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间谍片的创作特征和文化意义(2013～2020)

2021-01-20吴岸杨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年6期

吴岸杨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0)

1999年，姜帝圭导演的《生死谍变》力敌席卷全球的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在韩国本土创造了620万观影人次的票房奇迹[1]372。该片将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对抗的政治局势与爱情、友情等人伦情感交织在一起，在极端戏剧化的情境下展开对历史的追问和对人性的探幽。《生死谍变》在商业和艺术上的双重成功，不仅为韩国的电影产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也揭开了韩国间谍片创作的新篇章。此后，《实尾岛》《双重间谍》《间谍女孩》《义兄弟》《首尔间谍》等影片又相继拓宽了韩国间谍片的创作领域(1)有论者把《共同警备区》《北逃》《共助》等表现朝鲜半岛历史与当下的“南北题材”影片也视作间谍片，笔者不能苟同。因为间谍片往往涉及南北关系，而“南北题材”影片却未必关乎间谍。不妨说，间谍片属于“南北题材”电影的一个分支。本文论述的间谍片是指以间谍及其活动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韩国影片。。

2012年12月12日，朝鲜成功发射光明星3号(2期)卫星，引发国际社会紧张(2)卫星发射和弹道导弹发射在技术上相通，通过卫星发射活动来改进弹道导弹在技术上可行。。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引起国际强烈反应。作为维系冷战的两大基本元素之一(3)对立的意识形态与核武器是冷战得以产生和持续的两大基础。参见金基玉《南北韩谍战片中的冷战文化》，北京大学，2013年。，核武器的威胁不仅将朝鲜半岛再次置于危急存亡的关头，也加重了笼罩在朝鲜半岛上空的后冷战阴影。基于这样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背景，此后的韩国间谍片在继承悬念迭生的情节设置、惊险刺激的动作场面、情同手足的民族情怀的同时，又在思想主题、故事场景、类型范式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新探索。本文以2013～2020年间的韩国间谍片作为研究对象，在归纳创作特征的基础上简要剖析其文化意义

一、深度挖掘政治内蕴，传递现实社会情绪

间谍是极富政治意义的职业，但长久以来，韩国间谍片却只把国家/国际层面的政治活动作为故事背景或叙事框架，而缺乏对间谍行动背后远交近攻的相应表现。可喜的是，近几年上映的《铁雨》(2017，杨宇硕)、《特工》(2018，尹钟彬)和《南山的部长们》(2020，禹民镐)开始打破这种陈规，大胆开拓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及其背后政治家的纵横捭阖。

导演杨宇硕继《辩护人》后创作的《铁雨》，延续了他对政治题材的关注，并将对象延展至了整个朝鲜半岛。该片讲述了朝鲜前特工严铁友和韩国外交安全首席秘书郭哲宇卷入朝鲜半岛盘根错节的政治纷争的故事，以一场虚构的朝核危机，展现了东北亚地区局势的纷繁复杂和南北朝鲜骨肉连心的真挚情感。

《铁雨》里几个国家之间的“核弹大战”不仅高潮迭起，而且意味深长，堪称全片的神来之笔。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段落里，导演不仅以时空交错的剪辑手法将各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纷争予以精准呈现，还巧妙地运用视听语言对国际局势进行了映射。比如，“中国士兵汇报军情”和“朝鲜军方通过电话接听情报”的镜头被组接在一起，这种省略剪辑不仅是为了高效叙事，也直观点明了中朝的战略同盟关系。美韩两国最高领导人在视频电话里的论辩和争执，更是恰当好处地诠释了“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国际关系至理名言。政治只是政治家的游戏，朝鲜半岛战乱或和平，从来不是这些大国首要考虑的问题，甚至朝韩两国的领导人也不例外。影片里的郭哲宇说：“分裂国家的百姓之所以痛苦，不是因为分裂所致，而是因为那些把分裂当做政治手段的人让人民遭受了更多痛苦。”以这样发人深省的台词，导演在呼唤统一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当下政局的批判性反思。

《特工》来源于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但情节和部分人物均属虚构。影片发生在1990年代的朝韩关系紧张时期，为了获取朝鲜核武器的情报，韩国间谍朴皙映化名黑金星，他伪装成广告商人，设局接触朝鲜政府高层李明云，并逐渐取得后者的信任。就在经两人牵线的南北韩关系破冰回暖的时候，韩国当局因为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而转变政策为养寇自重。黑金星和李明云面临着抉择……

