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灵辉， 黄莉春

(电子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一、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599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18.1%和12.6%，且该比重已分别超出国际通用老龄化标准8.1%和5.6%〔1〕。预计到2030年，中国首批婴儿潮群体(1962～1975)将陆续迈入退休年龄，养老问题将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养老市场也将实现产业消费“双升级”。一个城市的老年群体能否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到一个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然而，在当前严峻的养老压力形势下，城市老人仍主要依靠传统养老模式，在“9073”的养老服务格局①下，家庭养老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通过家庭赡养让老人安度晚年，能够让老人感受到家庭亲情，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家庭伦理及社会道德文化，且家庭养老的成本相对较低。然而，目前城市家庭人口结构中多呈现出“421”模式，甚至随着社会人口平均年龄的增加，已经出现养老压力更为严峻的“8421”家庭模式②，加之中国快速城镇化时代发展带来的人口跨区域大流动，使得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被削弱。作为城市养老的第二选择，社区养老存在着基础设施薄弱、发展情况参差不齐等问题〔2〕。与之同时，作为第三选择的机构养老则面对着床位供需严重失衡、一床难求的困境，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共16.8万个，养老床位合计达到727.1万张，但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仅29.1张，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每千名老年人50～70张的床位数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机构养老费用相对较高，况且，市场中出现的机构兜底、暴力看护等现象更是打击着城市老人到机构养老的信心。因此，在快速老龄化发展背景下，创新城市老人的养老服务模式以缓解城市家庭养老压力已是大势所趋。

为解决整治乡村、促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违背农民意愿、荒废土地、破坏乡村风貌等问题，成都市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逐渐探究出了一种以“小规模聚居、组团式布局、微田园风光、生态化建设”(简称“小组微生”)为特点的村庄整治新型模式，并已取得良好效果〔3〕，被称之为“新农村建设的4.0版”。在住房方面，农民住房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普遍搬进了2～3层具有川西民居建筑风格的别墅化住宅，这完全不同于城市内的高层住宅小区；在自然环境方面，“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以一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导向，减少了工业“三废”对空气、水质以及土壤等污染，噪音污染也大幅降低，同时，新农村综合体内污水处理、垃圾清运等均有配套安排。在农村生活方面，农房前庭后院，因地因时种植，形成“小菜园”“小果园”“林盘院落”的风貌，保持着房前屋后“瓜果梨桃、鸟语花香”的微田园风光〔4〕。在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方面，严格按照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的要求和“1+21”的配置标准，同步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中心，全面配套公共管理服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市政公用、金融邮电、生产配套等8个大类21项服务设施〔5〕，致力于“10分钟生产生活圈”的建设发展目标，提升农民现代生活品质。因此，“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建设目的是作为乡村休闲养老的重要承载地，通过体现田园风貌、新村风格、现代生活、方便农民生产〔6〕的重要特征为城市老人提供老有所养、养有所乐、乐有相依的一流休闲养老环境。同时，发展农村生态种植业、旅游观光服务业、民宿产业、社会养老帮扶业，走产业规模化、社会服务多样化的特色道路。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城市养老压力，而且能够给乡村带来城市养老这一新业态，吸引城市高端消费者进入农村市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速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然而，“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承接城市养老产业，虽然顺应了城市老人从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转变的养老需求结构，满足了其物质生活的高品质和精神生活的高品位，但是这也对“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建设标准和内容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那么，如何让“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更加精准服务于城市老人休闲养老需求成为了关键和重点。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着眼于“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特征对城市老人休闲养老行为意愿的影响路径及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研究假设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理论分析

