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晗，包军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大学的本义是培养人才，本科生的培养是整个大学教育的基础。本科教学与本科生培养的质量应当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核心标准，大学的课程设置是彰显其教学及科研水平的最佳途径。通过梳理、分析一所大学课程的设置与调整过程，我们能了解其办学理念、教学目的、培养方式、师资力量等。东吴大学自办学伊始，便将课程设置作为人才培养的中心环节。因此，研究民国时期东吴大学学士学位的课程设置与调整过程，尤其是历史学系的学士学位课程的设置与调整，有助于以“了解之同情”来认识特定时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价值取向。

一、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的成立与发展

在《苏州大学本科教学手册·文科分册》（2019级使用）中，“历史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之“专业介绍”开篇便说明了苏州大学历史学（师范）专业的办学源流：“历史学（师范）专业办学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东吴大学办学时期。”①苏州大学教务部编：《苏州大学本科教学手册 ·文科分册》（2019级使用），第281页。这一表述是对多年来《苏州大学本科教学手册·文科分册》中关于“历史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一节的修订②2015年至2018年《苏州大学本科教学手册 ·文科分册》中关于“历史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表述为“本专业始于1952年江苏师范学院的历史专修科和历史培训班”。，同时也体现出苏州大学历史学学人对自身专业归属感的认同。就现存文献记录来看，东吴大学在办学之初虽开设了历史学相关课程，但多为配合教会大学宗教课程。[1]98至20世纪20年代，受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教会大学无法正常运转，学生纷纷罢课，走上街头示威，许多外籍教师离校回国。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大学唯有依照南京国民政府的规定，进行合法注册并接受当局的监督和管理，才能继续运转。此次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使教会大学的行政管理更加中国化，而对历史教育的影响则表现为加强了本国史的教学，如相关决议规定课程方面“必须设置本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及哲学”[2]278。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大学组织法》，将大学分为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等学院，各学院再分若干系，遵照当局的教育组织及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3]。同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大学规程》，对各学院所分学系和课程设置作了统一规定，将历史学系划归文学院[4]，这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历史教育的专业化。

1927年，东吴大学的本校体制出现了较大变动—原有的文科、理科和法科升格为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其中，文学院设英文、中文、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系，学制四年。同年12月，杨永清接替文乃史，成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校长。1929年，东吴大学正式获准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5]杨永清常年致力于推进学校改革和发展，并延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前来执教。其中，为配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规程》的要求，杨氏加大了对历史学师资的引进，如葛海伦、章赋浏、赵震皆于1931年来校执教，赵增慧于1934年来校任教，张梦白于1934年由东吴附中转至大学任教①参见私立东吴大学编：《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1936年，第10页。。加之此前便在东吴大学任教的谢仲文、吴芷芳、陈旭轮、姚铁心和德丽霞等人，东吴大学的历史学师资基本维持在10人左右，占该时期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教员总数的1/6。

师资力量增强的同时，东吴大学学习历史的学生数量也稳步增加。据统计，1930至1933年间，学习历史的学生数量达137人，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1930—1933年东吴大学学习历史学学生人数统计

由表1可知，1930年至1933年间，学习历史的137名在校学生中，以历史学为主科的为15人，以历史学为副科的为105人，以政治兼历史为主科的为17人。而在此时期，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每年的招生数量为200～300人[1]213，247，可见，东吴大学的历史学专业建设已渐成规模。此外，由上述历史学专业教师集中来校执教和学生主修、副修历史学的时间来推算，东吴大学为历史学设立专门的系科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6]。

二、东吴大学文理学院的选课制度

东吴大学针对不同的学生施行主科和副科兼修的方法，主要是“为避免学生选课时无所适从起见，设有主科、副科两种，主科为一充分发展之科目，而副科亦须与主科有直接关系。俾所学得臻融会贯通之境。主科至少须有24学分，副科至少须有14学分。二年级学生当由教务长或该课主任之教导于秋季入学时，选定主科一项，副科二项”①参见私立东吴大学编：《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1936年，第26页。。学校对于不同系科有着不同的规定：“（一）文学，以文学为主科者，须以哲学或宗教为第一副科，以教育或历史为第二副科。（二）政治，以政治为主科者须以历史或法律为第一副科，以前二者之一或经济社会或教育为第二副科。（三）历史，以历史为主科者，须以政治社会或本国文学为第一副科，以其他任何文科学系为第二副科。（四）社会，以社会学为主科者，须以经济或政治为第一副科，以历史教育哲学或宗教为第二副科。（五）经济，以经济为主科者，须以政治法律历史社会或教育为第一副科，任何文科科目为第二副科。”②参见私立东吴大学编：《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1936年，第26—27页。

