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冬天，我们的妈苏梅兰女士裹着一股西伯利亚寒流，鼻尖红红地推开家门，告诉我们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大舅舅一家要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

我们看着苏梅兰的鼻子，鼻尖又红又亮，估计冻结冰了，我们担心鼻子在热屋子里会化掉。外面实在太冷了，一场封门的大雪后，西伯利亚冷空气就一直在伊犁河谷徘徊不去，气温降到有史以来最低。学校放假，公交车停开——不停开不行，水箱全冻爆了。人们窝在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苏梅兰憋得慌，跑羊毛胡同东头的曹大娘家要花花菜去了。曹大娘是锡伯族人，腌制的花花菜，红黄绿白多种颜色的蔬菜混杂，看着都诱人。我们吃了好多天的洋芋蛋和白菜粉条，白菜粉条连醋都舍不得加。我们中了煤烟毒，得用所剩不多的醋来解毒。下雪那天特冷，我们的父亲胡嘉木半夜起来往炉子里加了些煤，可能是炉盖没盖好，也可能大雪堵住了烟囱，第二天全家人头晕恶心、脸色苍白。苏梅兰说要不是八舅舅来，我们全家死了都没有人知道。这也太夸张了，八舅舅是下午才来的，我们一大早起来就发觉中了煤烟毒，好像不是很严重，远没有到要死的地步。大家赶紧自救，开窗开门，跑到院子里大口透气。八舅舅下午来的时候，我们只是感觉没力气，人蔫蔫的。八舅舅让我们试试熏醋，倒一点醋在碟子里，放在炉子上熏，满屋子都是酸溜溜的醋味。姐姐胡桃问八舅舅，直接喝醋不是更解毒吗？八舅舅说中毒的是肺，又不是胃。八舅舅知道很多稀奇古怪的解毒方法，他有一本古老的《西域毒草大全》，民间手写的书稿，里面记录了新疆一百四十种有毒的草，每一种草都附有简单的手工绘图。书的纸张粗、黄、厚，翻起来唰啦响，胡嘉木说纸张可能是用亚麻制造的，亚麻结实得很。他说从戈壁滩野坟里挖出来的东西，除了玛瑙、玉石、钱币之类的不会烂掉，其他就数亚麻了。某年刚成立的伊犁卫校需要人体骨骼标本，胡嘉木等人坐着大卡车去戈壁滩挖人骨头，戈壁滩上的野坟因为时间久远，差不多已经变成了平地，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有坟包。不知什么原因，坟里的骨头大多不全，缺胳膊少腿，或者没有头颅骨，有的甚至只有半边骨架。大家猜测这片野坟很可能是一片战场，埋在这里的人生前一定经历了什么。胡嘉木等人把这些不全的骨头混在一起，拼凑出一具具完整的人体骨架，运到卫校给学生们当教具。我们趴在桌上写作业的时候，胡嘉木经常冷不丁用他拼凑过死人骨头的手，戳一下我们的后背，以提醒我们的坐姿。胡嘉木說人的脊柱是靠二十四块椎骨、一块骶骨、一块尾骨支撑起来的，加上头颅骨、颈骨、腿骨、掌骨、指骨等，一共二百零六块骨头，一个人有这么多骨头，就要彰显出骨气来，坐要有坐相，不能歪七扭八。

八舅舅的《西域毒草大全》是从一个看果园的维吾尔族老汉手里得来的，八舅舅路过伊犁河边的苹果园，看见苹果园的土围墙有个缺口，像豁了牙的嘴，八舅舅从缺口跳进去，打算摘几个果子，落地的时候没掌握好平衡术，崴了脚。看果园的老汉没有责怪八舅舅，老汉认为摘几个果园里的果子吃，是对他果子的赞美。伊犁河边的果园一片连着一片，八舅舅进了他的果园，看来是他的果子长得漂亮。老汉拿出《西域毒草大全》，对照着在果园里找了半天，拔了把草，分一半喂给一只瘸腿的山羊吃，山羊跟八舅舅一样，也是从缺口跳进苹果园摔瘸腿的。苹果园的地上掉落着很多没长熟的苹果，山羊经常跳进来吃，缺口就是山羊弄出来的。老汉告诉八舅舅，草有毒，但对摔伤有用。老汉把草递给八舅舅，八舅舅以为老汉让他吃草，单脚蹦跶着想跑。八舅舅人瘦，腿长，单脚能蹦跶出去老远，老汉逮蚂蚱一样逮住八舅舅，把草放在石头上砸烂，给八舅舅糊上，八舅舅本来脚不能着地，糊了草后就可以瘸腿走路。八舅舅问老汉能不能把书借他看看，八舅舅在畜牧学校上学，毕业后有可能会去当兽医，他觉得这本《西域毒草大全》对他有用;应该说是对牲畜有用，有些毒草，牛羊吃了会毙命。作为一个未来的兽医，八舅舅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些毒草弄清楚。里面的维吾尔文，八舅舅能看懂个大概。老汉答应了八舅舅的要求，摘了几个苹果连同书一起交给八舅舅，然后把八舅舅从刚才跳进果园的缺口给塞了出去。八舅舅回去后，把苹果啃完，把书翻了几遍，没能找出老汉给自己用的是哪一种草。脚好后，八舅舅拿着《西域毒草大全》去苹果园找老汉，结果怎么找都找不着上次偷果子的那个苹果园，所有果园的土围墙都完好无缺，找不到缺口。没有缺口，八舅舅就无法进入果园，他站在那里，像被一种奇怪的什么东西给困住了。

