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华，蓝晓玲， 陈 君，姜星宇，陈 静

(1.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一中；3.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实验学校， 湖北 十堰 郧阳 442500)

周昭王南巡溺亡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周与楚、周与汉江流域古方国关系及汉水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周人避忌，“其卒不赴告”，正史记载很少。自古以来，后人对此有很多探究，但因时代久远，史料匮缺，对周昭王卒于南巡还是南征、为何落水及落水地等问题，尚未能达成共识。本文依据史籍和调研资料，通过史典寻省、金文解析、杂史辨正、成因盈成四个辨考过程，考证周昭王是卒于南巡返汉过河意外事故，事发地在堵河与汉江交汇地的古绞国河段，即今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店子河村莲花石滩处渡口。

一、史典寻省

西周是我国继夏商之后的第三个王朝，是中国远古社会的鼎盛时期。始自周文王奠基，其子周武王伐纣创建西周，经成(成王姬诵)康(康王姬钊)之治，国力强盛，王朝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开始走向繁荣。康王死，其子瑕继位，是为昭王。周昭王欲发扬光大成康事业，拓展疆域，自昭王十六年开始，不辞劳苦，不避艰险，多次兴兵亲征荆蛮、巡狩王畿，不幸在南巡途中渡江落水遇难。循照“天子之丧动四海”的周王朝礼仪制度，周天子昭王驾崩，王室要讣告诸侯，举国治丧。但周人却违反礼制，不讣告诸侯，葬礼玄秘，致使后人对其死因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周昭王究竟是死于南巡还是南征，周王室因何讳之不发讣告? 向来是文史界关注且为之讨论的问题。寻省正史，其实，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1]81-84已经确切的解答了这个问题。这言简意赅的两句话十九个字是说：昭王到南方巡视，没有回来，淹死在江中。他的死，王室没有向诸侯报丧，是因为忌讳天子溺死这非寿终正寝的殒落。文中“巡狩”一词，《孟子·告子》云：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就是天子巡行视察诸侯为天子所守的疆土；“其卒不赴告”，不张扬，讳莫如深的是“卒于江上”，即天子淹死在江中这件有损天朝天子威望的事情。与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记载：“昭王瑕南巡不返。不赴，讳之。”完全吻合，极其一致。史典佐证周昭王死于南巡的还有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80)在河南汲县出土战国时期魏国墓葬竹简，晋武帝司马炎下令整理编辑、历经宋时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辑佚本《竹书纪年》：“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2]159-163。

周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与楚国有没有关系？流行说法是周昭王死在南征楚国的返回途中。此说最早出现于东汉，《楚辞·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1]81-84。东汉王逸注：“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于楚，楚人沉之，而遂不还也。”[1]81-84后人多信此说，于是昭王南征楚国溺水而死几成定论……

然而，东汉王逸的昭王死于南征楚国一说，缺乏史实依据，属于个人主观臆断及后人的牵强附会。足以否定此说的史藉，见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公元前422年)《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3]54其译文如下：

公元前656年(距公元前977年周昭王溺死321年)的春天，齐桓公因其妾蔡姬戏水过甚而恼怒，遣蔡姬回蔡国后，蔡侯将她改嫁楚。蔡姬改嫁令齐桓公恼火至极，领八国联军讨伐蔡国，蔡国溃败。齐桓公于是顺便挥师南下，讨伐楚国。齐军大兵压境，楚人十分惊讶。楚成王派使节到齐军中，质问齐桓公为何要侵犯楚国：“您住在北方，我住在南方，双方相距遥远，即使是马牛牝牡相诱也不相及。没想到您进入了我们的国土这是什么缘故？”管仲(齐出师无名，翻出与齐无关的陈年轶事诘问楚国)回答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们先君姜太公说：‘五等诸侯和九州长官，你都有权征讨他们，从而共同辅佐周王室。’召康公还给了我们先君征讨的范围:东到海边，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应当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周王室的祭祀供不上，没有用来渗滤酒渣的东西，我为此而来问罪。周昭王南征没有返回，我特来查问这件事。”楚国使臣回答说：“贡品没有交纳，是我们国君的过错，我们怎么敢不供给呢？至于昭王没有回去，请君王还是问溺水河诸水滨上的人吧！”事状至此，齐国理屈退兵，这场出师无名的伐楚战争，因此结束。

