是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余英时辞世的消息在8月5日传到中国，立刻引发网络刷屏。中国诸多著名学者纷纷撰文悼念。

余英时是美国哲学学会院士，他是“知识人”，更是“智识者”，是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思想家之一。2006年，他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首位华人获得这一殊荣。2014年，又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颁奖词这样褒扬他：“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已推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余英时首先是思想家，他把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水乳交融地汇集在一起。他的治学，涉猎广泛，既有考据，亦有阐发，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开创性研究，重点集中于中国历史流程中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他向来注重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尤为注重中国传统“知识人”之精神面貌。

他著作等身，有大量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影响巨大而深远。2012年，三联书店出版“余英时作品系列”，其中包括《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等;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系列散文随笔集，其中包括《师友记往》《中国情怀》等;2014年，广西师大出版社12卷的《余英时文集》，系统、全面地收录了余英时迄今为止在各领域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中文著作，共430余万字，充分体现了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学贯中西的学识、独特的治学风格及其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其中包括《史学、史家与时代》《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现代学人与学术》《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等。这套精装本的文集，装帧很素朴，在书架上静静地立着，是我一直以来的珍藏。

2014年7月29日《杭州日报》西湖副刊读书版，曾刊发余英时《论学会友》一书的序言，这篇序言亦即《余英时文集》12卷通用的序言，序言言明他的文化关怀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怎样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然后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人之所至，根必随之”。余英时有大量的文章直接论及中国文化，比如《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侠与中国文化》《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等等。他认为，中国文化自成一独特系统。他的历史研究，始终以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为最后归宿;他总是试图在传统的方方面面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色，寻求一条比较顺适的中西文化会通之道。

在这样的文化关怀中，洋溢着家国情怀。“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1978年10月，他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距离出国的时间已整整29年了。“开塞思炎汉，营边想盛唐。时平人访古，明日到敦煌。”在北大版《中国情怀》一书中，有收入他写于1985年的《我的中国情怀》一篇，记叙了这次回国感受，文中说：

屈指算来，我住在美国的时间早已超过住在中国的时间，而且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我也只能自称“美籍华裔”。但是惭愧得很，从下意识到显意识，我至今还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原来“中国人”自始即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政治概念。而我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不是西方，虽然我对西方文化优美的一面也十分欣赏。

……我的心情主要是一个千载后的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的足迹。从西安到敦煌这一段火车行程尤其使我神游于千載之上，时时体念到汉唐时代的祖先怎样开拓了这样一个规模弘大的国家，创造了这样一个延绵不绝的文化。

“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余英时先生虽然长期漂泊海外，是一位在美国的汉学家，但他始终有一颗“中国心”，他说：“尽管二十九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余英时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云天不隔赤子情。早在2003年8月，大象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全10册），这是一套500万字的高品位散文选本，集中展示华人学者散文的总体成就，其中第六卷就收入了余英时这篇散文。文章最后讲到著名的“鹦鹉濡羽欲灭山火”的佛经故事，然后引用了三句名言：“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今天读来，尤为感慨。

余英时的文化关怀，深受业师的影响。他最重要的老师是钱穆，钱穆先生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1949年秋天，余英时考进北京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读了一学期。1950年，他负笈香港，入读钱穆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之一），“在新亚时代，在钱先生指导之下，比较切实地研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他成了新亚书院的首届毕业生。钱穆热爱中华文化，“一生为故国招魂”，正是钱穆塑造了余英时的学术生命。作为“衣钵传人”，他要承继老师未竟的事业，“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当然，余英时和钱穆的文化观点是有距离的，钱穆是“向内”的中国文化维护者，而余英时认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吸取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是必要的。