在表现黑金星接触朝鲜官员和最高领导人时，《特工》直接披露了朝鲜官场普遍存在的“文物雅贿”、克扣公款等问题。比如，上至最高领导人，下到重要政府要员，都会给黑金星一件文物赝品，以“方便处理”为由让他带回韩国“换成现金”。当然，对韩国政府不太光鲜的作为，《特工》更做了不遗余力的表现：政府高层出卖国家，将人民玩弄于鼓掌之中，所谓和平只是政治幌子和招揽选票的说辞。黑金星拒绝服从上司“破坏朝韩友好关系”的命令，并义正辞严地反问“为了国家和民族，就是为了执政党吗？”他身上确实流露出一股大义凛然且不为外物所动的“浩然之气”，正如李明云评价的那样。

黑金星和李明云惺惺相惜的情谊，是韩国间谍片/“南北题材”电影里屡试不爽的“兄弟模式”。但必须指出，影片对人物的塑造仍然存在脸谱化的倾向——朝鲜方面的形象是冷酷果敢的国家机器执行者，在经历人性和信仰的挣扎之后完成解脱与蜕变；韩国主角则代表着为自由、公正等普世价值而甘冒不韪的现代公民。尽管其意图在于对朝鲜半岛政治的观照和针砭，但仅从人物形象来看，片中想象的朝鲜依然是被选择和被遮蔽的结果。

严格来说，《南山的部长们》应该属于政治电影。但因为它直指韩国间谍最高领导机构，故也将其视为广义的间谍片。这个片名源自朴正熙执政时期创立的国家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中央情报部坐落于韩国南山，它的领导人则被称作“南山的部长们”。该片以1979年总统朴正熙遇刺事件为蓝本，用影像还原了事发前40天的故事，其主角金规泙以曾担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的金载圭为原型。影片将表现重心放在金部长和朴总统的关系变化，即前者如何从忠心耿耿到慢慢动摇，再到失去信任，最终坠入绝望谷底，对后者起了杀机。

在《南山的部长们》中，朴总统常对属下们说一句话：“你身边不是有我吗？按你想的做。”这话可谓很多独裁者的惯用伎俩，让属下去揣测自己的意图，在不担责任的同时把人玩弄于股掌之间。通过这句台词的重复，和演员李星民的传神演绎，一个城府深沉、深谙驭人之术的政客形象跃然纸上。

对于金规泙/金载圭，影片则寄予了一定同情。枪杀总统的高潮戏段落，外景用了大量近乎垂直的俯拍镜头，并且多次表现走在门里的人，象征着个体的身不由己，及由此而生的带有宿命论的悲悯感。该片对尚且存疑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想象和加工，但它不满足于暗杀事件本身，而是灌注了更多对韩国历史的遐思。影片结尾，保安司令官全斗赫(以全斗焕为原型)偷走了总统办公室的金条和银行账号信息，随后意味深长地望向了空荡荡的总统“宝座”。对历史的艺术再现和对政权的质疑，交融在这一组镜头之中(5)①1979年10月26日，韩国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随后，时任总理崔圭夏代行总统职权。1979年12月6日，崔圭夏正式就任韩国总统。1979年12月12日，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掌握韩国军政大权。1980年8月16日，全斗焕胁迫总统崔圭夏下野。同年8月27日，全斗焕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当选为第11届韩国总统。。

这几部影片不仅饱含着对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的期盼，也蕴含着对当下韩国政治的质疑和省思。近年来的韩国政坛可谓多事之秋。2017年3月10日，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因“违反宪法规定”和“违反法律规定”而遭到弹劾，被免去职务。同年5月10日，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文在寅带着广大民众的支持履新，他就职以来也在检察改革和外交政策等方面有所作为，但因为无力改善国民经济也遭到不少批评，而一意孤行任命心腹曹国为韩国法务部长官、以及集中精力清算前总统等举措，更使其支持率整接连下跌[2]。

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局面不仅需要朝鲜切实履行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也离不开韩国政府积极努力的配合。这些影片不约而同地把矛头对准韩国政府，尽管政治清明只是一种理想化图景，但这种虚构却也反映出对韩国政坛苍黄翻覆的失落与不安。韩国电影人把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担忧，投射进了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中，构筑起后冷战时期韩国间谍片的别样景观。

二、谍战场景跨出半岛，替换国族身份焦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开展和电影产业的蓬勃壮大，许多间谍片都把目光抽离出了国内，比如《碟中谍6：全面瓦解》(2018)的拍摄过程横跨欧洲、北美洲、大洋洲3个大洲；《谍影重重5》(2016)在前几部主人公已经踏遍大半个地球的基础上，将故事发生地选在令人神往的希腊，还在柏林、伦敦、罗马、贝鲁特和雷克雅未克等多地取景；《007：幽灵党》(2015)带领观众游历了墨西哥、奥地利、意大利、摩洛哥和英国5个国家。间谍的本质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隐性博弈，间谍片通常重在展示惊险刺激的武打动作、花样繁多的装备器械和瞒天过海的政治阴谋，将故事移到境外可以说符合展示间谍活动环境的内在要求。此外，在境外取景和拍摄不仅能使故事更吸引人，对国外风光和异域风情的展示本身也成为了一大看点。