我们觉得八舅舅是故意找不到果园的，他不想把《西域毒草大全》还给看苹果园的老汉。八舅舅对这本书甚是感兴趣，他对照书上的图和文字，在伊犁河边找到了小狼毒草，炫耀地带我们去看。小狼毒草的秆子撇断后有牛奶一样的东西流出来。我那时候对什么都好奇，伸出舌头舔了舔，苦死了，苦里面带点辣。八舅舅大惊，把我拎回去，找邻居家要鲜牛奶，《西域毒草大全》上写着鲜牛奶可以解小狼毒草的毒。邻居家的奶牛已经在傍晚挤过奶了，两只奶袋瘪瘪的，八舅舅拿个碗去挤，奶牛很不高兴地转过身，朝着他拉了泡屎。八舅舅挤奶是生手，在牛肚子下面钻来钻去，踩了一脚稀牛屎。他摘了几片核桃叶子把牛屎擦掉，然后用擦牛屎的手继续挤奶。我喝了牛奶之后就吐了，八舅舅说，好了好了，毒吐出来了。我其实是想到牛奶里面可能沾了牛屎被恶心吐的。苏梅兰逢人就说我的命是八舅舅救的。苏梅兰说话一向夸张，我又不是蚊子，舔一下毒汁就死了。八舅舅说幸好我舔的是小狼毒草，小狼毒草长在河谷地带，大狼毒草长在雪山上，大狼毒草的毒性比小狼毒草毒一百倍，吃了会立马断肠而死。十多年后我读金庸的武侠小说，觉得八舅舅说的大狼毒草可能就是小说里写的断肠草，依我看也没那么邪乎，牛羊满山吃草，也没见有断肠的。八舅舅说羊解百毒，什么草都吃。牛智商高，知道哪些草有毒。马也比较聪明，比如醉马草它们就从来不吃。毛驴最笨，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斯德克老汉家的毛驴死了，八舅舅跑去观察后说驴是吃了草乌死的，这种草有剧毒，草还没有咽下去，喉咙就被血封住了。斯德克老汉没听说过这种草，八舅舅翻开《西域毒草大全》给斯德克老汉看，斯德克老汉不看，骂八舅舅，滚你一边去吧，毛驴子的年龄比你还大，毛驴子是老死的。斯德克老汉骂人，前面一句用的是汉语，后面两句用的是维吾尔语。羊毛胡同里大部分人都这样说话，维吾尔语里面夹杂着汉语，或者是汉语里面夹杂着维吾尔语，这种随时切换的混合型语言，别的地方的人听着有点怪，我们自己不觉得。

羊毛胡同里的汉族人，大多是一九五〇年以前就生活在新疆的老汉人，他们会说好几种语言：表达爱情时用浪漫的维吾尔语，骂人的时候用富有幽默感的哈萨克语，唱歌的时候用深情的俄语，吵架的时候用变化多端的汉语，不想让其他人听的秘密用锡伯族语。大多时候，大家以汉语和维吾尔语为主，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切换着使用。羊毛胡同的说话方式是羊毛胡同特有的风格，跟胡同的建筑一样富有特色。这条胡同里的房子充分体现了边境小城的轻盈和浪漫，门窗、墙壁、楼梯、廊檐均涂成蓝色，从淡蓝、浅蓝到深蓝。那种层次分明、依次递进的蓝，是伊犁河水从早到晚一天里颜色的多种变换。八舅舅有一次带我们在伊犁河上滑冰，伊犁河的水结冰后是一种晶莹的蓝，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蓝光。八舅舅滑出闪电的形状从一片蓝光中穿过。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伊犁毛纺厂一个长得蛮漂亮的女工跑过来红着脸问八舅舅家住哪哒，八舅舅答，我住的地方叫蓝。八舅舅的语言具有高度概括性，他说话一般人听不太明白。八舅舅喝一种白色的杏仁止咳糖浆，瓶底最后留下的糖浆底子很厚，八舅舅倒在勺子里，说像喝一堵墙。我妈做鱼喜欢把鱼头剁掉，八舅舅说跟吃一条鬼一样。八舅舅讲话就这风格，谜一样。毛纺厂女工听了八舅舅的回答，愣愣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她在冰面上走出的是一条笔直的线，跟她脑子里的思维应该是同一种形状，这跟八舅舅滑出的闪电状运动轨迹形成鲜明对比。苏梅兰知道后觉得有点可惜，在毛纺厂上班的人，家里有用不完的毛线头。毛线头对苏梅兰来说是珍贵的东西，可以织毛袜子，织手套围巾。西伯利亚寒流横行伊犁河谷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可缺少。