余英时非常尊崇钱穆先生，1973年曾重返香港当过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两年后重返哈佛任教。我女儿徐鼎鼎如今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研究方向是先秦两汉文献，和余英时先生属于校友——算起来是孙子辈的。她告知，因为疫情，学校没有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刚有发表悼念余英时先生的文字，讲到他在担任副校长期内，“曾拟定多个研究中國文化计划，并亲自推进各学科的沟通合作;余教授凭藉其杰出学术成就和对大学发展的宝贵贡献，于1977年获颁中大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为表扬余教授为史学作出之贡献，港中大新亚书院联同崇基学院于2007年创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每年邀请对历史研究具杰出成就之学者发表演讲。

“我的运气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钱先生，在哈佛大学又得到杨联陞教授的指导。”余英时到美国后，中国史的业师是大学者杨联陞先生。他深情地说，“杨先生特别富于批评的能力，又以考证谨严著称于世。他和钱先生的气魄宏大和擅长综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锐利、分析精到和评论深刻。”虽然余英时所学专业是中国思想史，而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他也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以此贯通中西。

余英时认为人类文化“大同小异”：因为“大同”，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通;因为“小异”，所以每一文化又各有其特色。“文化特色复和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越高，则特色也越显著。”中国原有的“大同”观念，重点在“仁道”不在“霸道”。他发现，“在《论语》《孟子》和其他早期文献中就已经清楚地论述了对共同人道的承认和人类尊严的尊重的观念。”在著作中，他并不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仅仅强调中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不能完全抛弃掉，不可一切唯西方的马首是瞻。他主张人人都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又必须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主张中国人个个都有一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义不可泛滥为大规模的“集体运动”。

所以，余英时属于“文化保守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两者兼具。也正因如此，有人将余英时和胡适放在一起作对比，谓之“胡适之后第一人”。自尊自信又开明开放——这样的文化关怀、文化态度，才是智慧的，这样的文化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知识人”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易卜生说：“真理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会的支柱。”所有的家国情怀，都不仅仅是由讴歌家国所组成的。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余英时都坚持独立思考，都有着“问题导向”，擅长发现问题，然后“直话直说”。比如他直言：“如果采取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那么中国便必须放弃一切源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再比如他对先贤尊敬但不崇拜：“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他认为中国传统中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不健康的部分，不能一概论之。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也反对遍地冒出的“大师”之类的称号。

余先生诚恳亲和，荣休后，常有远方来客拜访。国内某大学校长到美国访问，求访余先生，来电称：“我已事先汇报了，上面已同意我来拜访。”这句话的内涵很有意思，信息也太丰富了;只是该校长不曾想到，此言一出，便吃了闭门羹。

余英时热爱中华文化，坚持独立思想，坚守传统“士”即“知识人”的“单纯的倔强”，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突出体现了“从道不从君”的儒士风骨。“士志于道”，他的思想、学识、风骨、公共关怀和古道热肠，广受全球华人乃至非华人的敬佩。

面对现实、面对公众，余英时时时有着强烈的“文化托命感”。在他看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公器就需要公共表达、公众能看能懂。作为享誉世界的华人学者，他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普通公众中，为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很重要的是他的表达没有学究气，而是适合大众阅读。看他的文集，随笔化乃至散文化的表达随处可见，人文浓厚，文笔畅雅，既达古风，又近现实，好看好读。当今，学识如此渊博而又能以“文笔”来自由表达的大学者，似乎不多了吧！

1990年，钱穆先生辞世，余英时敬撰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每逢花时开讲论，几回林下话沧桑。”1986年钱穆生辰那天，钱先生在素书楼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最后的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钱穆先生“为中国招魂”，从没停止过。2016年1月，我曾到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校园内拜谒过钱穆故居“素书楼”，朱红门扉上，挂着钱穆手书“素书楼”三字的门牌，让人过目不忘，而“不要忘记了中国”的声音仿佛破空而来。如今余英时先生也遽归道山，但“素书楼精神”一定会永远流传不磨灭。

中华文化永续，家国情怀永存！

（作者为《杭州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现首席评论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兼任专家）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