以往的韩国间谍片，其场景基本集中在本国和邻邦朝鲜。近年来，《夺宝联盟》《雪国列车》《斯托克》《背水一战》等影片一再证明韩国电影跨国制作能力的提升。加之对类型要素的深度发掘，韩国间谍片涉及的场景已经不局限在朝鲜半岛，甚至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亚洲以外。

《嫌疑人》(2013，元新渊)讲述的是生活在韩国的朝鲜间谍池东哲为自己洗刷冤屈，同时追查杀死妻子和女儿的真凶的故事。影片在介绍池东哲的前史时，有他在美国波多黎各、中国香港等地执行任务的镜头。在影片《间谍》里，经验丰富的间谍金哲秀被派去泰国营救人质，却意外见到游离在红杏出墙边缘的妻子，而潜在出轨对象竟然是恐怖分子，混杂着婚姻情感和国家安全的双重危机交织在东南亚的土地上。谍战场景的转移，使影片散发出有别于传统间谍片的热带风情。为了更真实地还原历史，《南山的部长们》也专程到美国华盛顿和法国巴黎实地取景。

在描绘异国景象的过程中，韩国电影人也巧妙地用了一些技巧。《特工》的故事起始于1995年，黑金星和李明云的接触过程都发生在中国北京。但该片并未在北京取景，而是以台北的华西街夜市和新竹中央市场作为主要拍摄地。为了真实地呈现出人物与环境浑然一体的状态，导演在拍摄街道外景时，先拍主人公的单人镜头，等到店铺打烊以后，再换上做好的招牌等道具进行拍摄，后期剪辑时再合成在一起。尽管影片里出现的场景，仍然和历史上的真实北京有些出入[3]，但缤纷的汉字招牌、醒目的大红灯笼、复古考究的色调，依然真切地展现出1990年代的北京风貌。逼真的氛围营造和细致的道具设计，使影片丝丝入扣地还原了上世纪末的北京城市质感。

《柏林》(2013，柳升完)则从片名就昭示着跨出国境的诉求，影片不仅走出了朝鲜半岛，甚至还冲出了亚洲，全程在德国首都柏林实地拍摄。在开场的短短10分钟内，朝鲜间谍、韩国情报人员、俄罗斯军火商、反帝国主义阿拉伯联盟代表和以色列摩萨德武装力量轮番登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牵涉着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势力的军火交易从一开始就紧紧地吸引了观众。影片围绕朝鲜北方特权阶级的秘密账户展开，沧海横流，群雄逐鹿，异国他乡的柏林见证了被祖国遗弃并深陷国际阴谋的四位朝、韩特工的孤立无援和背水一战。

风格多元的建筑、古朴厚重的街道、熙来攘往的人群等城市景观，不仅还原了柏林的现实风貌，也使影片的空间内涵显得更为丰富。比如影片开头，姜部长在楼顶枪指表宗盛的场景，彤云密布的天空占据了大面积画幅，各色建筑错落有致、一望无垠，随着镜头升起，生死搏斗的两人在大远景里更显渺小。与人物样貌不太协调的欧式背景，映衬出飘泊羁旅的心境和被放逐的无力感。

在冷峻压抑的阴暗氛围下，《柏林》还穿插着忠诚与信仰、爱情和背叛等间谍片常见主题。之所以将故事发生地设定在柏林，其用意显而易见——作为德国首都的柏林，在特殊历史时期曾随国家一起被一分为二，这与朝鲜半岛今日的局势何其相似。当冷战的硝烟逐渐散去，柏林墙终于被推倒，东西两德在没有冲突和流血的前提下顺利统一。这种和平解决方式，应该也是多数韩国人最希望看到的情景。

从后冷战的角度来审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创作特征，除了经济全球化引发的跨国制作潮流以外，还取决于间谍片本身的文化特质。间谍片之所以流行，就在于它“成功地触摸并尝试消解一份深刻的身份焦虑。”[4]韩国和朝鲜同根同源，却因为意识形态等原因而难以交流，其身份焦虑毋庸讳言。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大行其道之时，裹挟其中的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也对不同国家的文化构成了很大冲击，由此造成了另一种身份焦虑。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的侵袭，半岛身份焦虑让位于全球身份焦虑。换言之，无论韩国人还是朝鲜人，至少首先是朝鲜半岛人。可以说，“全球化”这个共同敌人暂时缓和了韩国和朝鲜之间煮豆燃萁、藕断丝连的微妙氛围。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近年来韩国间谍片频频在国外取景制作的又一层原因。