八舅舅是曹大娘的儿子，不是我们的亲舅舅。曹大娘生了八个儿子，没有女儿，苏梅兰刚来新疆时和曹大娘一起在育儿所工作，两人亲密如母女，我们出生后就把曹大娘的儿子叫舅舅。起初是属于一种礼貌性的称呼，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真舅舅。二舅舅和八舅舅跟我们最熟，其他几个舅舅，我们经常把他们的顺序弄混。大舅舅几乎见不着人，他和大舅母住在花城那边。花城是楼房区，羊毛胡同是平房区，生活风格截然不同。在我们的感觉里，大舅舅和我们住得很遥远，仿佛不在同一座城市。一九七九年之前，我们很少想到大舅舅的存在。一九七九年之后，大舅舅成了我们经常说到的核心人物。

一九七九年那个冬天，苏梅兰带回来的消息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陨石把地面砸了个大坑，让我们吃惊了好几天。那时候出国简直就跟去另一个星球差不多。当然，其中不包括紧邻我国的苏联。在我们看来，去苏联根本算不上出国。

苏联靠近中国的边界地区，生活着跟我们伊犁这边一样的哈萨克族，语言相同，生活习惯也大致相同。伊犁河从我们这边的地界，流到苏联境内。天鹅冬天从苏联飞过来，在伊犁的英塔木过冬，春天再飞回苏联的巴尔喀什湖。山脉嘛，头在我们这边，尾在苏联那边。就连冷空气，也是从苏联的西伯利亚过来的，经过伊犁河谷，长驱直入。我们对苏联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从没觉得苏联有什么令人向往之处。

但是澳大利亚不一样，澳大利亚在另一个大陆板块上，四面都是蓝色的大海，据说那个国家很富裕，家家都有汽车，没工作的人，政府发失业金，一个月六七百，就是什么也不干都有面包吃。苏梅兰说，什么也不干就能有吃有喝，那是多美的生活啊。大舅舅去澳大利亚后，就可以把其他几个舅舅也移民过去。有亲属在那边，就可以申请移民。大舅舅是因为大舅母的姨妈在澳大利亚，才可以申请移民的。大舅母以前隐瞒了海外关系。

这又让我们吃了一惊。

当初大舅舅和大舅母结婚，曹大娘死活不同意，现在全家都沾大舅母的光，可以移民澳大利亚。苏梅兰有些替大舅母不平，苏梅兰就是条会变色的蜥蜴，其实她以前挺看不惯大舅母的。大舅母是上海人，身上有一種上海人精致的做派，比如穿束腰风衣，又比如煮汤圆不能用铁勺子捞，铁勺子有铁味，得用筷子夹。大舅舅硬是练就了用筷子夹汤圆的本领，那可是一种难度系数较高的动作。大舅母走路的方式很独特，属于一种冷酷无情的直线运动，不把任何障碍放在眼里，仿佛一切都将为她让道。大舅母跟人说话，从不看人，眼睛放空，斜视一旁。大舅母要不是有海外关系，也不可能从上海那样的大城市跑到新疆这个偏远的边境小城来，更不可能和大舅舅结婚。苏梅兰认为，如果是二舅舅，还说得过去。二舅舅像昭苏草原上的汗血宝马一样高大俊美。大舅舅嘛，是八个舅舅里面长得最矮的，不但矮，还有点胖，说话声音肉嘟嘟的。曹大爷不怎么喜欢大舅舅，觉得大舅舅的性格一点不像自己，倒像他的声音一样肉。曹大爷是新疆的老汉人，硬气得很，一九五〇年前在汉人街开着个卖砖茶和盐巴的铺子，那时候玛瑙和玉石像麦子一样在巴扎上成堆地售卖。曹大爷跟着运货的马队翻越铁列克冰大坂，好几次差点死在山口上。在边境数次遇到不明来路的马匪，为了保住钱财，曹大爷把肚子划拉开，把珠宝藏到肚子里。

我的天哪！每次听苏梅兰这样讲，我们都会发出怀疑的惊叹。我们已经习惯了苏梅兰使用夸张的话语来叙述事情。不过，在对曹大爷的叙述上，似乎用不着使用任何的夸张手法。我们亲眼看见曹大爷喝加了草药的浓砖茶，半缸子茶叶，加一些草药，用大茶缸装着放在铁炉子上煮，大茶缸里的水咕嘟咕嘟开着，曹大爷端起来就喝一口，然后放回到铁炉子上继续咕嘟。过一会儿，又端起来喝一口，喝的时候连气都不吹一下。曹大爷从来不喝温暾的茶水，因此曹大娘家一年四季炉子里的煤从没断过，即便是大夏天，曹大爷也是坐在炉子边，一口一口喝着他滚烫的浓茶。曹大爷头发雪白，坐在那里，像一座威严的雪山。我们都怕他，谁也不敢去掀他的衣服看看肚子上到底有没有刀口子。说起来曹大娘也是个骁勇的女人，锡伯族女人都比较骁勇，他们的祖上在清朝奉乾隆皇帝之命西迁伊犁抗击俄国军队。锡伯族人到伊犁就是来打仗的。现在不打仗了，但战斗民族的气势还在，曹大娘会骑马、会射箭，喜欢吃烧辣子和烧茄子，十根手指总是沾着黑灰。曹大娘清楚地知道穿束腰风衣、说话不看人、走路不看路的大舅母，是没法和他们这样的边城家庭融合成一家人的。但大舅舅不管这些，大舅舅看着不哼不哈，其实一点都不肉，没有征得曹大娘的同意就和大舅母旅行结婚去了，回来后不回羊毛胡同，直接住到了花城。曹大娘毫无办法，她不能骑着马、拿着箭去把大舅舅逮回来，唯一能做的，是跑回伊犁河对岸，给二舅舅物色了一个会做烧茄子和烧辣子的锡伯族姑娘。二舅舅痛快地举行了婚礼，羊毛胡同的每一个人都被请到曹大娘家里喝酒吃糖，这多少挽回了被大舅舅丢掉的面子。上海人流行的旅行结婚，在羊毛胡同行不通。在羊毛胡同的人看来，大舅舅的旅行结婚，跟私奔差不多。