同时，东吴大学文理学院规定，各系科的学生需要在国文、英文、政治、历史、教育、经济、社会、宗教、法律、家政等科目中选定副科课程；“一年级学生入学时即须认定入文学院或理学院，且须选定主科。如将来有志习医或护士者，亦须声明。副科二项得迟至二年级时选定，女生不论修习任何主科，皆得以家政学为第二副科。学生修习主科系课目较诸规定所需多至十四学分，并得系主任教授之许可时，得免修第二副科。”③参见私立东吴大学编：《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1936年，第27—28页。

历史学系的课程设置沿袭了东吴大学文理学院的相关规定，在1931年和1936年的《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中都有明确体现。文理学院的选课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仍处于教会大学去宗教化的过程中。

三、历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与调整

有关东吴大学历史学系课程设置的文献散见于1930年代的《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和《老少年》《回渊》《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东吴月刊》等刊物。从这些文献中不难看出，历史学系的课程设置、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师资安排等在其创办伊始便形成了相对独立、完备的体系④参见私立东吴大学编：《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1936年，第61—69页。。鉴于课程设置的代表性，现将1931年和1936年历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与调整过程进行梳理和比较，以窥端倪。

（一）必修课的课程设置

1931年，历史学系的必修课程大致分为文学院普通必修课程（45学分）、文科生必修课程（16学分）、以历史为主科的必修课程（30学分）和以历史为副科的必修课程（16学分），以历史为主科的学生四年需修完91学分，而以历史为副科的学生则需修完77学分。而1936年，历史学系的必修课程大致分为文学院普通必修课程（43学分）⑤文学院的普通必修课总学分为43学分，理学院的为40学分，两者的差别在于西洋史课程：理科生修是3学分，文科生修是6学分。、文科生必修课程（24学分）、以历史为主科的必修课程（27学分）和以历史为副科的必修课程（15学分），以历史为主科的学生四年需修完94学分，而以历史为副科的学生则需修完82学分。

1.文学院普通必修课程

1936年，文学院普通必修课程共43学分，包括国文、本国史、党义、西洋史、英文、心理学、伦理学、体育。其中，国文课程占10学分，含国文101、102（各体文选），国文105、106（应用文），国文201（古代文选及古体诗）和国文202（近代文选及近体诗）；历史课程占9学分，含历史113、114（西洋史）和本国史；英文课程占14学分，比重最大，含英文101、102（一年级英文）和英文201、202（二年级英文）。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1936年东吴大学文学院普通必修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

由表2可知，在1931年的基础上，按课程设置计划，1936年的文学院普通必修课程将国文、英文、历史、社会学、哲学、体育等课程安排在第一、二学年，又将心理学、党义、伦理学和本国史4门课程安排在第三学年。同时，1936年的文学院普通必修课程在第二学年的秋季学期便开放若干课程，供学生自由选课。此外，按照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东吴大学在1931年将宗教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

遵照学校要求，历史学系开设8门文学院普通必修课程。其中，国文类、英语类和历史类的比重尤为突出：一方面，遵照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决议规定，课程中“必须设置本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及哲学”[2]278；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东吴大学的办学理念，即“大学课程之于英文者，悉照太乃需大书院。太乃需大书院者，美国南省最大之书院。国文则研究国史以及一切中国政治学术为本，至若泰西学术如生理、理化、生计、政治、法律诸学，非不美也，然欲从事于以上诸学，势必置中国旧有之历史、政治学术于不顾。既为学人，而不能道本国之文献，良可耻也”[1]101。

2.文科生必修课程

1931年，文科生必修课程共16学分，包括政治学102（3学分），社会学101（社会学概论）（3学分），化学204、物理101或生物学102（10学分）。而1936年，文科生必修课程共24学分，包括应用文（2学分）、本国哲学（4学分）、政治学102（4学分）、社会学101（社会问题）（4学分）及混合科学203、204（203为物质科学之大纲；204为生物学之原理，专供文学院学生修习之用）（10学分）。

相比之下，1936年的文科生必修课程比1931年的更加完备，课程设置也相对均衡，涉猎内容较为广泛，基本涵盖了东吴大学文理学院的各个学科。其中，混合科学课程的设置体现了东吴大学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对基础知识、综合思考问题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的重视，这使得文科学生也能拥有广博的基础科学知识和扎实的综合适应能力，成为文理兼备的优秀人才。

