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军伟， 俞 健

(1.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2.广西大学 语言研究中心， 广西 南宁 530004)

“南普”即南宁普通话的简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推普工作开展及深化，南宁当地不同语言(壮语)及方言(白话及平话)与普通话发生深度接触，受当地复杂语言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结构稳定、地域特征鲜明的汉语变体。广西境内语言环境复杂，有文献记载的汉、壮语接触自秦代(公元前219年)已开始，延续至今，在此接触过程中，南宁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形成平话(唐宋以降)、白话(明清以降)等汉语方言〔1-3〕，“南普”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南宁地区产生的新的汉语变体。就中国境内汉语与民族语言接触情况而言，汉、壮语接触问题无论是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极具代表性，由此产生的“南普”问题具有典型性及复杂性，亦蕴含着其特殊性。对于“南普”问题，不仅生活在当地的人深有体会，近年来已渐为语言学界关注。截至2020年9月，基于中国知网及读秀等数据库搜索发现与“南普”直接相关的论文有9篇，其中硕士论文4篇，期刊论文5篇，此外，还有《广西的推普与广西的双语双方言》〔4〕和《广西人的普通话面貌》〔5〕两篇论文被收录于《广西语言文字使用问题调查与研究》集子中，而著作方面涉及“南普”问题的仅有《广西推广普通话的理论与实践研究》〔6〕一本。学界对“南普”之研究已有初步积累，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已有研究大多视“南普”为“方言普通话”〔7〕或“地方普通话”〔8～9〕，初步共识为：“南普”本质上是以南宁白话为母语者在普通话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中介语〔6,10〕，其结构稳定，具有既不同于方言也不同于普通话的诸多特征。

南宁是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之地，语言环境复杂，主要有壮语(南部壮语及北部壮语)、汉语平话及白话三种，多语(方言)接触对“南普”之形成及发展的影响甚为复杂。学界已有成果多将“南普”简单视为介于普通话(目的语)与南宁白话(母语)之间的中介语，但未能从根本上揭示形成于多语接触复杂背景下的“南普”的变异事实及其深层机制。因此，本文拟在搜集、整理现有“南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南宁地区语言田野调查的发现，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以期探索“南普”在接触过程中的竞争、变异现象及其内在机制等，进而厘清多语接触复杂背景下“南普”的变异问题及研究趋势。

一、“南普”之已有研究及认识

已有研究中对“南普”语音、词汇、语法等各方面特点均有探讨的学者主要有覃凤余〔5〕、余瑾〔6〕、李咏梅〔9〕，其他人是对“南普”单个方面进行专门研究，如语音韵律(梁滢〔10〕、杨红华〔11〕、唐七元和刘宇〔12〕、吴宇晴〔13〕)、词汇(陆晓云〔8〕、沈样和〔14〕)、语法(蓝岚〔7〕)以及语言使用态度(林亦〔4〕、林超〔15〕)等。可见“南普”语音层面研究较多，词汇和语法研究则相对较少。已有研究虽多停留于现象描写，不够深入，缺乏系统性，但大致反映出了学界对“南普”语音、词汇、语法等的认识。

(一)“南普”音系

覃凤余基于中介语视角描写出南宁普通话在声韵调各方面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主张基于音位学理论探究广西境内每一方言点的中介语情况〔5〕；梁滢运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将“南普”与普通话就声韵调三方面进行音系学比较，并从共时层面系统地描写了南普的语音面貌及特点〔10〕；余瑾亦基于中介语理论详细描写了“南宁白话—普通话”中介语在声韵调方面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6〕。上述研究皆认为“南普”语音系统因习得过程中受南宁白话干扰发生变异，基本共识如下：

