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书院是物化了的精神高地，也是出版主体。纵观广东地区，最早的书院产生于南宋，明清时期，广东的书院数量达到了顶峰。文章研究了晚清广东书院的发展状况，认为广东文化精英与书院有着天然的互相依赖关系。以书院为基点，广东文化精英汇聚在一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由于文化精英的汇聚，书院的名声日渐累积而拥有更绵长的生命力，书院的文化精英也因倚靠书院而获得了文学的滋养。

【关  键  词】广东书院;晚清出版;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局

【作者单位】黎萍，花城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23.021

一、晚清广东书院的历史发展轨迹

晚清，广东书院对整个广东文学形态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其中，由洋务派张之洞创立的广雅书院，与阮元于19世纪20年代创立的学海堂、陈澧主持的菊坡精舍一起，在培养人才和培育广东文化土壤，保存与传播传统文化典籍及彰显自身学术观点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书院的起缘

“书院”的概念产生于唐朝，本义是指藏书修书和士人读书之所。这一概念有民间与官府两大源头，前者是指读书人治学的书斋，后者是指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历朝历代书院都分官府书院与私人书院，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院便是最早的官府书院之一。丽正书院原名修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主要功能是收藏天子的书籍和修撰史籍。《唐六典》记载了官府书院的主要职责：“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1]因此，藏书和修史是官府书院最早的职能。

随着时代的变迁，除了这两大职能，书院还具备祭祀、教育、刊刻等功能。可见，官府的书院是官方的出版机构，具有保存与传播经典作品的作用，聚集于书院的文化精英，实际上承担了编辑出版的工作。书院的教学功能始于宋朝，此时，私人讲学风气及理学兴起，书院遂多用作民间讲学之地，教学功能凸显，不独限于藏书与刊刻书籍之用。书院区别于官学和私塾，在学术上有更为独立的追求，书院的领导者往往也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

广东地区最早的书院产生于南宋，明清时期广东的书院数量达到了顶峰。史籍记载最早的有讲学活动、规制基本完备的广东书院是禺山书院，建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此时已比北方书院发展迟了两百余年。从书院历史的发端来看，广东书院的建设与发展是相对滞后的。此时期广东书院的建设得益于朝廷贬官，如韩愈、苏东坡、周敦颐等。元代之后，朝廷对书院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从而使书院的地位得到提升。虽然由于政局动荡，元代广东书院的数量并未有太大的增长，但却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明朝前期开始实行八股取士，大兴社学，朝廷将书院视为绊脚石，书院的发展在明初也因此停滞了百余年。纵观全国书院的发展，于明朝中后期达到历史的高峰，广东书院发展也同样如此，而且位居全国前列。与此同时，广东学界出现了陈献章和湛若水两位大儒，其中，湛若水热衷于推动书院的建设。

2.清朝广东书院的发展脉络

整体來说，清朝广东书院的发展脉络如下：清朝前期，广东书院沉寂无声;清朝后期，广东书院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据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记载，清代广东的第一家官立书院是公元1662年建立于信宜的同春书院。顺治年间（1638—1661），广东新建书院只有4家。康熙年间（1661—1722），朝廷对书院的管束渐趋宽松，广州官府在康熙年间新建了6所官办书院。从乾隆元年（1736）到光绪三十年（1904），广东共创办书院310家，标志着广东书院发展进入了高峰期。

清初，广州政局动荡不安，整个文化圈生态环境恶劣。一是清兵入粤，兵灾连连。二是顺治帝颁布了“禁海令”和“迁界令”。在这样的政局之下，书院发展也受到影响。雍正初年，朝廷开始鼓励创办书院。“所以在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又下诏命地方创办省会大书院，并提供经费膏火，由官方规定书院章程，官吏参与书院的运作过程，如招聘院长、招考课试生徒等，并以科举考试为办学宗旨，变消极的限制为积极的引导。雍正此举，使书院在发展了几百年之后正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得到官方的资助，书院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制的一部分并得到推行，这是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2]而在此之前，书院只是作为官方教育机制的补充而存在。广东书院从清初的凋零敝落，到清中期的逐渐繁荣，再到清朝中后期得到清政府关注，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抓手。

