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 颜小虎 闫昱锦

【摘 要】  “十三五”以来，以网络文学和移动游戏为代表的数字出版“走出去”成为我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梳理了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突出难题，就“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出版如何发挥“海量的信息、快速的传播、低廉的成本”等明显优势，开创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局面，提出了加快数字出版“走出去”平台建设、拓展数字出版“走出去”选题范围、提升数字出版“走出去”产品翻译水平、加大数字出版“走出去”推广力度、加强数字出版“走出去”人才培养和资金保障五项发展对策，以期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出更大贡献。

【关  键  词】“双循环”;中国出版;数字出版;“走出去”

【作者单位】黄卫，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颜小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闫昱锦，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中图分类号】G239.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23.004

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首次提出新闻出版业要“走出去”，鼓励国内出版业加强对外开放，把中国出版“走出去”上升到国家层面。2011年，国家首次将数字出版产品出口纳入新闻出版“走出去”的范畴中。2020年，全国累计出口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3577.46万美元，全国数字出版物出口金额增长11.5%。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成功向海外输出网络文学作品超过1万部[1]。2021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的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180.1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9%。至此，以网络文学和移动游戏为代表的數字出版“走出去”成为我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复杂多变的贸易环境，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数字出版产业如何促进“双循环”发展，持续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是所有数字出版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一、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现状

伴随我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迈向纵深，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2011年至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收入规模从1377.88亿元增长到11781.67亿元，十年间，我国数字出版收入翻了三番，增速远超传统出版行业，成为带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也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壮大，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数字出版“走出去”的产品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自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提出新闻出版业要“走出去”以来，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开启了一系列重大工程，以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2011年，国家明确将数字出版产品出口纳入新闻出版“走出去”的范畴中，之后发布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时期“走出去”专项规划》，指出要积极推动数字出版产品“走出去”。在重大工程方面，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相继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出版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图书“走出去”基础书目库、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等一系列重大工程，我国版权输出也从2004年的1362项增长到2019年的15767项[2]。2019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实施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和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进一步推动数字出版的快速发展。

2.数字出版“走出去”产品在题材、形态上日趋丰富

我国数字内容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主动“出海”，为数字出版“走出去”提供了丰富的内容题材和载体形态。从最初的数字化书、报、刊到现在的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动漫，数字出版“走出去”的内容题材越来越丰富、载体形态越来越多元。其中，网络文学和移动游戏板块发展尤为迅速，近几年来网络文学通过图书出版、IP改编、在线翻译、海外本土化传播、投资收购合作平台等方式实现对外传播，在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2021年上半年海外移动游戏发行商中，来自中国的发行商占比为23.4%，排名全球第一位。随着数字出版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在线教育、有声读物、知识服务等数字出版“走出去”的产品形态日趋丰富。

3.数字出版“走出去”支撑平台越来越多

随着数字出版“走出去”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数字出版支撑平台，使得数字出版在助力文化“走出去”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

第一，数字展览平台方面。中国外文局建设推出“中国国际云书馆”，通过3D虚拟展厅最大限度还原线下展馆的真实场景，共展出33个语种的图书约16万种。该项目在PC端实现地图导航、图书展示、云视频发布、数据追踪等功能的基础上，还开发了云书馆APP，终端适配主流安卓、苹果手机。

第二，数字阅读平台方面。2015年7月，全球首家数字尼山书屋落户新西兰[3];2017年11月，全球外文图书平台THAT' S BOOKS 正式首发。另外，当当和亚马逊的阅读平台、亚马逊的Kindle、中国移动的咪咕阅读、QQ阅读、微信读书、中文在线以及掌阅等流量型数字阅读平台，凭借自身的先发优势以及在数字阅读领域多年积累的用户和口碑，在提供数字阅读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这些面向海内外市场的数字阅读平台，可以为全球用户提供中国图书阅读服务[4]。

第三，数字销售平台方面。2011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美国亚马逊公司合作成立了美国亚马逊网站唯一一个以国家命名的主题书店——“亚马逊中国书店”，借助美国亚马逊网站的销售网络、传输渠道和品牌影响力，推动优质中国出版物进入海外市场。2015年10月，图书电商“新西兰文轩网”落地海外;2016年7月，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开通俄语版网上中文书店;2017年4月，全球第一个中阿电子书及图书交易平台“智慧宫书城”正式上线;掌阅、中文在线等数字平台也积极开展海外业务。数字化产品面向国际销售成为新的趋势。