“复杂人”人性指的是人性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人们的需要与潜在欲望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这些需要的模式也是随着年龄与发展阶段的变迁、随着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随着所处境遇及人际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的〔7〕。城市老人作为独立且具有差异的个体，存在或低级或高级的需求层次；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个体，在考虑自身情况的基础上，会倾向于去选择期望最高的方案。城市老人因为多种主客观原因造成的个体特征差异决定了其作为一个不完全理性人，形成行为偏好，并在行为选择的过程中寻找一个最满意的方案去满足他们复杂的身心需求，实现不完全理性的行为决策。因此，虽然不可否认新时代的城市老人对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传统养老服务模式仍具有较高的依赖性，但是他们对乡村休闲养老、旅游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亦存在着浓厚的兴趣，那么，城市老人会倾向于到具有哪些建设特征的乡村进行休闲养老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特征对城市老人休闲养老行为意愿的影响，将“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特征分为医疗特征、区位特征、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与休闲活动特征三方面，其中，就医地点、就医级别、交通时间、交通距离、区位选择、公共设施、休闲娱乐活动共七项分别作为其外显变量；将消费水平作为影响中介，其中，住房月租金和月养老总开支构成其外显变量；将城市老人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长和是否更换居住地以继续休闲养老作为代表城市老人休闲养老行为意愿的变量，构建如图1所示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特征对城市老人休闲养老行为意愿影响路径的理论模型。

图1 “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特征对城市老人休闲养老行为意愿的影响路径

(二)研究假设

第一，医疗特征描述的是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城市老人患病就医时对医疗机构的位置和医院级别的选择意向。根据医院规模、科研方向、人才技术力量、医疗硬件设备等医院资质评定指标，医疗机构可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级别越高，能够向就诊患者提供越专业越优质的医疗服务。一般而言，主城区内高质量医疗机构的数量、医生的技术和经验、医疗设备的先进度和完备度会超过下辖的县(市、区)。因此，“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作为升级版的新农村建设样本，其自身内部建设的医疗卫生场所越完善、越先进，与外部更高级别医疗机构建立起的双向转诊机制越紧密，越能够增强城市老人的安全感，从而减轻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顾虑和担忧。

H1“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能够便利地利用的医疗资源越多、越优质、越丰富，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行为意愿就越强。

第二，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与休闲活动特征描述的是“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公共服务设施与休闲娱乐活动建设情况。“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在规划建设过程中注重功能集成配套，同步规划配套完善的交通路网、集中供水、能源电力、污水处理、广播电视、光纤宽带等公共服务设施，这保障了城市老人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部的基本生活，满足其内在的物质需求。“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可供给的休闲娱乐活动越丰富多彩，越能满足城市老人内在的精神需求，提升他们对“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帮助其更好地融入乡村生活。

H2“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公共服务设施与休闲娱乐活动等配套特征越完善，越能促进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行为意愿。

第三，区位特征描述的是“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地理位置的优越程度。“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离市中心的距离越近、交通通达度越高，意味着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交通距离越短，所需通勤时间就越短。故而，“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区位优势越明显，城市老人能够更加方便地在乡村养老目的地和城市家庭之间往返，节约交通成本，亦便于亲朋好友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探望正在休闲养老的城市老人。

H3“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区位越优越，城市老人前往休闲养老的行为意愿越强烈。

第四，消费水平描述的是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时所需承担的经济支出。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面临着诸多的开支，包括：往返的交通费、住房租金、参与乡村游等娱乐活动支出、购买农产品等日常生活开销、医疗费用等。经济承受能力是影响一个家庭选择养老服务模式的重要决策变量，高昂的养老消费支出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且出于对中国老人勤俭节约、追求物美价廉的生活习惯的判断，高消费无疑会降低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热情。

H4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行为意愿与消费支出呈负相关关系。

第五，“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内部医疗卫生场所的条件越好，与外部高级别医疗机构的合作渠道越顺畅，前期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就越大。由于城市老人身体免疫力降低的现实情况导致其更加容易生病，且城市老人担心生病、担忧久病不愈的心理，使得他们更加倾向于选择到医疗资源好、级别更高的医疗机构诊治，以保证诊断结果更加准确有效，以免耽误病情。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老人需要为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支付更高的经济成本。

H5“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医疗特征与城市老人消费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第六，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和休闲娱乐活动的多样，为城市老人提供更加便捷、优越且丰富、有趣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前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本和后期运营管理成本就会增加，同样地，城市老人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享受乡村田园生活时，会受到乡村休闲娱乐项目的吸引，例如，农事体验、景点观光、休闲采摘等，这些休闲娱乐项目往往属于自费项目。因此，乡村休闲养老成本就会随之“水涨船高”。