苏梅兰那天捧着装花花菜的罐头瓶子回来，可能是太激动了，忘记把手套戴上，不仅冻伤了鼻子，还冻伤了手。第二天鼻子增大了两倍，有点像巫婆，手跟窝窝馕一样鼓鼓的。胡嘉木找人要了些狗油给她抹上。狗油是治烫伤的。胡嘉木说冻伤跟烫伤一样，都是火辣辣地疼，治疗方法估计也可以等同。狗油抹了两天，鼻子没那么大了，开始像蛇一样脱皮，手还是肿得老高。还好二舅舅从尼勒克回来了，地质勘探队刚在那里发现了一处碧玺石矿，是二舅舅发现的。伊犁最大的无烟煤煤矿也是二舅舅发现的。二舅舅告诉我们麻雀脑子可以治冻伤，但一定要活麻雀的热脑子才行。他们在野外冻伤了，都用这方法。晚上八舅舅带着我们打着手电筒去廊檐下抓麻雀，月亮冷得白里泛蓝，散发出冰柱一样的光芒，整个世界都被冻得嘎嘣脆。八舅舅爬上梯子，用手电筒一照，躲在廊檐下睡觉的麻雀就傻了，用圆溜溜的眼睛瞪着光，不知道飞。八舅舅抓了两只，又放回去。它们太小了，脑袋里面没多少脑子。八舅舅说。

苏梅兰鼓鼓囊囊的手过了很久才好。她没有怪八舅舅不给她抓麻雀，可能是觉得八舅舅就要去澳大利亚了。

曹大娘一家要去澳大利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有女儿的人家都想和曹大娘攀亲，曹大娘有一半的儿子没有结婚。那段时间上门找苏梅兰的人特多，我家客厅的窗台上，摆满了那些人送来的蜂蜜、酸奶疙瘩、砖茶和苏联水果糖。还有人给我们家送了一棵啤酒花，说是长出的啤酒花可以酿啤酒，味道美得很。到时候我来教你怎么做。送的人对苏梅兰说。我们后来叫她啤酒花大婶。啤酒花大婶有三个女儿，大的和胡桃差不多年纪。苏梅兰说要不是她自己的女儿还小……苏梅兰说了半句，后面半句没说。

啤酒花种在院子里，见风就长，很快爬满了架子，到了夏天，铃铛一样的啤酒花一嘟噜一嘟噜地悬挂着，散发着苦味的芬芳，黄昏，苦味会变得更浓。八舅舅说，他闻到一种类似于惆怅的东西。在没有计划去澳大利亚以前，他从来不知道惆怅是何滋味。啤酒花大婶借口来看啤酒花的成长状况，经常往我家跑。再有三个月就可以做啤酒了。她说。这三个月她每隔几天就来我家一趟，每次都认真地计算着可以做啤酒的时间，好像做啤酒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其实她心里计算着的重大事情是给四舅舅、六舅舅和七舅舅介绍对象，介绍了几个，都没成功。她又锲而不舍地想给八舅舅介绍，苏梅兰的手摆幅很大地摇晃着，老八，算了吧，他还不到找对象的年龄。啤酒花大婶不听，在大街上堵住八舅舅，向八舅舅介绍一个伊犁毛纺厂的纺线女工。伊犁毛纺厂是一个很大的厂子，几千号人，感觉伊犁所有的姑娘都在毛纺厂上班。八舅舅一听是毛纺厂的就拒绝了，他对毛纺厂的姑娘有偏见，认为毛纺厂的姑娘脑子里的思维跟她们纺出来的线一样又细又直。啤酒花大婶问八舅舅想找个什么样的，八舅舅想了想，说，找一个不那么正经的吧。啤酒花大婶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啤酒花大婶走后八舅舅揉了半天耳朵，感觉耳膜受了伤。八舅舅跟我们说，这女人的声音也太奇特了，像一根金属丝，能穿透大街上喧哗的人声，又尖又细地刺入人的耳朵。