第四，数字版权交易平台方面。江西出版集团推出的社交版权平台“出版圈”（Publishing1st），集合了国际出版社交、版权洽商、国际出版机构大数据、即时翻译辅助沟通等功能，可以实现全球出版企业、版权经理、作者、出版人、出版物的智能匹配搜索和关系连通，让相关人员能够快捷联系。

第五，数字资源平台方面。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大出版工程项目“易阅通”，聚合了海量中外文正版授权的数字资源，包括电子书、电子刊、有声书、数据库等多种产品形态，平台资源总量达200万册以上，产品涉及1700余个海外出版品牌及550余家中文出版社，涵盖俄语、日语、德语、法语、韩语等100多种语言。这一平台可以将国内各出版单位分散的数字产品集约化，将纸书项目的品牌电子化，进而在海外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深度推广营销。

4.数字出版“走出去”产品覆盖范围逐渐扩大

2003年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心逐渐由周边国家转向欧美主要发达国家。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发出，“走出去”的重心又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输出和落地出版成为对外出版的新手段、新路径，对外出版领域也逐步扩展为涉及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国情、中医药等方方面面。

2004年我国版权输出仅有1362项，其中输出到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版权数量为1235项，占版权总输出的90.68%;输出到欧美6个国家的版权数量只有57项，占版权总输出的4.19%。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方向由欧美国家转向丝路沿线国家。2019年，我国版权输出达到15767项，其中輸出到欧美出版大国的为2904项，占比18.42%，输出到丝路沿线国家的为10014项，占比63.51%。“走出去”产品的覆盖范围有了质的突破。

通过一系列中国出版“走出去”计划和重要出版工程的实施，我国打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物市场，以超过60种语言向世界宣介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声音。

二、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挑战

近些年，我国各出版单位通过在第三方平台分发数字内容、独立搭建数字资源库、自建平台等形式，积极探索数字转型模式，在数字出版“走出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面对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贸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显著增多，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遇到了更大的挑战。

1.数字出版“走出去”的固有思维模式还未转变

《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超过1万亿元，比2019年增加19.23%，呈现逆势上扬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国内数字出版的快速发展主要得力于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技术类、渠道类公司的爆发式增长。而作为出版“走出去”主力的国内出版企业仍停留在“数字化的纸质出版”阶段，发展数字出版更多来自项目资金的支持，而非来自市场需求。同样地，数字出版“走出去”更多地靠的是政策和项目的输血，而非自身的造血。可见，数字出版“走出去”单位还不能主动创新内容生产和运营模式。

2.数字出版“走出去”内容还不够丰富

缺乏高质量、高效益的精品数字出版内容产品，一直是困扰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核心问题。传统出版机构虽然拥有大量优质内容资源，但囿于缺乏相关技术和数字产品策划能力，再加上对海外不同用户的需求和阅读习惯研究不够，所提供的内容和加工制作格式与国际市场需求存在偏差，能转化为适合国际化传播的内容并不多。

根据出版“走出去”数据统计，“走出去”数字出版物主要包括电子书、出版类数据库、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动漫、博客类应用、在线教育等。在网络阅读时代，数字化出版是更高效、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传播方式，出版“走出去”应从单一的图书数字化拓展为全方位立体式开发，扩充文档类、音频类、视频类、电子书、软件类等类型产品，努力打造“出版+文创”“出版+电影”“出版+体验”等新型出版形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和受众阅读习惯的变化，不断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数字化对外出版产品。

3.数字出版“走出去”的精准传播效果欠缺

出版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还要在海外市场“立得住”，这就要求出版机构注重本土化发展和国别研究，服务不同国家的需求，争取不同国家人民的情感认同。以“一带一路”主题图书出版为例，仅2014年1月至2018年3月4年时间，出版界就推出图书2814种，覆盖丝路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经济、政治、历史、法律、文学、艺术等20个大类，包括英文、俄文、阿拉伯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以及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23种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如此众多的国家、地区、人口、语种、门类，要想精准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此可见，我国的数字出版产品“走出去”应该从用户接受程度和阅读习惯的角度出发，在适应本地市场和“接地气”方面下功夫，针对不同国际市场的出版物内容，应更重视本土化战略的推进和“一国一策”研究，争取实现精准传播。

