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啸，郑旭锐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咸阳712046

中医学对“肾阳”的认识历经了《黄帝内经》肾主精气学说的阐微、《难经》命门舍精的建构、宋金元诸家的发挥、直至明代温补学派兴起，最后借由有“医之柱石”之称的景岳首次提出。自此开始了对“肾阳”学说更为深化的认识与研究［1］。

邢玉瑞［2］认为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构念的嬗变有两种形式:其一为源于本学科自身经验的积累与总结的内生型构念；其二为嫁接于学科外其他文化影响下的外接型构念。换言之，内生型构念是从医学实践中通过抽象、总结的方式获得，而外接型构念则是将演绎与推理的方式引入医学。有关“肾阳”的发轫，亦不妨从此角度切入。

1 “肾阳”历史沿革

《黄帝内经》时代，对于人发生发育的认识就秉承着人禀天地而生的唯物观点。而在《素问·上古天真论》论及衰老时提出:“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灵枢·经脉》提出“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的观点，从而将肾与个体发育构建关系并提出“肾气”的构念［3］。但是这种建构带有原始、朴素的特质，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在生命活动的早期，肾气学说无法涵盖生命接踵而至的生长模式与生长数量几何量级的变化，无论是用心或五脏中任何一脏都无法涵盖生命早期种种复杂的变化与发生发育的事实［4］。再者，由《素问·灵兰秘典论》与《灵枢·邪客》所论的心为生命的主宰地位，又与肾及肾气理论产生了理论的不自恰，这些朴素的论点亟待钩玄阐微，所以引发了《难经》第二次的建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