3.历史学系必修课程

历史学系必修课程分为以历史为主科和以历史为副科的必修课程。其中，以历史为主科的必修课程有10门，27学分；而以历史为副科的必修课程有5门，15学分。从课程名称来看，中国史和世界史所占学分相对均衡，只是在学分设置上略有差异。具体情况详见表3。

表3 1931年、1936年东吴大学历史学系以历史为主、副科的必修课程一览

由表3来看，1931年和1936年历史学系必修课程的主要差异集中在以历史为主科的必修课程的调整上。1936年增添了“中国古代史”“中国中古史”和“人文地理”，并将1931年的“中国古代文化史”与“中国近代文化史”合并为“中国文化史”，同时将“英国史”的学分从4学分调整为3学分。

（二）选修课的课程设置

1931年历史学系选修课程分为两类：本系选修课程和跨系选修课程。其中，本系选修课程有6门，14学分；跨系选修课程有3门，8学分。1936年历史学系的选修课程也同样分为两类。其中，本系选修课程有9门，20学分；跨系选修课程有3门，9学分。具体情况详见表4。

从表4可知，1931年和1936年历史学系选修课程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本系选修课程的调整上。1936年的历史系选修课程将1931年中的“东亚各国史”具体化为“日本史”和“朝鲜史”，删除“不列颠帝国发展史”“中国美术史”“欧洲宗教历史”，增设“欧洲中世史”“中国民族史”“俄国发展史”“印度史”。这些课程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将史学教学、研究和时事密切结合。这一点在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师生的国际问题讨论中也得以体现，在1935年《老少年》第4期刊登的“东吴学报国际问题讨论专刊”中有“葛海伦女士之《菲力滨前途》、黄廷英博士之《远东和平前途》、吴芷芳先生之《中国宪法发展之最近动向》、陆增祜君之《日本及其委任地》、陈本立君之《中美贸易之过去与将来》、陈恩池君之《民主与独裁》、吴保安君之《孙子政治思想》、江美贞女士之《中国妇女教育》、谭子浓君之《中日经济合作》等篇”[7]，时论评价上述讨论文章“均议论宏伟，立言正确，为近时论文中不可多得之作云”[8]。这些作者中，葛海伦、吴芷芳为历史学系教师，陆增祜、吴保安及江美贞及为历史学会成员。[7]

表4 1931年、1936年东吴大学历史学系选修课程比较

此外，在1931年的课程设置中尚存的历史学系选修课“欧洲宗教历史”在1936年被取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国民众的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民族责任感迅速提升，同时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之中。东吴大学历史学系顺应时势，将原有的“东亚各国史”具体化为“日本史”“朝鲜史”，并增设“俄国发展史”。其中，“日本史”主要讲述“日本之政治变迁及其历朝与我国之关系、近世国际关系等”，“朝鲜史”主要讲述“朝鲜历朝之兴亡变迁及与我国之关系”，“俄国发展史”则主要讲述“俄国自大彼得帝立国以来政治演进之史迹、俄国与远东各国之关系、苏俄实行苏维埃政制后之各种社会情形”。①参见私立东吴大学编：《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1936年，第69—70页。

四、结论

就现存的20世纪30年代《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中的分科规定、学分安排、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等来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始终将学校的课程设置作为学士学位人才培养的中心环节。

从东吴大学适应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在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下，东吴大学和其他教会大学一样，对学校诸多事务进行了调整。在分科规定方面，东吴大学虽然还保留着“以文学为主科者，须以哲学或宗教为第一副科”和“以社会学为主科者，须以经济或政治为第一副科，以历史教育哲学或宗教为第二副科”的相关规定。②参见私立东吴大学编：《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1936年，第26页。但在课程设置方面，东吴大学将宗教课程由必修课改为普通选修课程，与教育、哲学等课程并列以供学生备选。而在历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中，“日本史”“朝鲜史”“俄国发展史”等相关课程的开设，为东吴学子系统地从全局了解国际问题、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宣传救亡图存的理念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东吴大学培养学生的多元化发展来看，历史学系的课程设置有两个倾向：其一，通过降低世界史学分和增设中国史课程来增加中国史学习的力度；其二，增设地理学课程来拓展学生知识面，注重培养学生史地结合的思考模式。这两种倾向与20世纪初由西学东渐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文化变迁有关，在此之时，中国学术出现了新的规范和方向，中国知识分子新的知识结构逐渐形成，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学术传统的变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