H6“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与休闲活动特征完善程度与城市老人消费水平正相关。

第七，城市老人前往“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行为的意愿通过新农村建设特征的优劣程度影响其个体行为特征。城市老人对“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建设情况越满意，就会通过两种外显行为具体反映出来：在某个中意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长期居住进行休闲养老；在某个中意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休闲养老一段时间后，更换到另一个不同区域、不同风格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继续休闲养老，以体验不同的风格和特色，提高新鲜感和生活幸福感。

H7城市老人对“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休闲养老行为意愿与居住时长及是否更换居住地以继续休闲养老的选择上存在相关关系。

(三)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构建起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行为意愿影响机理指标体系(详见表1)。

表1 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影响机理指标体系及赋值

三、实证研究

(一)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一种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多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统计方法。其中，测量模型是指标和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即：

Xm=AXζ+δ

Ym=AYη+

结构模型是潜变量之间的关系〔8〕：

η=Bη+τζ+γ

本文利用软件AMOS 24.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基于基本拟合标准、整体模型拟合度以及修正指数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评价修改。

(二)研究数据来源

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2019年4月至2019年7月的问卷访谈调研工作。在完成《“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与休闲养老相结合调查问卷》初稿后，通过问卷内部测试与外部预调研相结合，对初始问卷进行了多轮的修订完善后形成问卷终稿。问卷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基本情况、对乡村田园休闲养老的态度与意愿、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意愿与期望。在问卷最终定稿后，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金牛公园、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等十余个老年群体较为集中的地点开展实地问卷调研，鉴于老年群体的听力、理解能力等方面可能略低，在实地调研过程中，调研人员通过面对面、一对一的方式与被访对象进行交流，同时，配合“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实景图片，向受访对象介绍“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各方面情况，在其了解该项目之后再进行问卷内容的询问，以得到更加真实有效的问卷数据结果。共发放410份问卷，回收问卷400份，问卷回收率97.6%，无效问卷3份，有效问卷份397份，问卷有效率96.8%。通过数据统计发现，共有292名城市老人有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意愿，占总调查样本的73.55%。

(三)数据的信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

信度即可靠性，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以及得到相同研究结果的可能性，在问卷调查法中检验结果数值大小代表问卷可靠性程度高低。因此，基于本文调研问卷的设置及研究方法的选择，采用最为常见的(Cronbach’s α)信度检验方法来评判本次问卷结果的可信度：

2.效度检验

效度即有效性，目的是估计综合评价体系是否能够准确反映评估目的和要求。效度越高，表示测量结果越能显示其所要测量的特征，反之则效度越低。此次效度检验方法选取的是结构效度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对包含11项条目的量表进行结构系数检验。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尝试析取公因子，通过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回归保存变量，得出KMO量数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值：

3.检验结果

经检验(结果见表2)，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45，且各分项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都稳定在0.7以上，统计学中一般认为在问卷调查中信度检验的值能够达到0.7，则认为问卷调查结果是可信的，达到0.8则认为该测量量表是理想的。综上，可认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总量表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747，各个测量指标的KMO测度也均大于0.6，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763.626(P<0.001)，认为相关系数矩阵和单位矩阵之间有显著差异，可知变量适合应用因子分析，且在统计学实际分析概念中认为KOM值在0.7以上时因子分析效果较好。综合检验结果可得，本量表数据适合进一步的结构方程建模分析。

表2 信效度检验

4.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

(1)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解释。每一项观测指标对应其从属的潜变量的标准化参数估计值，能有效反映该指标与相应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同时也反映了潜变量对相应观测指标的解释能力。通过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ices)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到修正后拟合路径系数结果，并根据回归权重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见表3)。

图2 “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特征对城市老人休闲养老行为意愿影响路径的测算结果

表3 新农村养老需求理论模型修正拟合结果

采用绝对拟合指数：GFI(拟合优度指数)、RMR(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相对拟合指数：NFI、TLI、CFI作为模型的适配度评价指标，得到修正模型适配度的评价标准与拟合结果(见表4)。其中，除RMR以外的其他评价指标均达到评价标准，但因RMR易受到变量量尺单位的影响，所以在AMOS中更通用的是使用RMSEA指标。因此，综合检验适配度评价指标表明本模型适配度良好。