3.声调系统。南宁白话有阴平(55)、阳平(21)、阴上(35)、阳上(24)、阴去(33)、阳去(22)、上阴入(55)、下阴入(33)、阳入(22)九个声调，受其影响，“南普”声调系统不稳定，但呈现规律性合并折中的趋势：(1)“南普”阴平调(44)介于55和33之间，原因在于南宁白话阴平调(55)主要与普通话的阴平调(55)对应，但白话中有不少下阴入字(33)也对应普通话阴平调(55)，如拍、鸭、搭、八、说、脱、缺等等；(2)因南宁白话中无全降调(51)，仅有阳平调(21)为降调，且降幅小，受之影响，“南普”去声降幅较小，变异为53或54调；(3)普通话中有高升调(35)，而南宁白话中有两个升调阴上(35)和阳上(24)，受白话影响，“南普”阳平调亦存在两种情况，即35和24，且升调常升得不够高，在调域中处于偏低位置；(4)南宁白话无普通话曲折调(214)，故而“南普”用白话降调(21)取代。

综上所述，“南普”语音层声韵调各子系统均兼有南宁白话和普通话之成分，但又形成诸多明显异于二者的特点，有自成体系之变异趋势。梁滢认为该趋势是受南宁白话(母方言)的负迁移影响，换言之，南宁白话负迁移导致“南普”(中介语)语音面貌发生变异进而形成诸多特点〔10〕；同是基于中介语理论，覃凤余、余瑾将此变异趋势看作“南宁白话—普通话”中介语对普通话语音的偏差〔5,6〕，余瑾将该偏差分为错误和缺陷两种：前者指把普通话此音发成彼音，出现音位的错误；后者则指普通话读此音，南宁人发成音值相似的彼音，二者是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6〕。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不管错误还是缺陷，皆是语言接触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变异现象，在实际使用中，只要不对人们的交流构成障碍，就会被接纳、保留，若将“南普”变异现象及趋势仅视为母语迁移或语音偏差，那么就从根本上忽略了“南普”形成过程中除白话外的平话及壮语等的影响，无视了多语接触复杂环境中区域共性及历史层次等复杂因素。

(二)“南普”词汇

就“南普”词汇而言，目前学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词汇对比和中介语词源的分析。余瑾从粤语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的差异着手探析“南宁白话—普通话”中介语的词汇策略，发现“南普”词汇主要来自南宁白话和普通话词汇，或直接选借其一(如表1)，或两者兼用(如表2)，抑或改造南宁白话或普通话词汇而形成(如表3)〔6〕。

表1 “南普”中的南宁白话或普通话词汇选借

较之普通话词汇，“南普”词汇亦有明显差别，主要表现为同形词汇具有不同意义和用法〔9〕，如在“南普”中“肥”可兼指人和动物，在普通话中“肥”只能用于“动物”，指人用“胖”；又如普通话的“不懂”意为不明白、不了解，“南普”中的“不懂”却兼有“不明白、不知道、不会、不了解”等意义，如：“我不懂今天星期几”/“我不懂修摩托车”/“你说的这个人我不懂”；再如“得/不得”在“南普”中使用极为广泛，其义项包括：行/不行、好/不好、能/不能、有/没有等等，如：“得了没？不得！”/“你得不得空？我不得空。”/“得了得了，不要讲了。”/“这水喝得不？喝得！”

表2 “南普”中的南宁白话及普通话词汇兼用表3 “南普”中对南宁白话或普通话词汇的改造南宁白话南普普通话老豆老豆/爸爸爸爸老襟老襟/连襟连襟滚水滚水/开水开水落水落水/下雨下雨南宁白话南普普通话洗身/冲凉洗凉洗澡睇数/埋单看数/埋单付账成日/论日成天/论天整天车衫车衣服缝衣服