三、类型融合愈发多元，淡化意识形态色彩

类型电影是好莱坞大制片厂黄金时期的标志性产品，以约定俗成的叙事模式和对观众心理的精准把握而广受欢迎。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好莱坞运动以来，严格意义上的类型片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类型杂糅甚至类型嫁接形态。近年来的韩国间谍片，也在类型融合方面越走越远。这既体现在喜剧间谍片数量的增多，也体现在青春片、灾难片等类型元素的加入。

薛耿求主演的《间谍》(2013，李成俊)是一部把爱情、喜剧和谍战类型进行融合的典型作品，它的故事并不算复杂：大韩民国的间谍金哲秀身怀绝技，屡屡拯救国家于危难中，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隐瞒身份，甚至从未向妻子英熙吐露过。工作的特殊性质和对身份的伪装，使金哲秀和英熙之间误会不断、争吵频繁。恐怖分子莱恩以英熙作为突破口，意图施展“美男计”接近和要挟金哲秀，进而破坏六方会谈。最终，金哲秀和同伴们粉碎了金哲秀及其团伙的阴谋，英熙也理解了金哲秀，两人感情愈发笃深。

单看情节的话，《间谍》和中国观众较熟悉的好莱坞大片《真实的谎言》(1994，詹姆斯·卡梅隆)极其相似。但作为间谍片，它并没有完全遵循既有的叙事成规，而是恰到好处地结合了喜剧片和爱情片的优长。尽管此前也产生过喜剧/爱情/间谍片《间谍女孩》，但那部其实只是在跟风《我的野蛮女友》，其中的“谍战”也只是作为“爱情”的点缀。而在《间谍》里，几种类型已经熔于一炉，并形成高度统一的风格。

一方面，《间谍》的喜剧紧密围绕谍战展开。间谍金哲秀想方设法对妻子英熙隐瞒身份，表面身份普通职员和实际身份机密间谍之间的巨大反差带来了极度张力，这就为喜剧创造了可能空间。影片开头，正在冲锋陷阵的金哲秀接到妻子来电，而对方听到枪声还以为他在玩网络游戏，喜剧效果随之而来。枪林弹雨和家长里短这两种场景的转换则营造出身份错位的喜剧效果，比如金哲秀用对付恐怖分子的谈判原则去哄生气的妻子，结果自然适得其反，惹得观众忍俊不禁。类似这种喜剧桥段，在影片里不胜枚举。

另一方面，《间谍》的爱情叙事也并未脱离谍战。从爱情片的模式来分析，《间谍》其实是一对夫妻化解婚姻/情感危机的故事。在影片的建置部分，金哲秀因为工作缘故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僵化，而莱恩不仅是他们情感关系的障碍，也是金哲秀工作的调查对象。因为莱恩对国家安全和金哲秀夫妻情感的双重入侵者身份，特工任务和“捍卫婚姻”得以无缝衔接。金哲秀在执行任务时，不由自主地陷入对妻子的跟踪调查，这不仅制造了笑料，也助推了识破莱恩身份的情节发展。影片结尾，恐怖分子的阴谋被粉碎，英熙终于理解了金哲秀。在主人公事业和爱情双丰收的同时，爱情叙事也被紧紧地镶嵌在了谍战类型上。

从类型电影的角度来看，强烈依赖社会互文性和语言互文性的喜剧电影，历来是本土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相抗衡的有力法宝[5]。《隐秘而伟大》(2013，张哲洙)和《漫画威龙之大话特务》(2020，崔元燮)同样把喜剧元素渗透到了间谍片之中。《漫画威龙之大话特务》讲述了一个顶级特工金盆洗手、隐姓埋名，却被黑白两道纠缠，经过一番较量之后绝处逢生的故事。和《间谍》类似，它把特工这一特殊职业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褶皱之下，通过身份的错位来制造喜剧效果。与此同时，由于主角漫画家的身份设定，影片中不仅穿插了漫画片段，其本身也具有了漫画般的喜剧质感。

《隐秘而伟大》围绕潜伏在韩国某个村落的朝鲜间谍元柳焕展开。为了隐瞒身份，元柳焕不得不装成傻子，时常做出一些荒唐可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影片的喜剧情境也因此而生。“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6]《隐秘而伟大》以喜剧开场，以悲剧结尾。元柳焕试图抗争而失败，给影片镀上了一层悲情的思辨色彩。在对几个潜入者给予同情的同时，它也对“指派间谍”的行为提出了控诉。