表4 修正模型适配度

利用Excel制表，将居住时长与是否更换居住地的选择结果图像化，从中得出城市老人分别在选择居住时长和是否更换居住地时的线性关系(见图3和图4)，并结合结构方程模型结果验证城市老人休闲养老行为意愿与其居住时长及是否更换居住地选择的相关关系。

图3 居住时长

图4 是否更换居住地

(2)检验结果分析。第一，“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医疗优越程度会显著正向影响城市老人休闲养老行为意愿，验证假设H1。随着年龄增大，城市老人的身体免疫能力会逐渐变差，慢性病或急性病发生的可能性可能随之增大，而城市老人最大的心愿莫过于颐养天年，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最大顾虑之一莫过于对当地医疗水平不放心。因此，城市老人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期间患病时，能够方便快捷地前往级别更高、条件更优越的医疗机构，享受更优质的诊疗服务，这是绝大多数城市老人所期望的。从就医地点来看，城市老人患病时离就医地点越近，意味着在患病就医路途上花费的时间就越短，医院对城市老人的疾病能够越快速做出反应，为患者争取更多的宝贵治疗时间；从就医的医疗机构级别来看，大部分城市老人在患病时倾向于选择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等三级甲等高级别医院，是由于这类医院的医疗设施配备更完备、更高级，医生的医疗水平和经验更丰富，护理人员更专业。因此，“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自身内部能够提供的或与外部对接的医疗服务的速度越快、质量越好，城市老人到此休闲养老的行为意愿就越高。

第二，“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配套完善程度会显著正向影响城市老人休闲养老行为意愿，验证假设H2。“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让农民享受到了与城市居民同等甚至更优质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文化生活〔9〕，不仅有配套的文化活动室、全民健身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文化娱乐活动同样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例如，广场坝坝舞、太极拳、踢毽子、跳绳、剪窗花、做手工、猜灯谜、图书阅览、书画爱好者交流与培训、摄影爱好者采风交流会和培训、环保健康讲座等缤彩纷呈的活动项目，足以满足城市老人的业余爱好和精神文化需求。此外，城市老人还可以自主选择参与“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的农事体验、景点观光、休闲采摘等活动项目，体验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因此，城市老人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能够过上寄情山水、体验农趣的田园生活，一方面丰富其休闲娱乐生活，有助于其建立新的社交关系，另一方面能够减轻离家养老的孤独感，提升其生活幸福感。社交、娱乐的丰富性是影响城市老人生活幸福感的一大重要因素。因此，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越完善、乡村娱乐文化活动越丰富多彩，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行为意愿就越高。

第三，“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区位优越程度会显著正向影响城市老人的休闲养老的行为意愿，验证假设H3。“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越靠近城市第一圈层，对外交通便捷程度越高，在区位上就越占据优势，具体表现在交通距离短、通勤时间短等方面。当然，由于城市老人选择出行交通工具上的差异，会使得交通距离与时间不一定就严格地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交通距离与时间缩短，有利于降低城市老人的交通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更便于城市老人前往“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亦便于亲朋好友前往“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探望在此休闲养老的城市老人，及时了解城市老人的休闲养老实际状况，消除城市老人的家人对其选择休闲养老的抵制和反对。由此可见，“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区位优越程度越高，城市老人到此休闲养老行为的意愿就越高和可能性就越大。