余瑾的研究也表明：“南普”词汇从来源和词义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南宁白话和普通话词汇的杂糅，甚至在南宁白话和普通话的接触变异中产生异于二者的“南普”专属新词汇。余瑾将此类杂糅现象视为“南宁白话—普通话”中介语的词汇偏差，认为在中介语中力求避免套用和改造方言词〔6〕。陆晓云则发现“南普”常用动词和形容词多来源于粤方言(南宁白话)，“南普”通常使用粤方言词加上相应的普通话音，通过“嫁接”形成“南普”动词或形容词变体，并将之定性为“中介谓词”〔8〕。其实，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套用和改造某一语言中的词汇无法避免，词汇层面的互适及变异是接触双方发展的必然趋势，且该趋势在新生代语言使用者中很可能进一步稳固。李咏梅结合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社会因素，对“南普”部分词汇进行定量研究发现〔9〕：年龄是“南普”变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新一代语言使用者在词语选择上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词语而放弃方言词语；文化水平越高，使用普通话词汇比例越高，反之则低；女性要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词汇。李咏梅着眼于语言变异的角度探析了“南普”的变异属性，并力求从语言外部的社会因素考察“南普”变异趋势和动因，这对探究“南普”发展有一定启示，但其忽略了语言自身演化规律，尤其是复杂多语接触环境对“南普”变异带来的直接影响。

(三)“南普”语法

蓝岚通过举例对“南普”的句末语气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造成南宁普通话特殊句末语气词的原因是母语迁移、目的语规则泛化以及普通话教与学的策略等方面的影响〔7〕。余瑾则通过比较南宁白话和普通话的语法差异，发现“南宁白话—普通话”中介语的语法策略有：(1)放弃南宁白话语法，选择普通话语法，但部分词汇被翻译；(2)套用南宁白话语法，回避普通话语法；(3)对南宁白话语法和普通话语法进行融合改造〔6〕。李咏梅结合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社会因素对“南普”语法现象进行定量变异研究发现，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对“南普”语法变异的影响并不明显，并将“南普”词汇、语法变异速度的差异归因为同化作用在词汇、语法方面不平衡的表现〔9〕。综观已有研究可见，南宁白话和普通话语法内部虽然一致性较强，但在各层面存在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在接触变异过程中却成为“南普”的语法特点，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

1.在构词方式上，“南普”的重叠式构词有形容词和动词ABB式、形容词ABAB式以及动词和形容词AABB 式三种。受南宁白话影响，“南普”与普通话语法不同的是：(1)动词ABB式只充当谓语，不做定语，如“喊〔a〕44〔a〕44”“跳〔l〕44〔l〕44”“冲〔a〕21〔a〕21”等等，此类重叠词缀使动词带上一定附加色彩。(2)普通话中没有的形容词ABAB式重叠形式在“南普”中却大量使用，如“面熟面熟的”“神经神经的”“〔no〕44香〔no〕44香的”。(3)动词和形容词AABB 式在普通话中常用，而“南普”中则更广泛地用AABB式重叠构词，如“三三八八”(不正经)、“哝哝嚷嚷”(不整洁，不讲究)、“〔ln〕21〔ln〕21〔n〕21〔n〕21”(挺麻烦，挺啰嗦)。(4)“南普”附加式构词的词缀基本来自南宁白话的词缀，前缀如“老”(老弟、老哥子、老满排行最小的孩子)、“阿”(阿强、阿婆)；后缀如“佬”(补鞋佬、杀猪佬)、“婆”(大肚婆、肥婆)、“崽”(靓崽、肥崽)、“妹”(学生妹、打工妹)等等，这些词不属于普通话词汇，但在“南普”中却极为常见。

2.在句式句类上，“南普”在比较句、被动句、把字句、“得”字句、祈使句上更多套用南宁白话的语法，与普通话语法有显著区别，如：普通话比较句说“S比O A C”(我比他高两公分)，“南普”说“SA过OC”(我高过他两公分)；普通话把字句说“把OVC”(把头发剪短)，“南普”说“VOC了”(剪头发短了)；普通话被动句说“S被V了C”(他被砍了好几刀)，“南普”说“S捱了C”(他捱了好几刀)；普通话无“得”字句，“南普”中存在大量“得”字句，即SV得/不得，如“他做得不得？他做不得。”(他做行不行？他做不行)、“得了没有？还没得”(好了没有？还没呢)；普通话祈使句说“S别太V/A了”(你别太得意了)，“南普”则说“S不要V/A多”(你不要得意多)。此外，在句式语序上，“南普”多套用南宁白话的语序，如“你先走”在“南普”中被状语后置变为S+V+Adv.：“你走先”；“明天早点吃饭”在“南普”中状语和补语被颠倒后变为“明天吃早点饭”；双宾句，如“给他(间接宾语)本书(直接宾语)”，在“南普”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被互换位置，变为S+Direct O+Indirect O：“给本书(直接宾语)他”。