跟《左传·僖公四年》记载相互阐证“周昭王南征不复”，与楚国没有关系的史典还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诸水滨。”[1]81-84

周绍王之出不复的南巡对象是谁？可以考证绍王落水地获知。《水经注》卷二十八用“即堵口也”叙述周昭王遇难地点，与《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盟屈完“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1]81-84互相照应，界定了周昭王溺死地是堵口即堵河汇入汉水处。从当时历史实际考察，就是《古郧关考》“郧阳县西北的堵河与汉江交汇地”[4]26-32，和《古绞国辨考》“在汉江中上游的今丹江口市、郧县、郧西三市(县)区域内，城郭遗址在今郧县青曲镇店子河村一带”[5]16-20的古绞国。根据?《“缰王”“彊王”即“绞王”再考》[6]57-59和《郧阳古国》“姜即羌，羌即绞。西土八国助武王伐纣的羌就是绞。绞与姜(缰、彊)和羌相关，已由出土文物证明及学者的论证可以成定论。”[7]161-56“羌就是绞”，由此可知，昭王殒命地在古绞国，就是助周伐纣的羌。按地缘水系孰知，周昭王南巡对象就是追随周武王伐纣的牧誓八国，庸国、蜀国、羌国、髳国、微国、卢国、彭国、濮国中，在秦岭之南的诸侯国。南巡路线是从宗周(丰镐)出发，逾大散关，经汉中顺江而下，入堵河，而后返汉，或从成周(洛邑)出发，走南阳淅川，穿刘洞、南化、大柳、洪门到堵河与汉江交汇地，入堵河而后返回洛邑(成周)的古道，即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南阳西通郧关古道，这返回成周的古道被周昭王墓地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嵩山中的少室山所印证，也就是散居在汉江中上游的诸盟国，助周伐纣到会盟地和岁岁纳贡朝会的便捷往返古道线。

周昭王是死于南征还是南巡，其卒王室为何讳之不发仆告，昭王溺水死亡与楚国有没有关系？经上引鉴史典证阐：周昭王是死于南巡，其卒不仆告，是因为天子淹死在汉江里，若是讣告天下，有损天朝天子威望，动摇封建统治；昭王死于南巡追随周武王伐纣的诸侯国的返回途中，溺死在堵河与汉江交汇地渡河中，与当时远距在丹阳的楚国没有关系。

图一 周昭王南巡

二、金文解析

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是铸造在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钟鼎文”，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昭王南征，穆王西狩等历史事件多有记录，这些西周的当代史随着青铜器保留到现在，给史学家提供了研究西周历史的宝贵资料。与昭王相关的青铜器铭文主要有安州六器和史墙盘。

安州六器是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在安陆(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组有铭文的西周中期青铜器，包括两件中方鼎、中觯等器，作器人是跟随周昭王伐楚的贵族。考古学家综合研究了相关青铜器铭文，发现了以往少为人知的昭王南征纪事，确认是周昭王时器青铜器铭文的主要有：

1．《令簋》：“唯王于伐楚，伯在炎。”[8]46

2．《钛驭簋》：“钛驭从王南征，伐楚荆，有得，用作父戊寶尊彜。”[8]

3．《过伯簋》：“过伯从王伐荆，孚金，用作宗室宝尊彜。”[8]

4．《鸿叔簋》：“鸿叔从王员征楚荆，在成周，诸作宝簋。”[8]

5．《鼒簋》：“鼒从王伐荆，孚，用作宝簋。”[9]

6．胡应姬鼎：“唯昭王伐楚荆，胡应姬见于王，辞皇，錫貝十朋，玄布二匹，對揚王休，用作厥嫡君公叔乙尊鼎。”[10]109-112

从上述西周传世青铜器铭文记志可以灼知：伯、钛驭、过伯、鸿叔、鼒等贵族从昭王伐“楚”或“荊”大获全胜，用昭王赏赐的铜材，铸造了传家宝器，并在铜器上面刻上了铭文，记轸征战经历及战功战绩，从而让今天的史学者，知晓了昭王南征荆楚的史实。