第四，“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消费水平高低与城市老人休闲养老行为意愿影响结果不显著，拒绝假设H4。城市老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能够为城市老人选择更优质的养老环境，能够承担的养老成本就越高。因此，“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面向对象为身体健康条件允许且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城市老人，这些城市老人对养老成本的容忍空间更大、更富有弹性，能够承受更高的养老经济支出。城市老人选择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会更多考虑该地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善程度、医疗服务条件、生活环境宜居程度、田园乡村娱乐活动丰富程度等，重点关注的是对其休闲养老内在期望的满足程度。加之，在乡村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等往往低于城市，且城市老人在乡村休闲养老期间可以将城市的住房出租获得租金收入，可见，城市老人在休闲养老期间产生的费用在其本人及其家庭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因此，“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消费水平高低对城市老人的养老行为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第五，“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医疗优越程度与城市老人消费水平影响不显著，拒绝假设H5，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与休闲活动特征完善程度会显著正向影响城市老人消费水平，验证假设H6。城市老人在市区患病就医时一般是去三甲大型医院，或者寻访名医看病诊治，故而，城市老人出于健康考虑不会吝啬在医疗上的花费。一般而言，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期间患病的就诊医院一般不会超过其在市区时的水平，甚至出于对通勤成本的考虑，对一些非危急重症的普通疾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新农村综合体内的诊室或者乡镇的卫生院诊治。因此，城市老人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医疗支出并不会高于市区，不会影响其整体消费水平。同时，“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过程中，公共服务设施越完善、乡村娱乐项目打造的越丰富、越精彩，新农村建设成本就会相应攀升，而投资商基于合理的开发利润所得，会将前期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因此，“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配套设施越优越，越会增加城市老人休闲养老消费。但由于假设H4已被拒绝，即“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医疗条件、配套建设影响消费水平进而影响城市老人休闲养老行为意愿的中介效应不成立。

第六，城市老人对“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养老行为意愿强弱会显著影响其居住时长及是否更换居住地以继续休闲养老的选择，验证假设H7。根据模型运行结果，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行为意愿与居住时长及是否更换居住地以继续休闲养老的选择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关系，验证假设H7。根据图3，在居住时长的选择中从小于十五天到十个月的数量是逐渐减少的，但选择十一个月至一年以上的数量有小的回升。根据图4，选择在一个“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居住一段时间后更换到另外一个“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以继续休闲养老的城市老人占多数。综上可知，休闲养老行为意愿强弱情况将愿意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占多数的短期休闲养老的城市老人，如春季踏青、夏季避暑等具有季节性、周期性的养老，且由于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会给老人以枯燥无聊的感觉，为保持养老生活新鲜感，短期休闲养老的城市老人在一个“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居住一段时间后会更换到其他“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继续休闲养老；另一类是打算在某一个中意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长期休闲养老的城市老人，目的更倾向于康复、保健、养生，居住时间更长，且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会给城市老人以安定稳固的感觉。因此，长期康养的城市老人在选择一个“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后一般不会选择更换居住地。

四、对策建议

(一)多元化发展“医养结合”，为城市老人提供“休闲+养老+康养”的专业化服务

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最大顾虑就是医疗水平落后的问题，根据目前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农村的医疗条件和水平与城市相比仍然相对落后，主要体现在缺少针对老年群体的专业医疗单位、专业医护人员以及先进医疗设备。因此，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过程中，要将发展休闲养老产业与医疗建设有机结合，由内而外地深度打造“医养结合”这一亮点特色，缓解城市老人对“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医疗条件的顾虑。因此，首先要抓住“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契机，对新农村综合体内部的医疗卫生场所进行大力的提档升级，从医疗机构建设规模、档次、内部医疗设备配置等方面予以直接体现，同时，要打破目前完全依赖村医的局面，政府部门应该开启乡村医生招聘计划，吸引更多医科大学毕业生下沉到乡村基层。其次，“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医疗部门应定期邀请外部的专家名医坐诊、给城市老人建立起规范化的健康档案、免费定期给城市老人做身体健康检查、给城市老人配置手持紧急呼叫装置等。最后，政府部门应该积极牵线搭桥，使“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与外部高级别的医院之间建立起医疗双向转诊机制，城市老人突发严重疾病在征得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地转移到对接医院进行诊治。通过上述举措以保障城市老人身体健康，使其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既能够享受休闲惬意的养老生活，在患病时也能够通过多种渠道为其提供专业化康养服务，保障其休闲养老期间的健康安全，使其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二)借助新农村综合体的内外部资源，打造乡村休闲养老品牌