3.“南普”虚词用法较多来自南宁白话，与普通话虚词区别较大，尤以副词、助词、语气词较为典型，如(1)“南普”中“好”和“几”表程度副词，相对于普通话的“很”和“多”：“这人长得几(好)高”；(2)“南普”中“猛”表持续，相当于普通话的“不停地”或者“老/总是”：“他一个人在猛讲猛讲”；(3)普通话的连词多用“和”和“跟”，南宁白话用“同”和“凑”，“南普”则多用“同”；(4)“普通话”表被动多用介词“被”“让”“给”，南宁白话多用“捱”和“着”，“南普”则多用“捱”；(5)“南普”语气词较之普通话丰富得多，但基本上是套用南宁白话语气词，如“〔vie〕214”表示勉强；“〔nie〕214”表请求、哀求等；“〔uei〕35”表催促；“〔liɑu’〕55”表完成时态；“〔vo〕35”表陈述事实，希望对方给予解释或认可；“〔a〕51”表疑问；“〔a〕35”表惊讶；“〔la〕51”相当于普通话“了”，但重读；“〔ma〕35”相当于普通话“吗”，但重读；“〔d〕”相当于普通话“的”，但重读；“〔bo〕55”表提醒注意。

此外，我们针对南宁地区语言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还发现诸多已有研究尚未提及的“南普”特殊语法现象，如：(1)普通话中的修饰语和中心语语序为“M修饰成分+ N名词”，在老一代人的“南普”中还存在“N名词+M修饰成分”语序，如普通话的“公老鼠”“母老鼠”“生鱼片”“客人”，在“南普”中可以说成“老鼠公”“老鼠母”“鱼生”“人客”，但类似情况在年轻人的“南普”中则已基本被普通话对应成分所替代；(2)“南普”中“去”有“使成事态助词”用法(谁把我的车搞坏去已然)和“程度事态助词”用法〔16〕(疼得我眼泪都飚出来去)；(3)普通话的“多”只是一个单纯的表量形容词，在“南普”中却具有程度副词用法(你走路快多你走路太快)和比较标记用法〔17〕(电脑跟彩电那个贵？电脑多贵电脑更贵)。

对于“南普”语法层面变异的原因，蓝岚将“南普”句末语气词的形成归因于母语迁移、目的语规则泛化以及普通话教与学的策略影响等〔7〕，其实质是将“南普”视为“南宁白话—普通话”的中介语；余瑾认为“南普”语法具有南宁白话和普通话语法融合变异的特点，但她亦将之视为“南宁白话—普通话”中介语语法偏差的结果，且主张有针对性地指导学习者习得普通话的规范语法，摆脱方言的干扰〔6〕；李咏梅将社会因素对“南普”变异的低相关性归因于普通话的同化作用在语法层的不平衡表现〔9〕。需强调的是，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语法规则的套用、嫁接及叠加等等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尤其是在多语接触地区，影响语言变异的根本问题并非仅仅是“母语迁移”、“不完全习得”或“语言同化”等如此简单，“南普”语法深层竞争机制及变异问题亟待突破视角局限做进一步探究。