啤酒花大婶后来又给八舅舅介绍过一个长辫子的姑娘，是红旗大楼的售货员，她直接把姑娘带到我们家，让她和八舅舅在啤酒花架下见面。那时候啤酒花由淡绿开始变黄，终于到了可以摘下来做啤酒的时候。啤酒花大婶一边教我妈做啤酒的流程：加水，加蜂蜜，加发酵素，加……一边用眼睛偷瞄长辫子姑娘和八舅舅的动静。长辫子姑娘扭着身子告诉八舅舅，她的头发实在太长了，有一次她险些被自己的头发给勒死。她说话的时候身子就那样不停地扭来扭去，垂在屁股下面的辫子像两条蛇，辫梢翘起来。八舅舅跳起来，骑上自行车就跑了。

二舅舅不怎么想去澳大利亚，坐在我家火墙边的矮凳子上勾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莫合烟。他卷的莫合烟又粗又大，是别人的两倍，吐出的烟，把他自己笼罩在里面。二舅舅是八个儿子里面最像曹大爷的。长得像，性格也像。曾经有个同事，在高空作业的时候，故意把二舅舅留在危险而寒冷的铁架子上悬挂着下不来，二舅舅的愤怒在高高的地方陡然增加了两倍。他下来后把那个说话总是结结巴巴、喜欢背后捉挟人的家伙打得从此以后再也不结巴了。二舅母是察布查尔县纳达齐牛录人，农村户口，没有工作。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户口得随二舅母，也是农村户口，将来也没有工作。如果不是户口问题，二舅舅是不想去澳大利亚的。

曹大娘也不想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实在太遥远了，远得让她恐慌。大舅舅几次三番，用动听的语言劝说曹大娘。大舅舅说当初锡伯族人祖上从沈阳西迁伊犁，走了一万多里才到达察布查尔，说起来路程不比到澳大利亚近多少。去澳大利亚可以坐飞机，十几个小时就飞到了，西迁可是走了一年零三个月，那时候伊犁河对岸的察布查尔还是一片长满了芨芨草的土地。这么多年下来，锡伯族人不也在这片地方生活得蛮好，把芨芨草变成了胡麻和麦子。去了澳大利亚，一样可以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来。曹大娘说，我老了，啥也不想开辟了。

大舅舅开导曹大娘的时候，八舅舅在旁边不合时宜地凑热闹，八舅舅说澳大利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是英国用来流放囚徒的地方，四面都是海水，被大海包围着，囚徒到了那里想跑都跑不了。那块板块除了靠近海岸的地方，其他大部分面积都是长满了仙人掌的沙漠，比起长着芨芨草的察布查尔差远了。大舅舅对八舅舅说，我真想用驴尾巴塞住你的嘴。自从全家都需要依靠他移民澳大利亚后，大舅舅就没从前那么肉了。

八舅舅的话让曹大娘加深了恐慌。但是曹大爷说，去吧，八个儿子都去了澳大利亚，我们留在这里，就像两座坟堆留在荒地旷野里。曹大爺的话像暮色的阴影在院子里扩散，让人感觉到悲凉。

一九八〇年，大舅舅一家办好了移民手续，走的时候我们去送他们，长途汽车站乱糟糟的，空气中飘荡着一股尘土味。有人赶着毛驴车来送人，几个人合力把贴了金箔的伊斯兰风格大木头箱子用绳子吊起来，艰难地往班车顶上的行李架上拽。每个乘客都带着那么多的行李，车顶高高的、庞大的行李架，让人担心班车会底朝天翻过来。大舅舅他们带的行李最少，他们几乎把所有东西都扔下了，曹大娘责怪他们连穿的衣服都不多带几件。那边的东西比这边的好。大舅母谁也不看地说。她昂着头，视角刚好对着车顶高高的行李架，于是发现那只很大的木头箱子压住了他们的行李。大舅母让大舅舅去交涉一下，大舅舅就去交涉了，操着羊毛胡同驻花城办事处的辞令告诉赶毛驴车的老汉，如果不把木头箱子从他们的行李上挪开，后果自负。赶毛驴车的维吾尔族老汉不理会大舅舅的交涉，他听不懂后果自负是个啥意思。大舅舅想跟他解释，但是维吾尔族老汉的毛驴在一旁大叫起来，大舅舅根本插不进嘴。大舅母见状生气得扭身上了车，她在座位上坐下来，直到车开她也没有挥一挥手或者说点什么道别的话。她压根就没觉得有和大家道一下别的必要。我和姐姐胡桃是第一次见到大舅母，以前她一直像一个传说一样存在于我们的口中，这也给她的身上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使我们对她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好奇心。等真的见到她，我们觉得她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洋气和漂亮。大舅舅的两个儿子，曹魏和曹营，一个在技校上学，一个在伊犁水利水电学校上学，都还没有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书，这个证书对他们已经没有用了。他们会说俄语，这个在澳大利亚也一点用都没有，澳大利亚说英语，去了那边，他们必须先学会英语。