图二 西周铜器铭文

昭王殒命与南征有无关系？在铜器铭文中，没能发现有关昭王南征驾崩国殇的一字一语，也没有看到与《左传·周本纪》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的相关字符，由此不难推究而知：铭器铸制时间，是在昭王南征凯歌而还的班师回京之后，昭王南巡溺死之前；昭王是死在南征之后的南巡狩，与南征毫无关系；也就是说，昭王南征与南巡，是昭王在位期间履历的一前一后两件重大国事，昭王南征大捷与南巡溺水而亡，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一九七六年出土于陕西扶风的《史墙盘》：“宖(宏)魯邵王，癀批楚荆，隹狩南行”[8]46，执证了昭王时器研究的这一正确结论。

那么，昭王时器铭文中的南征(伐)楚、荆、楚荆，是否与楚国有关呢？于此，考察有关的文史资料得知，铭文中所指的征伐对象，与楚国没有关系，原由：一是铭文南征(伐)荆楚与楚国称呼，不能互相替代，前者泛指今湖北省东南方未入王土的广大区域，即尚未王化的南方土著诸族群——楚蛮或荆蛮，后者则特指周成王姬诵，封丹阳熊绎五十里蛮荒之地，蜗居在湖北南漳西部荆山的子爵国。循古语法，铭文决无可能片面的用如此弱小的楚国的楚，荒居荆山一隅的荆，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代称之谓楚荆。同理，强大的周朝天子，决不可能对其分封的、臣服的小附庸国，大动干戈，挥师征伐；二是按周礼金文书写贯例，楚国是周天子分封的子爵国，书语当为楚子，决不可以僭称楚荆；三是考征周王秉政与诸侯翊辅相对应时间，有西汉伟大的文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记载，周昭王姬瑕与楚王熊黮相对应；经确证，昭王南征时，偏居一隅的楚王熊黮，正在湖北省南漳西部，传承前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事业，既无国力也无胆识，更无任何文史记载叛逆周王朝，遭受到征伐；四是在《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记述中，齐相管仲借口：“昭王南征不复，寡人是问”的藉词，也被楚子史驳回。因此，昭王时器铬文所指的征伐对象，与楚国没有关联。

图三 周昭王南征

经过对来自远古的西周青铜器铭文考证，周昭王举国之力，御驾亲征荆楚对象，是南方尚未臣服的土著群族——荆蛮楚蛮，与其已封为子爵国的附庸楚国没有关系；青铜器铭文中的南征和《史记》记载的南巡是两回事，是内涵与外延不同的两个概念：南征是周昭王出兵攻打(侵略)辟居在汉水之南、尚未王化的土著群族——荆蛮楚蛮，目的是用武力征服对方，占有资源，而南巡则是昭王视察周王朝所分封的诸侯国，目的是巩固或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和统治，故不能相提并论，混淆两者的概念；周昭王在南征凯旋后，巡视诸侯所守疆域，死于南巡返回途中，因此，周昭王死于南征楚国的说法，不能成立。

三、杂史辨正

由于史官尊照王室指令故意省略、隐匿周昭王的驾崩经过，古今的文史学者对此有很多猜测、解释及论述流传于杂史书刊，史料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尤其是昭王死因，扑逆迷离，难辨真假，让读者与存遐想。归纳总结，概而言之，对昭王是怎么死的，说法主要有：

(一)秦国丞相吕不韦《吕氏春秋·音初》的梁败说：“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1]按照这种说法，周昭王死于浮桥桥梁垮塌。

昭王南巡，安保随从成千上万，人和车马、辎重过汉江河，水深流急，舟楫摆渡，杯水车薪，费时误事，周人唯一办法是用船只在汉江水面架设浮桥。承载浮桥的是船，船与船之间用横木联接，横木上铺放竹木或木板作桥面；古代固定横木和桥面竹木，只能是葛藤和草绳，受力时极易松动、脱落和牵断，超重的船、横木、桥面竹木容易破裂折断，如果遇到河面疾风激流惊浪，桥身迎风随浪剧烈摇摆晃动，头晕目眩的过桥人马惊慌失控等，都能酿成梁败落水故事。