随着全国书院的渐渐兴起，清代广东有书院约500多所，居全国首位。究其原因，除清朝政府对书院发展实行政策倾斜外，还有以下两点。一是广东历来重视文教。早在明代，广东就是全国书院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数量合计207所[2]。明代繁盛的书院生态也孕育了两位大儒：陈献章和湛若水。湛若水是陈献章的弟子。从陈献章开始，明代的儒学开始由理学向心学转变，其学说是儒学发展史的重要转折点。湛若水和王守仁共同继承和发展了心学。湛若水虽身居高位，却十分关注家乡教育，致力于兴办书院、四处讲学。因此，广东书院的发展是有历史根基的。二是晚清广东书院之兴盛与广东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早在汉唐时期，广州就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重开海禁，朝廷在广州设立了粤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封闭了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后，广州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对外开放通商口岸，这一地位维持了一个半世纪——长达156年之久。广州由此积累了丰厚的商业资源，同时孕育了许多富贾。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这些富贾，促使他们追求文人身份，积极融入文人圈子。广东富贾不仅积极捐建书院，如广州的粤秀书院、越华书院、菊坡精舍、广雅书院都有盐业背景，还热衷于收藏珍稀图书，建了不少藏书楼，同时出资刻书。由此可见当时广东地区重视文教和人才培养的氛围，文学创作也呈现旺盛的态势。能够说明广东书院发达的一个明证，便是广州越秀古书院群的存在。“特别是有清一代，越秀古城区内的书院发展登峰造极，堪称广东书院发展最为重要的核心地区，足见越秀古城区书院在广东书院发展史上的重要性。”[2]古书院群曾是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象征。

二、晚清广东书院的出版品种和出版方向

清代书院的存在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书院所刊刻的书籍品种以古籍经典为主，这一点明显区别于民间书坊——书坊注重盈利，佛经、历书、类书、小说等是其主要刊刻的对象，同时也区别于私人刻书——私人刻书取决于私人的喜好。

从清代开始，书院有两大精神追求，一是与中国科举制度相结合，帮助学子打好学识基础，顺利通过科举考试;二是树立本书院的学术标杆。二者此消彼长：当书院过于追求应试成绩时，学术的发展就会相对滞后;当它们过于追求学术时，则会影响它们的生存发展，甚至引起当权者的焦虑而进行干涉。书院的这两种精神追求在此消彼长中保持了一种很好的黏合状态。晚清广东的学术与书院互为促进向前发展，广东的学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大量书籍的编印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书院从两个方面推进了出版业的发展：一是书院以刊刻学术著作、经史类著作为主，在品种和数量上丰富了出版业;二是围绕书院的文人群体在良好的环境中得到了发展壮大，并产生了出版和刊刻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晚清出版在古代出版和当代出版中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从传统刻书模式到现代出版模式，晚清的书院起到一个变革、过渡的作用。在晚清西学东渐、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书院自然也受到西方经营模式的影响。清代书院的刻书具有自主性和现代性，采取团队操作模式，打通了编、印、发环节，呈现现代出版业的雏形。由于清朝的衰败、科举制度的结束，以及书院的发展过度依赖清政府等原因，书院只能作为一个朝代的产物，其生命也随着清朝一同走向尾声。当时广东地区的印刷业发展处于全国前沿，当广东书院发展到高峰时，也掀起古籍刊刻高峰，当地可以配合书院的刊刻需求，而不需要求之于外地。广东的雕版印刷在明朝时候已经享誉全国，到了清朝，雕版业务市场已经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广州、顺德马冈和佛山是当时重要的印刷重镇。

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是晚清广东重要的书院，其发展体现了一种朝现代化发展的轨迹。如越秀、羊城、粤华这类老书院重“四书”，以科举训练为主;学海堂重科举的同时，还注重发扬、传播朴学;菊坡精舍不单纯注重科举，在讲学方式上有所创新。此外，书院本身还是一个孵化学术文化思想的场所，可以集众力去完成各项重大的文化事业。学人在共事中形成了很好的默契，在学术文化上互为补充，相互切磋、激励、促进，有共同的学术追求，逐渐形成了学派。

1.学海堂的出版思想

雖说广东的刊刻业明朝时期已经十分发达，但广东的古籍刊刻风气还是形成于学海堂创建之后。江苏籍经学大师阮元创办了学海堂，并营造了广东汉学的学术研究氛围，刊刻了《皇清经解》等书，在嘉庆道光年间掀起了朴学之风。学海堂十分重视刻书，因为刻书可以帮助学海堂在学人心中树立一定的地位，有利于学术成果的保存以及学术思想的确立和传播。