二、“南普”现有认识之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及其局限性

(一)“南普”已有认识之理论视角

目前，学界已有“南普”研究之视角主要基于中介语理论和地方普通话理论，而后者本质上是前者在国内语言研究领域的发展和延伸。1972年Larry Selinker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提出颇具影响力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假说，主张中介语是学习者通过一定的学习策略，在学习目的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既不同于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而是随着学习的进展逐渐向目的语过渡的动态语言系统。该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中国，并首先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之后，李如龙〔18〕、陈章太〔19〕、陈亚川〔20〕、谢俊英〔21〕、真田信治等〔22〕注意到在“推普”过程中方言和普通话之间也存在着异于二者的变异现象，亦即存在着一种静态的或动态的由方言向普通话逐步靠拢、相互连接但既非方言亦非普通话的过渡语或连续统，并认为此种过渡语或连续统是方言区学习者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因不完全习得所一致，实为一种中介语，因受学习者母方言影响带有明显方言特色，结构稳定且具备系统性，自此学界开始以中介语理论探究地方普通话问题，并强调普通话及方言之间的层级关系。在中国知网和读秀数据库搜集所得的12篇相关文献中，将“南普”定性为“南宁白话—普通话”中介语的占25%，如林亦、覃凤余、余瑾等；将“南普”定性为地方普通话的占42%，如杨红华、蓝岚、林超、吴宇晴、陆晓云等；而认为“南宁白话—普通话”中介语即为南宁的地方普通话的占25%，如梁滢、李咏梅、陆晓云等。

需注意的是，学界多认为“南普”使用的地域范围是南宁市区，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普通话普及等因素的影响，“南普”应定性为普通话、南宁白话、平话以及南宁壮语(南部壮语及北部壮语)等多语深度接触相互竞争进而演化、变异产生的汉语变体，其已取得区域通语的地位，使用范围应该以南宁市区为中心向外辐射至整个南宁及其周边地区。“南普”之形成及变异涉及南宁地区语言历时纵向演化、历时和共时层面的横向接触等等诸多问题，但已有研究简单地将其视为中介语或是地方普通话，从本质上掩盖了其形成过程中多语接触的实质及复杂性，所以无论是中介语理论还是地方普通话理论，都只能静态描述“南普”结构面貌及特点，而不能从根本上揭示其在接触过程中的竞争、变异机制及其规律，更无法从根本上探明“南普”的内在成因及变异机制等。由此可见，“南普”现有认知的理论视角局限性明显，亟待拓展。

(二)“南普”已有研究之方法

就研究方法而言，“南普”已有研究主要采用：(1) 实验语音法，如杨红华(2003)、梁滢(2005)、唐七元&刘宇(2016)、吴宇晴(2017)等；(2) 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如李咏梅(2012)、林超(2015)等；(3) 文献研究法，如李咏梅(2012)、吴宇晴(2017)等。在“南普”语料及数据处理方面主要分为：(1)定量分析，通过调查或实验的方法对“南普”音系各方面特点进行共时层面的静态描写，研究焦点主要有三：A.“南普”语调的声学表现，如杨红华(2003)、唐七元和刘宇(2016)、吴宇晴(2017)；B.“南普”和普通话的音系对比，如梁莹(2005)；C.“南普”语气词特点，如杨红华(2003)、蓝岚(2007)。(2)定性分析，分别从音系学和社会语言学视角描写、分析及解释“南普”之变异现象、成因及语言使用现状等，如覃凤余(2005)、余瑾(2008)、陆晓云(2012)、李咏梅(2012)等。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南普”语音层面的研究以定量为主，但词汇和语法层面则以静态描写及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则甚为薄弱；学界已有“南普”语料及数据需进一步挖掘和积累，这关涉“南普”之语言面貌、形成及变异等诸多问题的研究。

(三)“南普”已有认识之局限性

综上可知，学界已有研究多将“南普”纳入中介语或地方普通话理论视野进行探讨，该理论探析“推普”过程中所出现的“地方普通话”之性质、特点、产生原因、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中介语或地方普通话理论及相应研究方法在问题推进过程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这两种理论并不符合或无法解释当下地方语言变异的情况及问题，这对处在多语接触复杂环境中的“南普”及其变异问题研究尤为如此。“南普”现有研究主要不足如下：

(1)缺乏接触视角。“地方普通话”理论源自“中介语”假说，而中介语理论旨在解决第二语言习得问题，关注及强调母语干扰和个人因素，现有研究则多基于中介语理论将“南普”视作母语为南宁白话者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因母语干扰不完全习得之结果，缺乏接触视角，无法从根本上触及“南普”在多语接触复杂背景下所产生的变异问题，“南普”的形成及演化等亦绝非单纯个体母语干扰或不完全习得所致。目前学界基于接触视角在南宁地区汉、壮语接触及其对平话和白话的语音(黄薇〔23〕、黄静露〔24〕等)、语法(覃东生和覃凤余〔16〕、吕嵩崧〔17〕、黄薇〔23〕、郭必之〔25〕等)的影响等方面，已有一定成果，但未能基于接触视野深入探究极具发展潜力的“南普”这一通语新变体。