(二)西晋医学和史学家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船解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1]这说法是周昭王德行败坏，领兵南征，在渡汉江的时候，船工使用胶水粘合的船只，御船行至河中间的时候，胶水融化，船只解体，昭王和众多随从人员，落入水中淹死。这人为因素导致沉船事故的说法，牵强附会、加工改版者很多，如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胶舟以进之，渡沔水中流而没死。”[1]，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在屈原《楚辞·天问》注解的凿船说：“昭王南游至楚，楚人凿其船而沉之，遂不还也。”[1]都是说昭王南征楚荆或楚国，凶狠骄恶遭到暗算报复，胶船、凿船沉之……

（2）低起动电流，高起动转矩：起动转矩达到额定转矩的150%时，起动电流仅为额定电流的30%；过载能力强；避免对电网的冲击；

周昭王率师而来，当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负责保护天子南巡安全的将士。天子过河，安全第一!将士会挑选最牢固最稳定的船和最可靠的船工渡河过江，渡船脱胶解体，凿穿覆没的人为沉船事故，根本不可能发生。假若是阴谋家敢冒灭族亡国之灾，逆天而行，周人必会举倾国之力，疯狂血腥的报这家仇国恨，震悚天下诸侯，各诸侯国史籍杂说中不可能不留下蜘蛛马迹，被后人传信；再说，三千年前的古人，哪儿里能找粘合船体的胶水和技术，就是放到今天，也很难寻找粘合船体的胶水和粘合船体的造船师，更没有摆渡到江心恰巧让船解体的船工和精算师，此说荒唐，不足为信。

(三)《初学记》卷七引《竹书纪年》的地震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1]其中的“雉兔皆震”，被理解为大地震，昭王南征凯旋回师渡江，遭遇了突如其来强烈的地震，兵败身死于自然灾难。这个记述虽说是天灾人祸，人力不可抗拒，但是十年九不遇，非常罕见，恰巧发生在周天子渡江过河时，显得很突然，很传奇，可信度偏低。

(四)魏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杜预注释屈原《楚辞·天问》的船坏翻船说：“昭王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1]

实地调研，在周昭王溺死地的堵河与汉江交汇处，按堵河水流入汉江出口，可分为堵口和次堵口：堵水经年西流注入汉江处为堵口(堵口上面是渡口)，只有当汉江发洪水时，汹涌澎湃的洪水越过韩家洲南尾的沙石滩时，堵水汇入汉江处叫次堵口，有《郧阳古代诗歌集》清·吴健《次堵口》诗词为证。此地，能造成行船覆溺事故主要有三处：一是堵口，由于堵在韩家洲渚南尾的沙石滩，把堵河西流入汉江的河床高高台起，堵水流入汉江处的堵口，水流峡窄湍急，过往船舟易出事故；二是汉江古渡口上至莲花石滩处，因堵河水道风吹至韩家洲回旋，在韩家洲左右气道的作用下，于渡船口生成飞沙走石的大风，回头风、旋风，小龙卷风，加上莲花石滩滩窄长水急，随水流量不同，时隐时现，常常遇风触礁翻船；三是繁盛的店子河两江码头下的九龙滩与韩家洲头礁石峙立处，急流险滩，橹歌、拉船号子整天响彻两岸，上下行船于此常出事故，因此，此地流传“端着饭碗看翻船”谚语。

图四 堵河与汉江交汇地

这三处航道口，在曲莫如汉的群山万壑之中，江面常突生飙风，在挖沙船没有疏通整改河道前，行船撞滩触礁和遇风翻船事故，经常发生，连识航情的机动客船、货轮、渡船、渔船也不能幸免，如1964年夏季，店子河渡船翻船，一次淹死四人。江河之上年年都有船毁人亡的事故，不足为奇，没想到让北方人，不识水性的周昭王给撞上了，导致强大的西周天朝改号换代。

(五)源自《竹书纪年》的鳄鱼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1]这原本是是记载周昭王在南巡之前征伐楚荆的事，对周昭王死因百思不得其解的后人，由此产生的连想。古代，在云梦泽沼泽地环境生存鳄鱼，但在堵河与汉江交汇地黄金水道上罕见，也不可能让享有国家级安保措施，万军之中的周天子碰上鳄鱼遇难而殒。此说荒诞虚妄，不是不信，是不敢相信。