班车磨蹭了很久，过了点还迟迟不开，从伊宁去乌鲁木齐的班车，路上要走两天或者三天甚至四天，这要由天气情况和司机的心情而定。

到了乌鲁木齐后大舅舅他们将坐火车到上海，三天四夜。火车一般会晚点几个小时，之后从上海坐飞机到香港，再在香港转机飞澳大利亚。一路够折腾的。

大舅舅一家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闹了个笑话，他们看见大街上扔掉的旧电视机，赶紧跑去捡，后来发现，在澳大利亚，电视机实在是太普遍了，旧了就扔掉买新的。这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没想到大舅母那么高傲的人，去了澳大利亚也跟个乞丐一样捡垃圾箱里的东西，苏梅兰说。第二年，大舅舅从澳大利亚寄回来一台电视机，彩色的。苏梅兰跑去确认了一番，是新的，不是垃圾堆里捡来的。那时候白天没有电视节目，晚上才有。一到晚上，全羊毛胡同的人都跑到曹大娘家看電视，把院子挤得满满的，连站都站不下，有的爬到树上或者骑在围墙上看。那一年中国女排得了冠军，人们都在谈论女排精神，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涨士气中。二舅舅隐隐预感到这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兆头，他跟曹大爷说他不想去澳大利亚了。曹大爷不发话，坐在火炉边一口接一口地喝滚烫的浓茶。曹大爷在羊毛胡同是个传奇式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某一年，曹大爷从迪化回伊犁——迪化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经过三台的时候，牧民在海子边宰杀一头牛，风把牛死亡的消息传播得满天都是，乌鸦和鹫盘旋着飞来。一路上，曹大爷都闻到血腥味。穿过果子沟，等到了芦草沟，曹大爷分辨出血腥味里隐含着杀人的气味。他避开大路，在果园、杏园、沙枣园中绕来绕去，绕回到伊宁，经过大巴扎的时候，看见大巴扎的通道上高高地悬挂着几颗人头。那几天迪化的风向突然转变，当局开始对一些思想进步的人下手，芦草沟和惠远古城都设有卡子，曹大爷如果被逮住，人头也会挂在大巴扎的通道上。

八个儿子里面二舅舅遗传曹大爷的性格最多，二舅舅从小就比别的兄弟反应敏捷，他能伸出筷子隔着老远夹起里面馅最多的那一个韭菜盒子，喝羊骨头汤，他也能准确地端到骨头上肉最多的那一碗。因此二舅舅从小就比其他几个舅舅长得高大，走起路来像一匹迈开大步的骆驼，四十五码的脚能把地踩出一个坑来。这样一个强大的二舅舅，曹大爷不发话，他就不敢把刚才的想法再提第二遍。

二舅舅私下对苏梅兰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干呢？买台钢磨，开个磨面坊，以后再扩大成磨面厂。苏梅兰因为胡嘉木，从一个保育所的老师沦落到面粉厂工人，每天回家，顶着一头霜雪一样的面粉出现在我们面前。苏梅兰对这样的生活抱怨连天，曹大娘一家去澳大利亚，苏梅兰也起了去的心思，但是因为不是直系亲属，申请移民比较难。二舅舅不赞成我们也去，觉得去澳大利亚，眼下看着挺好，毕竟，澳大利亚是个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比我们高，但澳大利亚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而中国一切刚刚起步，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苏梅兰对二舅舅的话不甚明白，对二舅舅的提议，报以长叹。自己干要有本钱，一台钢磨几千块钱，那可是一笔巨款，你叫我上哪儿偷去？苏梅兰摊着两手问二舅舅。

年底的时候，曹大娘一家的移民手续办好了，他们把房子卖了，把带不走的很多东西包括那台令人羡慕的彩色电视机留给了我们。一家三十多口人，也算是队伍庞大，漂洋过海地举家搬迁，给人一种悲壮的感觉。曹大娘对我们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这一去，可能这辈子再见不着你们了。曹大娘的话让大家心里涌起莫大的悲伤。

曹大娘一家去澳大利亚后，原本住在一起的大家庭分散了，大家各过各的。曹大娘和曹大爷跟着二舅舅一起生活，他们找了一处平房住下来，平房靠近海，有点不那么整洁，像贫民区。曹大娘晚上盯着月光照耀的大海，担心那些海水会让她尿床。白天，曹大娘呼吸着苦涩的海风，坐在那里唉声叹气，她每叹一口气，就好像把自己的生命吞掉一口。还好，有二舅母经常做烧茄子和烧辣子给曹大娘吃。如果没有烧茄子和烧辣子，曹大娘也许就真的完蛋了。

这些是八舅舅告诉我们的。八舅舅去了澳大利亚后经常给我们写信，信里说的都是他们在那边的生活状况。刚去的时候，几个单身舅舅挤在一间面积很小的房子里，晚上睡觉几个人盖一床被子。澳大利亚什么都贵，他们什么都买不起，真后悔去的时候带的东西太少，以为去了澳大利亚会应有尽有。而要想找到工作，得先学会英语。几个舅舅一边吃着政府发放的免费购物券领来的牛奶、鸡蛋、面包之类的食物，一边吃力地学着英语。他们觉得英语比维吾尔语或者哈萨克语难多了。舅舅们磕磕巴巴地学了半年，学会了一点英语的六舅舅和七舅舅终于在一家装修公司找到了工作，他们干的活儿是往墙上喷涂料。八舅舅干的是电工，他本来还想着去了澳大利亚能当个兽医，澳大利亚羊多，应该需要兽医的，但最终他只能干一些出卖体力的工作。四舅舅连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也找不到，在华人区推着早餐车卖早餐。我们看了八舅舅的信并不怎么替他们发愁，我们按我们的方式去想象澳大利亚，觉得舅舅们在那边生活得应该挺美好。