在喜剧类型之外，《同窗生》(2013，朴信宇)为间谍片注入了青春片的质感。影片的主人公李明勋是一名朝鲜少年，因为妹妹惠仁被挟持，他被迫接替蒙冤致死的父亲的任务，前往韩国做间谍。在韩国，李明勋化名姜大浩插班到高中读书，结识了和妹妹同名的女孩慧仁，并与她渐生情愫，但危险却接踵而至……故事的结尾，为了解救同窗生慧仁，李明勋献出了生命。尽管该片在剧作上还存在些许瑕疵，但也不难看出将青春片与间谍片相结合的尝试。

青春电影通常较多使用高调影调以构建明快、轻松的氛围，还倾向于以暖色调来表现年轻人的激情与活力[7]。《同窗生》对校园生活的展现，都用了较为明亮的光线，慧仁房间里的布景则通过床铺、窗帘、玩偶、鱼缸、墙壁贴画等道具营造出温馨、舒畅的视觉效果。男主角李明勋由韩国明星崔胜铉出演，更赋予影片青春浪漫的气息。在叙事方面，李明勋间谍和学生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生活呈现出“加速青春”的状态[8]。李明勋和慧仁在学校里被欺负，以及他随后“英雄救美”，都是校园青春片的常见桥段，“往地图上粘口香糖”的细节也传达出少年的无忧无虑和天真烂漫。

《同窗生》结尾有这样一段独白：“我来南韩以姜大浩的身份活着，当我和你在一起时，我重新找回自己。多谢你慧仁，我叫李明勋。”主人公李明勋/姜大浩的身份固然是间谍，但也正值青春少年，这段独白不仅是他对自我身份的回归与认同，更是对少年时期挚友的信任与感激。换言之，慧仁使李明勋/姜大浩实现了个体成长，而这也暗合了青春电影常设的“女性助推男性成长”的情节模式。

《白头山》(2019，李海准) 则融合了灾难片的叙事机制与视听惯例。灾难片是一种经典电影类型，以自然界、人类行为或某种幻想力量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大规模灾难为题材，往往将灾难景观作为主要观赏效果，表现消极的恐惧、逃避情绪与积极的自救、求生信念之间的二元对立[9]。该片以白头山火山爆发、朝鲜半岛危在旦夕为背景，讲述了青瓦台要员、地质学教授姜奉来和即将退伍的拆弹专家赵仁昌共同努力，阻止白头山爆发造成更大破坏的故事。

片中，姜奉来给青瓦台提的对策是，引爆白头山周围的矿场，释放其压力，从而抑制后续更大规模的火山爆发。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需要赵仁昌率队潜入朝鲜，偷到核武器。而为了成功得到核武器，需要与朝韩双面间谍李俊平街头。影片极高效地交代了这些任务背景，在提供叙事动机的同事，也引出了间谍戏份。李俊平本是朝鲜驻北京书记官，后来被韩国收买，但同时又和北京(中国)保持着联络。他的朝秦暮楚，不仅使情节扑朔迷离，也承载着对韩、朝、中之间含混关系的表达与思考。

实际上，当两位男主角相遇以后，影片的叙事其实也转到了“兄弟模式”。在相关韩国电影里，这类人物关系的最大看点在于，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而引发的观念冲突及人性较量。可惜的是，《白头山》在这方面也未能深挖。赵仁昌和李俊平的对手戏，从视听运用到思想意涵，都远比不上前述《铁雨》等影片。

但至少，从类型创作的角度而言，《白头山》为韩国间谍片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借用灾难片的架构。传统灾难片通常遵循“三一律”，在限定时间、空间内展开情节。《白头山》则采用了多线叙事手法，通过交叉蒙太奇的形式，将青瓦台要员(代表政府)、姜奉来(代表专家)、赵仁昌/李俊平(代表英雄)和赵仁昌赵妻子(代表民众)在灾难来临时的遭遇和反应并置，描绘出一幅甚为丰富的末世画卷。影片结尾、这几股力量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在完成朝韩之间想象性合作的同时，也达到了灾难片的预期效果。

这种类型融合日益深化的趋势，既是类型电影内部创新机制使然，也暗合了当前朝鲜半岛的政治环境。在后冷战的氛围下，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不再以直接宣教的形式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浸染。通过类型的融合，将主人公设置为观众身边几乎随处可见的普通人，从整体上为韩国电影文化盖上后冷战的遮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