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冬天，我们的妈苏梅兰女士裹着一股西伯利亚寒流，鼻尖红红地推开家门，告诉我们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大舅舅一家要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

我们看着苏梅兰的鼻子，鼻尖又红又亮，估计冻结冰了，我们担心鼻子在热屋子里会化掉。外面实在太冷了，一场封门的大雪后，西伯利亚冷空气就一直在伊犁河谷徘徊不去，气温降到有史以来最低。学校放假，公交车停开——不停开不行，水箱全冻爆了。人们窝在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苏梅兰憋得慌，跑羊毛胡同东头的曹大娘家要花花菜去了。曹大娘是锡伯族人，腌制的花花菜，红黄绿白多种颜色的蔬菜混杂，看着都诱人。我们吃了好多天的洋芋蛋和白菜粉条，白菜粉条连醋都舍不得加。我们中了煤烟毒，得用所剩不多的醋来解毒。下雪那天特冷，我们的父亲胡嘉木半夜起来往炉子里加了些煤，可能是炉盖没盖好，也可能大雪堵住了烟囱，第二天全家人头晕恶心、脸色苍白。苏梅兰说要不是八舅舅来，我们全家死了都没有人知道。这也太夸张了，八舅舅是下午才来的，我们一大早起来就发觉中了煤烟毒，好像不是很严重，远没有到要死的地步。大家赶紧自救，开窗开门，跑到院子里大口透气。八舅舅下午来的时候，我们只是感觉没力气，人蔫蔫的。八舅舅让我们试试熏醋，倒一点醋在碟子里，放在炉子上熏，满屋子都是酸溜溜的醋味。姐姐胡桃问八舅舅，直接喝醋不是更解毒吗？八舅舅说中毒的是肺，又不是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