学海堂的刻书思路有以下几条：一是刊刻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二是刊刻地方文献，三是刊刻经典史籍，四是刊刻学海堂学人的著作。简而言之，与其他传统书院相比，学海堂最大的特点是摒弃八股，注重学术研究。

学海堂存世70多年，主持刻书事宜的是陈澧、谭莹、陶福祥等著名学者，所刻印的书籍质量也较高。1840年出任学海堂学长的陈澧先后刊刻了《经典释文》《皇朝通典》《通典》《续通典》等巨著。

2.菊坡精舍的出版思想

菊坡精舍成立于1867年，由清代大儒陈澧（1810—1882）主持。菊坡精舍继承了学海堂的优良传统，破除了清代书院仅为科举考试服务的陈规陋习，不习举业，而是作为一个讲学的讲坛传播思想。菊坡精舍共刊印图书12种，合计2872卷以上，其中包括该书院的优秀课卷集《菊坡精舍集》20卷，以及一些本院生徒的著作，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门派，为本地学者学术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4]。

同治七年（1868）广东书局成立，由陈澧主持。广东书局并无具体办公地点，其人员实际上仍出自菊坡精舍。广东书局首先刊刻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接着刊刻了《十三经注疏》346卷、《通志堂经解》1792卷、《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283卷等。同治十三年（1874），因捐资者离开广东，广东书局停止了刊刻事业，仅存在7年。

陈澧主持广东书局和学海堂刻书有其鲜明的特色，最显著的就是所刻书籍大多是学术经典名著，基本上没有宋学性理方面的书籍，与其他各省官书局有明显区别。从所选刻书的内容性质来看，广东书局所刻主要以经学书籍为主，而学海堂所刻则明显偏重于典章制度方面的书籍，属于工具书，二者正好互为补充，相辅相成[5]。

3.广雅书局的出版思想

广雅书院由张之洞创办于1888年，从所刊刻书籍的内容以及课程设置上来看，广雅书局较阮元主创的学海堂与陈澧主持的菊坡精舍，更向出版现代化迈进了一步。

张之洞派人往全国各地广征书籍，并聘请精于刊刻目录的学者主持书局工作，刊印经史子集及各类丛书，以供书院的学生研究学习。在人员分工方面，张之洞亦做了细致精心的安排：安排两广盐运司综理局事、候补知府方功惠为提调，又延请顺德李文田学士为总纂，南海廖廷相为太史，番禺梁鼎芬为太史，番禺陶福祥孝廉为总校。提调方功惠专门负责印刷事宜，负责书局事务的正常运转;总纂李文田是状元，学问渊博;廖廷相、梁鼎芬、陶福祥皆是当时名士，大部分都是东塾学派弟子。

广雅书院的课程设置凸显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将课程分为经、史、理、文四科，将掌故、地理、算术等加入学院课程。广雅书院的刊刻虽也是以经史子集为主，但可以看到具有现代性的书目出现。

三、结语

书院是物化的精神高地，也是出版主体。以书院为基点，广东文化精英得以汇聚在一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辐射至广东各区域。由于文化精英的汇聚，书院的名声日渐累积，拥有更绵长的生命力，书院的文化精英也因倚靠书院而同时具有三重身份：教育者、出版人与文学家。书院所聚集的文化精英不少是编辑专家，对版本十分熟悉。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广东学术圈、文学圈的中坚，如清末涌现的学术大家兼文学家阮元、陈澧、朱次琦、谭宗浚、梁鼎芬、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有在学院求学、教学和办学的经历，有的甚至终身以书院为舞台。可以说，他们的文学创作离不开书院的滋养，书院已经融入他们的生命。同时，书院还是一个有效的传播平台，能够精准地针对有效读者进行宣传传播。可见，广东文化精英与书院有着天然的互相依赖关系。

|参考文献|

[1]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2]广州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谭跃. 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开端期[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08（1）：89-102.

[4]蒋建国. 晚清广州出版业与文化的繁荣[J].出版发行研究，2007（8）：84-86.

[5]李绪柏. 清代岭南大儒：陈澧[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