(2)研究范围过狭。已有研究数量有限且多集中于“南普”语音问题，词汇及语法变异研究鲜有涉及，大量语法参项及变异现象尚未描写和研究；因缺乏接触视角，对“南普”形成的复杂接触背景、“南普”特殊现象及其来源、“南普”形成过程中的竞争及变异机制等等诸多方面缺乏重视，无法从根本上反映“南普”整体语言面貌及变异情况等。故此，欲解决上述问题，则必须扩大研究范围，补充词语及语法层面研究之虚缺，立足接触视角将南宁平话及壮语等纳入接触研究的视野。

(3)研究方法单一。已有研究“南普”的文献和数据大多仅作共时层面的静态描写、对比，系统性不强，缺乏动态比较及分析，且未针对不同语言背景考察“南普”子系统情况，比较的广度及深度都远远不够，对“南普”特点及变异现象探究缺乏系统性，无法从根本上探明复杂接触背景下“南普”的形成及其变异的机制、根源、动因及规律等，而且，目前学界尚无针对语言接触尤其是多语接触的调查框架，因此应通过文献调查、田野调查、问卷调查等方法建立“南普”语料库和数据库，以便能深入地对“南普”各层面特殊现象及具体参项进行数据统计、频度对比等。

三、“南普”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及趋势

“南普”已逐步成为南宁地区主要交流语言，且在年轻一代中甚至已形成“南普”单语人群。然而，目前学界对“南普”之研究尚在初步阶段，对其各层面变异现象、机制、动因及规律的研究极为薄弱，诸多问题认知尚不明朗，因此，针对“南普”的后续研究亟待从理论视角及研究方法等层面予以突破。

(一)充分重视接触视角，突破现有理论局限

南宁是以壮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主要有壮语、汉语平话及白话三种，多语接触对“南普”形成及变异影响复杂。除“蓝瘦香菇(难受想哭)”式的语音层干扰变异外，“南普”在词汇层尤其在语法层也已出现迥异于标准语的复杂特征，如：副词“先”的叠加用法、量词功能变异、“过”的特殊用法、处置式变异、语序重组以及“夹壮”现象等等。故此，与其他地方普通话不同，“南普”情况更为复杂，对“南普”的研究须充分重视语言接触视角。

对于国内汉语方言变异研究，“方言趋同”(Dialect Levelling)和“柯因内化”(Koineization)理论具有一定的适切性及影响力，后一理论源自接触语言学，相对更为契合“南普”实际。“柯因内化”指一种语言的几种可相互通话的变体，在一定环境中经说话人接触而产生一种新的在一定区域内取得通语地位的变体的过程〔26〕，其本质则是语言(方言)接触变异过程。南宁地区不同时期有不同地方的移民迁入，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推普工作不断地深入，“南普”即是普通话、南宁壮语(北部壮语和南部壮语)以及同属于汉语的南宁白话和平话四种语言(方言)深度接触而产生的新的汉语变体，柯因内化理论有助于探究“南普”问题。“南普”在形成及变异过程中基本遵循柯因内化的三个步骤：混合、拉平和简化〔27〕，就“南普”而言，移民并非其形成的主要因素，“推普”的实施及深入才是导致南宁地区语言(方言)和普通话发生深度接触的根本原因，其直接改变了南宁地区的语言格局及诸语言在“南普”形成过程中的参与度。因此，“南普”的形成问题除移民因素影响外，还须充分考虑“推普”广度、深度和力度在不同年龄代际的不同影响程度等。