四、成因盈成

根据《竹书纪年》记载，昭王在御驾亲征荆楚诸蛮族，取得巨大胜利，班师回京后，经过短短的两年时间休整和准备，又紧锣密鼓地动身巡视南方。是什么原因让贵为天子的周昭王放弃朝政和皇宫生活，冒着“王道微缺”政议，首开祖制，舍身忘已，义无反顾地兴师劳驾巡狩南方呢？博览诗书，参悟成因玄机，周昭王南巡主要原因是：

(一)为了周王朝江山永固，长治久安。周纣博弈，侥幸险胜，千年基业，认从天命。周人信天，称夺纣天下，是“受命于天”，纣王灭亡，是天命难违，世道伦常。根据十堰市郧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2016年出版的《郧阳地名源流》中陈家湾记述：“在秦巴山脉相会、汉堵两水融汇地北岸，有一座虎踞龙盘的神尊山，这山在《天池神尊·红岭树沟》一文中，传说是西王母赐给天神鲧，由神龟从昆仑山瑶池背驮到此地镇水的神山。神尊山万山簇拥，二龙盘环，背连中华秦岭祖脉，东有河神顶礼膜拜，西有阴阳太极生化万物，前有莲花池化鱼顿首栖伏，这天造地设的神尊山莲花池奇异胜地，被风水先生乐道为龙兴之地，诱得江湖卜易术士和官宦人家纷至沓来。风讯传入西周宫廷，周昭王姬瑕大惊，急召太史令密谋，得箴策“王气东南盛，地脉顺江流，社稷要久远，断山改河道”。

为此，昭王不辞劳苦，不避艰险，南巡这龙兴之地。在诸侯国绞国辖地，东头挖开郧阳区一桥原连接两头的山垭，让河道裁湾取直，破解河神伏身朝拜图；西头在化鱼北侧山坳凿挖河道，用沙石堵塞其南侧河道，逼退河流回头，向西倒流三里注入汉江，从新开辟的北河道东流，执着地挖断龙脉，泄漏王气，导致降生在汉江中游地带的一代帝王将相(柳陂后妃堵阳君，武阳将军安阳臣)夭折，起自秦川，顺汉水向东南逶迤的地脉显现血红色……

“天做孽尤可恕，自做孽不可活。”传说姬瑕“逆天行事”，受到上天给予——《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的神速报应”[11]。

这传说中的周昭王南巡成因，受古代封建迷信思想蒙敝，行为愚昧，但出发点是为周王朝政治稳定，长治久安，其结果不幸殉职，可歌可泣。

图五 河神礼拜图

(二)籍取资源，增强国力。在商周奴隶制时代，人口稀少(约1000万)，生存资料匮乏，没有铁，珍贵的锡、铜主要用于制造兵器，生产刀耕火种，农具主要用石、木、骨、蚌制成，生产力及产量极底。为生存发展需要，常发生掠夺与反掠夺战争。西周时，汉江是黄金、玉石主产地，这里雨水丰盈，四季鲜明，草木旺盛牛马壮，山河秀丽鸟鱼多，物产丰富，如郧阳安城铜矿，云盖寺的绿松石，堵河里竹溪、竹山的食盐、茶叶，神农架、房县的中药材等等，都是古代宝贵的资源，尤其是以堵河与汉江交汇地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和由两江码头形成的江北水陆运输的枢纽，商港和商埠，就成了周昭王南巡(游)籍取资源的成因。

(三)抚绥盟国，稳固王畿。昭王南巡汉江牧誓盟国，属西周王畿(汉水中上游)地域，是周文王创建基业时从沣水、向汉江拓殖、扩张势力收服殷商的秦岭南麓诸国，《说苑》有云：“文王师绞时子斯”，表露周文王率军到绞国，降顺殷商附属国，后助武王伐纣。这些克商有功的方国，周在犒赏功臣，大封诸侯时属于异姓方国，没有获得像姜子牙封在膏腴之地齐一样的赏録，折回原藉。周公东征平叛后，地位又由盟国降成诸侯，年年纳贡，岁岁来朝，心存芥蒂。周昭王睿智，审时度势南巡王畿，抚今悼昔安邦治国，使秦岭南麓汉江沿岸的盟国，安居乐业，自始而终，为周天子建功立业，矢忠不二。