4.数字出版“走出去”产业链尚未打通

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业的内容生产商、技术提供商和平台运营商往往各自为战，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合作。在数字出版“走出去”领域更是如此。作为主要内容生产商的出版单位，缺乏开发数字产品的技术，文件转码技术不普及，没有统一、简便的工具;作为技术提供商的技术企业，从各自立场出发，开发技术标准不统一、不规范，平台不能合理对接，资源无法有效共享;作为平台运营商的传播平台，所用文件格式不统一，互不兼容，对电子书版权保护不到位，无法保障出版单位的利益。如此一来，出版单位的内容不能选择最有利的技术呈现，无法通过顺畅的传播平台到达用户手中，无法为用户提供最佳的使用体验，用户的需求也不能及时反馈给内容生产商。缺少高质量的内容和便捷高效的传播平台，数字出版“走出去”的整条产业链就难以打通。

5.数字出版“走出去”专业人才缺乏

出版“走出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外向型编辑和版权经理，还需要具有国际视野、懂国际出版经营的出版人，以及能够将中国出版内容高质量向国际译介的高端翻译人才等。目前，出版“走出去”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出版“走出去”成效的重要因素。而数字出版“走出去”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5G时代的到来，传播内容、形态、渠道日益多元化，需要从业者具备更为全面的把控能力，培养具有融合思维的全媒型、外向型人才成为数字出版“走出去”的迫切需求。

三、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对策

“十三五”时期，数字出版在助力文化“走出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在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开拓海外文化市场，鼓励优秀传统文化产品和影视剧、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走出去”。这就要求出版单位提高科技创新应用水平，推进科技与出版有机结合，不断激发科技进步给出版业发展带来的新增量、新动能，推动中国数字出版产品更好地“走出去”。

1.加快数字出版“走出去”平台建设

随着国内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速度的不断提升，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日渐融合、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的出版生态为数字内容提供了更多的分享、传播机会，出版“走出去”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

2016年，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数字图书全球发行平台”上线，可以制作符合全球各渠道要求的各种电子书格式，为中国出版机构的电子图书提供全球化的发售网络，让全世界读者能够在第一时间阅读中文的原版图书。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易阅通”上有近200万册中外文电子书和10.5万集有声图书，以“一个平台、海量资源、全球服务”为定位，为图书馆提供荐购、阅读、管理、整合一站式服务方案。作为以数字阅读为基础的阅文集团，一直将网络文学通过各种渠道，融合延伸至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对外授权数字出版内容涉及7个语种，20余家合作方，授权作品达300余部。2018年，阅文集团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达成协议，阅文“云端内容库”将真正向全球读者开放，通过“易阅通”数字平台、海外渠道进行海外市场运营，共同将中国优质内容推广至海外市场，提升中国数字内容的全球影响力。

整体来看，数字出版“走出去”既要有“中国数字图书全球发行平台”“易阅通”这种自建全球数字服务平台的模式，又要有阅文集团这种以已有平台与“易阅通”合作进行推广的数字平台合作模式，还要有利用海外知名数字平台进行数字出版“走出去”推广建设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让数字出版“走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

2.拓展数字出版“走出去”选题范围

目前，我国“走出去”的图书选题，依然以党政读物、文化古籍、中医图书电子版及相关数据库等内容为主，从历史文明交流来看，学术读物、文学读物、大众读物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近年来，随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讲故事》等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出版物在海外走热，《瞬间回眸：影像中的变迁》《摆脱贫困》《人民的名义》等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中国价值观念、中国精神风貌的主题出版物，《三体》《草房子》等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原创文学作品和少儿读物，《战“疫”日记》《最美逆行者》等讲述我国抗疫故事、抗疫方案的图书，也受到国际传媒机构的重视。这些出版物因贴近国外受众的当下文化需求和消费习惯，吸引了不少海外读者。这也为数字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

数字出版“走出去”要以此为契机，切实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在需求与海外受众阅读兴趣、阅读习惯之间的契合点，打造一批阐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有助于国外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发展理念的精品出版物;打造一批研究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社会等各领域，有助于國外了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精品出版物;打造一批推介中国当代文学名家名作的精品出版物，让各国人民通过文学这一方式，更准确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了解当代中国人。此外，还要用好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等国际合作出版协作机制，培养一批国外汉学家和优秀作者，面向国际市场和海外读者，发挥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的优势，更好地介绍中国。