需要指出的是，“柯因内化”理论虽与“南普”变异研究有较高契合度，但其主要研究的是属于同一语言的几种变体(方言)间的接触问题，而与“南普”相关的语言或方言情况复杂，彼此间甚至无法直接对话沟通，所以，该理论对“南普”的研究亦有诸多不适之处。学界应根据“南普”形成的复杂语言环境因素及特点，结合接触语言学及社会语言学相关理论视角，在接触变异的内外部因素、阶段划分、类型标准、竞争规则、变异机制等问题的实证研究中进行理论拓展。

(二)充分重视语料挖掘及语料库建设，拓展和完善研究方法

鉴于南宁地区语言(方言)环境的复杂性，学界现采用的研究方法明显不足以为全面而深入地探究“南普”形成及变异问题提供有效的途径及保障，因此，要实现对“南普”一类语言接触变异现象的深入而系统的定量分析，对其变异过程进行细致的历时描写，就需要对以往研究方法进行拓展和完善：

1.文献调查、田野调查及问卷调查三者结合。文献调查主要分析已有南宁地区“南普”、平话、白话及壮语相关成果，据此建立初步语料库及调查框架，重点对比语法系统，并归纳差异参项之特点。田野调查包括：(1)自行设计调查方案开展田野调查，针对变异项展开专项调查；(2)采用录音、录像等手段，收集自然口语会话语料，转写整理后入库。社会语言学问卷调查则设计调查问卷，针对变异现象在选定方言区调查接受度或认同度，以突破方言调查之局限，确保变异现象之准确度和普遍性。

2.引入变项规则分析法。变项规则分析法是社会语言学研究中使用非常广泛的数据分析方法，因其专为分析变异研究中收集到的语料而设计，现在已被用于分析语言各个层面的变异〔28〕，将之应用于“南普”语言材料和数据的分析，可有效突出“南普”接触变异之特点，观察、描写及探析“南普”之相关变异参量、变异范围以及一些潜在影响因素。

3.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以往对“南普”的研究以定性为主，相关定量描写研究则缺乏系统性，只能反映“南普”共时层面的部分特征，因此有必要建立“南普”语料库和数据库对特定现象具体参项进行数据统计，将定性解释建立在对“南普”语音、词汇、语法系统性的定量描写基础上，力求实现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

4.共时对比与历时比较相结合。鉴于南宁地区语言环境的复杂性，对于“南普”问题的研究，须将整体或具体参项与普通话、南宁壮语(南部及北部壮语)、平话及白话等进行横向比较，在涉及具体语言现象的来源问题时，须将其与汉语历史语法进行纵向比较，与此同时，立足接触视角，通过类型学框架发掘、描写“南普”整体面貌及其各层面(尤其语法层)变异现象及特点，重在运用相关理论、方法探究“南普”变异机制和动因等。

四、余论

汉、壮语接触历史悠久，在接触过程中，南宁地区不同时期先后形成平话、白话及“南普”三种汉语变体，现今不同语言间以及同一语言不同方言间进一步接触，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南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新汉语变体，处于汉、壮语接触发展的最前沿，且具有其他汉语方言变体所没有的典型性及特殊性。对于“南普”的研究，诸多问题已受到学界关注，但还有很多不足，表现出理论视角受限、研究范围过狭、研究方法单一等诸多问题，亟待突破，相关研究亦亟待开展及深入。研究“南普”之形成及变异问题须充分重视接触视角及层次问题，接触语言学可为“南普”问题研究提供更为契合的视角；研究方法上，通过文献研究、田野及问卷调查三者结合建立“南普”语料库及信息库；将共时对比与历时比较相结合，引入变项规则分析法对“南普”进行定量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多语接触及“南普”形成过程中的竞争及变异机制等提供支撑和保障，以丰富语言接触变异理论，这对探索语言变异模式、分析广西境内乃至中国南方汉语方言形成及变异机制、动因及规律，进而反观接触过程中语言间的相互作用及民族语言对汉语之干扰、同化等都有重大意义。此外，以“南普”的形成及变异问题为切入口，亦有助于探究民族多语地区语言走向、语言教育、语言政策制定、民族语及汉语(方言)资源开发及保护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