八舅舅起初把信寄到羊毛胡同，邮递员来送信的时候都是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信不是交给前面的邻居代收就是交给后面的邻居代转，邻居们对澳大利亚的来信充满好奇，他们也想知道曹大娘一家在澳大利亚的状况，有时候就把信拆开来看。等信交到我们手里，已经被很多人看过了，好像八舅舅的信是写给整个羊毛胡同的，谁想看都可以看，就跟报纸一样不具备私密性。有一次邻居把一封拆过的信交给我们，等我们把信看完，邻居问能不能把八舅舅的信给她，澳大利亚的信纸很精美，浅蓝色的底子，印着小花，她女儿想要收藏信纸，这种信纸中国没有。无奈之下，我们后来就让八舅舅把信寄给胡桃，胡桃初中毕业考上了伊宁卫校，她上课用的人体骨骼标本就是当年胡嘉木在戈壁滩的野坟里挖出来的。学校收信比较正规，有传达室，信不会被人拿去随便拆看。胡桃平时住在学校集体宿舍，星期六才回羊毛胡同，把信带回家。吃过晚饭，我们一家人坐在桌子前读八舅舅的信。有段时间读八舅舅的来信成了我们一家重要的事情。我们读完信，然后认真讨论信里一些我们没怎么弄明白的事情，比如“开趴提”，八舅舅就是那样写的。他说他生日的时候开了场“趴提”，参加的都是些华人朋友，他们住在华人区，邻居都是华人，大家说话，英语和汉语切换着用。这点和羊毛胡同有点相似。我们让胡桃回信的时候记得问一下，“趴提”具体是什么。因为信是胡桃收的，回信也就由胡桃来回，以前都是胡嘉木写回信。胡嘉木写得一手好字，他在农科所工作，每天像个老农民一样和种子苗木打交道，写字的才华无用武之地，憋得慌，给八舅舅写回信，胡嘉木格外认真，一封信被他写得像是钢笔字帖一样漂亮，而且洋洋洒洒好几页，几乎每次都超重，要贴很多张国际邮票。胡桃负责写回信后，八舅舅写给我们的信里，总要另写一封给胡桃，胡桃刚开始还拿给我们共享，后来就不愿意共享了。我们收到八舅舅的信也越来越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八舅舅和我们之间的信件往来，干脆就变成了八舅舅和胡桃两人之间的事情。胡桃有时将信的内容跟我们简要说一下，有时啥都不说。问她，她说信是写给她的，她有权不说。

我们能说什么呢？只能是干瞪眼。

我们一直想知道二舅舅在那边的情况，但是二舅舅很少给我们写信。我们只是通过八舅舅的来信得知二舅舅干的是野外工作，经常去一些沙漠地带，大家很少见到他，见到的时候，他一般都是胡子拉碴、头发蓬乱，嘴唇晒爆了皮，人黑得像澳大利亚土著。不过二舅舅在这边的时候就跑野外，就经常晒得很黑。这么说来，二舅舅去了澳大利亚，干的工作基本和国内一样，也算是没有改行。但八舅舅说二舅舅在野外工作队里只是负责扛勘探仪器，不过，华人比澳大利亚土著的待遇要好很多。野外工作队里当向导的基本是土著。白种人没去之前，澳洲大陆上的原住民过着住帐篷的游牧生活，以采集和打猎为主，过得自由自在，白种人去后，土著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直到十多年前才刚刚获得平等的身份，拥有了选举权……

八舅舅写的这些状况一样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在我们的感觉里，舅舅们在一个过生日都要开“趴提”的国家生活，美好的方面一定大于不美好的方面。二舅母的状况就很令苏梅兰羡慕，二舅母在中国人开的餐馆当洗碗工。澳大利亚有很多中国人开的餐馆，二舅母白天去一个餐馆洗碗，晚上去另一个餐馆洗碗，母牛一样健壮的二舅母一个人挣两份工资。苏梅兰说可惜中国没有可以挣两份工资的地方，有的话她也可以这么拼命地挣钱，挣了钱买一台钢磨自己干。已经有人买了榨油机，在东城三岔路口的地方开了榨油坊，榨油机白天连着黑夜轰隆轰隆地响着，榨油的人排着老长的队等着榨油。包产到户后，察布查尔几千亩地的胡麻和霍城县一直种到了边界线的油葵多得榨不完，榨油坊一天挣的钱，抵得上苏梅兰一个月的工资。