在对外出版选题策划方面，我们应有意识地以学术出版话语为骨骼，以大众出版话语为经络，以文学出版话语为血肉，不断扩展对外出版的选题范围，让海外读者全面了解当下真实的中国。

3.提升数字出版“走出去”产品翻译水平

自2014年丝路书香工程获批以来，该工程共计资助1680种图书，涉及51个语种，覆盖丝路沿线78个国家。如此众多的语种，覆盖如此多的国家，但国内翻译人才尤其非通用语种翻译人员极其匮乏，使得非通用语种翻译极其困难。这也给“走出去”出版物的翻译质量带来巨大的挑战。

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在谈到我国“走出去”存在的问题时，着重提到了翻译质量。当下出版物“走出去”而不能“走进去”，除了文化差异、文化话语权对外国读者认可度的影响，翻译质量的影响也十分关键。目前，优秀的翻译作品对国外译者、汉学家非常倚重，但从长远来看，只有培养本土的高端译者，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走出去”的翻译质量问题[5]。除了高端译者，借助互联网技术加快国家级公益性翻译基础平台的建设对于提高翻译质量也尤为重要。近年来，中国外文局与科大讯飞等合作，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应用，以开展国际传播工作70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的多语种翻译语料资源为基础，建设中国特色话语多语种对外翻译高端语料库暨智能化翻译平台，搭建能代表国家水平、语料高端权威、用户体验良好的多语种中译外智能翻译平台，夯实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

总的来说，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激励，加快翻译人才队伍建设;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有效提升翻译的质量和效率。这直接关系到我国出版“走出去”选题的海外接受度，关系到国际受众对中国形象、中国模式、中国文化的认可度。

4.加大数字出版“走出去”的推广力度

参加、举办国际书展一直是我国出版“走出去”重要的渠道之一，尤其作为主宾国在国际书展上举办大型对外出版、文化交流活动，更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出版企业要充分利用驻外机构组团参展、线上参与的模式，借船出海;通过并购国外出版机构、建立海外编辑部等模式，加快实施本土化海外运营的步伐，吸引国外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加入，大力提升自身数字出版“走出去”的水平。

国家新闻出版有关部门应加大对数字出版“走出去”的支持力度，除设置数字出版“走出去”专项扶持项目外，还要以“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图书奖项和数字出版物奖项”为契机，鼓励出版机构各展其能，全面布局“走出去”规划，创新“走出去”思路，打造高质量数字化产品线;利用目前日趋成熟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培育新型数字出版业态，加快数字出版“走出去”步伐。

5.加强数字出版“走出去”人才培养和资金保障

在人才培养方面，面对“双循环”背景下数字出版“走出去”面临的困境，应围绕文化“走出去”，大力培养和引进更多懂文化、会经营、懂外语、擅策展、熟悉国际文化市场运作规律、具有国际视野和深厚文化素养的复合型、外向型人才。围绕我国话语体系的建立，明确把“中译外”高端人才培养提到重要位置，培养一批素质过硬、专业过硬的翻译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网文翻译人才等。围绕数字出版“走出去”，以培养数字化对外出版人才为重点，制订培养方案，在短期内培养一批能独立完成数字产品策划执行任务、了解国际传播规律的专业数字出版人才。同时，进一步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不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在资金保障方面，应将数字出版列入优秀外宣作品评选奖项中，对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数字出版物予以奖励。国家应结合重点外宣出版项目，加强优质出版内容建设，积极开发数字出版物，对入选年度重点外宣出版项目的数字版本图书选题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同时，要将数字出版纳入有关出版单位外宣任务指标分配中，并计入年底考核工作，完善评价标准，健全考核办法。

着眼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数字出版“走出去”要發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突击队作用，出版企业要进一步强化数字平台思维，持续对数字出版“走出去”业务进行迭代升级，构建线上线下相辅相成、各数字平台彼此联动的数字出版“走出去”新业态，为海外用户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数字产品，开创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局面，为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R]. 2021.

[2]范军，邹开元.  “十三五”时期我国出版走出去发展报告[J]. 中国出版，2020（24）：3-10.

[3]陈香. 全球首家数字尼山书屋落户新西兰[N]. 中华读书报，2015-07-29.

[4]卢婷婷.“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出版“走出去”的新变化[J]. 新媒体研究，2020（10）：120-122.

[5]张慧玉. 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发展历程、重要议题及新时代挑战：李景端先生访谈录[J]. 外国语文研究，2019（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