各个“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外部都有或多或少可以依托的资源，具体包括内部的都市现代农业、农家乐、民宿、投资修建的景观景点等，外部的古镇、山、水、寺庙等旅游景点(见表5)。“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要巧妙地依托这些资源并开展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为在新农村综合体内休闲养老的城市老人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使之感到愉悦、舒心。首先，在内部资源方面，都市现代农业可以为城市老人提供价优绿色有机的各类农产品；休闲观光农业提供的农事体验、果蔬采摘、生态休闲、乡村景观等娱乐项目，丰富城市老人在新农村综合体内的日常生活，使他们过上寄情山水、体验农趣的田园生活；农家乐可以为在新农村综合体内休闲养老的城市老人提供地方特色餐饮，并提供日常送餐、订餐、聚会宴席、品茗等服务；民宿经济可以使临时居住其中的城市老人亲身体验到农民别墅化住房及配套服务设施的优越性。在外部资源方面，“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可以巧妙地利用周边景区资源提升休闲养老的品牌亮点，例如，邛崃市夹关镇周河扁新农村综合体周边的景区(点)包括天台山、平乐古镇、碧峰峡等，大邑县苏家镇香林村和桤泉镇群安村附近的景区(点)包括安仁古镇、西岭雪山；都江堰天马镇绿凤村凤栖苑可以依托的景区(点)包括青城山、都江堰水利工程。这些著名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不仅可以成为新农村综合体吸引城市老人休闲养老的宣传点，也可以使城市老人实现“生活在景区周边，游玩养老两不误”的梦想。通过旅游“年卡”或“会员”等形式使城市老人成为景区的稳定客源，不仅有利于延长城市老人在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间，还可以带动景区内的购物、餐饮、娱乐等产业发展。“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外部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重视新农村综合体内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龙头企业、旅游开发企业、专业合作社等主体的参与〔10〕，资源开发和项目利益由多元主体参与分享。

表5 部分“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可以依托的资源

(三)住房与生活模式的差异化设计，提升交通服务能力和水平

通过对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居住方式意愿调查发现，有41.07%的受访城市老人选择了“大集中式居住”，即在新农村综合体周边建设统一集中居住的养老场所，城市老年人集中居住在一起，和当地村民保持一定的分隔度；有44.02%的受访城市老人选择了“小集中式居住”，即新农村综合体内建设欧式或者中式双拼住房，城市老人和当地村民相邻但分开独立居住，拥有独立的居住生活空间；有12.95%的受访城市老人选择了“混居式居住”，即城市老人租住当地农户的空余住房，和当地村民住在一套房间里，像家人一样，居住生活在一起；另有1.96%的受访城市老人选择了“其它”模式，这表明城市老人在居住方式的选择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过程中，应该考虑到城市老人多样化、个性化居住方式的需求，在住房建设上可以考虑采取三种截然不同且互为补充的方式，即家人型方案、邻居型方案和亲戚型方案〔11〕。与之同时，就产生了城市老人与农民之间“像家人一样，住在一套房屋内，合灶吃饭，吃住在一起”“仅出租(租赁)房屋，毗邻而居，吃饭不在一起”“住所有一定距离的分离，吃饭分开，但是像一个村里的人一样”这三种日常生活模式。

为了方便城市老人前往“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在综合体内的日常生活以及更加便捷地更换到另外一个“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政府部门应该强化新农村综合体的相关交通服务。第一，各个“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可以自主组建车队，借助滴滴等打车平台，或者网站平台提供的交通服务人员联络方式，为从区(市、县)前往新农村综合体的城市老人提供接送服务；第二，对于在主城区选择自驾前往的城市老人，应该开通热线电话，为城市老人提供路线咨询等服务；第三，开通新农村综合体到区(市、县)购物中心的交通班车，为城市老人到大型超市(综合商场)购物提供交通便利；第四，开通旅游环线小巴士，为城市老人在新农村综合体周边的旅游观光以及娱乐游玩提供交通便利；第五，在区(市、县)范围内的各个新农村综合体之间开通一定形式、一定数量的交通班车，为城市老人到不同新农村综合体旅游参观或者更换居住地提供交通便利。

注释：

① “9073”养老服务格局：90%的老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料养老，7%的老年人通过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② “421”家庭模式：4位父母长辈、夫妻2人和1个小孩；“8421”家庭模式：祖父母8人、父母4人、夫妻2人和1个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