(四)开辟京运航道，维护天子尊严。随着周王朝强大，宗周京城所需国计民生的物资与日剧增，周昭王南征楚荆蛮族，知道收服南土，任重道远，粮草不足，国基不稳；莽林沼泽，艰难险阻，劳师远征，兵家大忌。怎样才能求得充盈国库、安全快捷的运粮、运兵通道，满足对内屯积粮草物资、对外持续远征以扩张疆域需要，是国富民强的军国大事；秦岭南麓汉江是先祖周文王开启的漕运，省功便利，助周伐纣，业峻鸿绩；今沿江诸侯国，因水道兴盛，各自为政，经久王权渐衰。如何利用南征胜利的天朝威望，整顿漕运，提高运管能力，确保天朝需要，此时乃天赐良机，于是，雄心壮志、志在千里之外的周昭王，力行南巡，治理汉江，构建从汉江支流丹江、金钱河、蜀河等直达宗周的多条航运线，从而维护了天朝长治久安，盈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汉江航运线，成就了嘉陵夺汉前历代王朝政权。

(五)宸游汉江，事利江南。根据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译文是：昭王盛治师船出游，目的是到达遥远的江南谋利。最后得到什么好处，难道只是为了遇到白雉？这段诗句，屈原明明白白告诉人们，周昭王南巡成因，惟利是趋，心系南巡，志存高远，觊利长江之南，说游豫汉江为了遇到白雉，只是掩人耳目。周昭王不幸溺水早亡，其子穆王继位，联合绞、庸、郧、随、楚等汉江诸候国攻伐徐夷(江苏、浙江)，实现了昭王南巡的远大政治目标，足以证明屈原所言周昭王南巡成因和盈成的真实性。

从上述周昭王南巡五条原因可以度知：在绞国地域，凿通山垭和山坳，改变汉江水道，是为了破解江山易主这蛊惑人心的谣传，稳定军心民意；藉取秦岭南麓诸侯国黄金、宝石、铜、盐等物产资源，化解与盟国矛盾，理顺与邦国的关系，是治国安邦的需要；治理自宗周勾通汉江南北大动脉，直达长江黄金航道，鸿业远图长江下游疆域，是加强南北交通和交流，巩固天朝的统治。虽然，周昭王在南巡返汉渡江中不幸殒命，但预定的南巡目标已经完成，为周天朝长治久安奠定了基业。

五、结语

综上所考可知：周昭王南巡对象，是秦岭南麓助周伐纣的诸盟国；罹难于南巡返汉渡江的河水中，殒命地在堵河与汉江交汇地堵口处，即今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店子河村莲花池渡口；其卒周王室不讣告诸侯国，是忌讳上天之子殒命于过河翻船的意外事故，有失“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严重损害周王朝天子威望和封建统治；死因排除人为因素，与其附庸小国、远距在丹阳的楚国没有任何关系；西周青铜器铬文执证，周昭王南征对象是汉江下游的蛮夷——荆蛮和楚蛮，不是蜗居在湖北南漳西部荆山里的楚国；南征和南巡是两个概念，按时间和对象区分，南征在前，对象是反叛，南巡在后，对象是诸侯国，周昭王死于南巡，而不是南征；杂史和史籍注释中关于周昭王死因的各种说法，唯有船坏翻船说真实可信；周昭王是为了破解绞国地域蛊惑人心的谣传，籍取王畿之南资源，理顺与原盟国的关系，加强对勾通南北政治、经济、文化大动脉汉江的运管，睿图未入王土的浙江、江苏地域而南巡。虽然其宏图大志没有实现就卒于江上，但周王朝对南方领地的拓展，对诸侯国的控制和管理，已由周昭王完成，“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统治，为实现周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祚延锦，社稷久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昭著、昭彰、昭布、昭明其功绩，周王朝追加其庙号为昭——曰：周昭王。1970年在陕西扶风出土的《史墙盘》 铭文载：“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2]就是对其一生作了完全肯定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