苏梅兰动了买钢磨的心思后，让胡桃给大舅舅写封信，看能不能借点钱。大舅舅一家去得最早，澳大利亚工资高，大舅舅肯定已经积累了点钱。但是胡嘉木不让写。八舅舅隐约透露过，大舅舅在那边状况并不好，大舅舅在这边是坐办公室的，到了那边什么技术都没有，英语也不行，到现在还说得磕磕巴巴的，自去了澳大利亚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在家闲待着，靠领失业金生活。大舅母因为有她的姨妈帮忙，在一家酒店找了份工作，大舅母具体干什么工作，八舅舅也不是很清楚，就算漂洋过海去了陌生的地方，大舅母还是和这个大家庭格格不入。没去澳大利亚以前，大舅母在伊犁宾馆工作，每天冷着脸坐在那里开开票、收收钱，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伊犁宾馆是伊宁市条件最好的宾馆，苏联援建中国的时候，苏联专家来伊宁就住在那里，大舅母有资格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苏梅兰没想到大舅母到了澳大利亚还是在高人一等的地方工作。直到一九八五年四舅舅回国，我们才知道，在澳大利亚，去酒店工作，一点不高人一等。服务员干的工作不像在伊犁宾馆那么清闲，要帮客人搬行李、送咖啡，得微笑着跟客人说话，不能冷着脸坐在那里，更不能高高在上。四舅舅还透露，大舅母在酒店干的工作基本不用跟客人打交道，因为大舅母带着上海腔的英语澳大利亚人听不懂。大舅母在伊宁的时候，说话故意扬着上海腔，只怕别人不知道她是上海人。和她一起来伊宁的知青，都学会了用伊宁人的腔调说普通话，大舅母觉得土，就是不说。这能怪谁呢？我们实在想不出在酒店什么样的工作是不需要和客人打交道的。廚师？可是大舅母饭都不怎么会做，怎能当厨师？四舅舅说打扫卫生的清洁员一般不需要和客人有语言交流，只需低头干活就行。苏梅兰啊了一声。四舅舅又说，澳大利亚酒店卫生间的卫生一天到晚要有人不停地打扫，上厕所的人走了，就要进去打扫一遍，洗手的台子要擦得干干净净。苏梅兰又啊一声，这太让她想不到了，大舅母在澳大利亚，干的竟然是在卫生间打扫卫生的工作，虽说澳大利亚的卫生间比我们这边的厕所高级，但卫生间和厕所的性质终究是一样的。

四舅舅回来是找对象来的，五舅舅结婚比较早，本来四舅舅没结婚，五舅舅是不能比四舅舅早结的。四舅舅是个慢性子，找个对象也慢吞吞的，五舅舅早早地就找好了对象，等了一年，又等一年，等不及，就先结了。去澳大利亚前，也有不少人给四舅舅介绍对象，四舅舅不急，说澳大利亚也有女人的。去了澳大利亚，四舅舅找不到工作，每天在街头卖早餐，早些年就去了澳大利亚的华人，没有人找刚去澳大利亚没有工作的四舅舅结婚。四舅舅只能回来找。四舅舅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了一台双卡录音机。胡桃刚工作，医院里国庆节排练节目，录音机老卡带子，胡桃把四舅舅带回来的双卡录音机带到医院，顺便把四舅舅也带去看她们排练。四舅舅回澳大利亚的时候带走了其中一个叫黄丽玲的护士。这速度，和四舅舅一贯的慢性子形成鲜明对比。胡桃说，她本来想把同科室的林静介绍给四舅舅的，没想黄丽玲下手比林静快。

黄丽玲跟着四舅舅去了澳大利亚后，每天早上和四舅舅一起推着餐车在华人街卖早餐，起初以为只是卖一段时间，很快就可以在医院找到工作，澳大利亚医院护士工资很高，但是在医院上班需要有证，黄丽玲英语不行，考了几次考不下来。一年后黄丽玲的爸妈兴高采烈地飞到澳大利亚去看女儿，结果发现女儿在街头推着餐车卖早餐，黄丽玲的爸妈没想到女儿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澳大利亚大街上车开得飞快，过个马路险象环生，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把命丢在这里，黄丽玲爸妈不敢出门，坐在家里唉声叹气。他们回来的时候把黄丽玲强拉了回来。与其在澳大利亚过最底层的生活，不如回来过中不溜的日子，在中国，一个医院的护士，好歹是受人尊重的。黄丽玲回来后从不对人说起在那边的生活，只说和四舅舅感情不好。认识才几天就结婚，感情能好吗？胡桃说。她没有揭穿黄丽玲，但是对黄丽玲很鄙夷。黄丽玲又回到医院上班，只是成了临时工，编制没有了，工资也低了许多。大家暗地里嘲笑黄丽玲得不偿失，黄丽玲也知道大家在嘲笑自己，她觉得一定是胡桃在背后说了什么，在医院碰见胡桃，胡桃跟她打招呼，她理都不理，头一偏就过去了，把胡桃气的。黄丽玲跟四舅舅走的时候，我们还叫过她四舅母呢，她咋能这样子。伊宁市的花城那边，大世界舞厅刚开张，黄丽玲下班后穿着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露肩连衣裙和细高跟鞋，闪亮地出现在舞厅，伊宁市很多人都还不会跳舞，黄丽玲在舞池里犹如跳舞皇后。我们怀疑她的舞其实是在国内暗自学的，在澳大利亚天天忙着卖早餐，有时间去跳舞吗？胡桃和医院的同事们去舞厅学跳舞，三十米开外就能看见黄丽玲正和某个男人眉目传情。后来黄丽玲嫁给了一个来伊宁做生意的广州人，广州人说着“细啦”“嗨啊”的广东话，请医院的护士们喝汽水。黄丽玲也给胡桃递一瓶，胡桃不想接，林静帮她接了。林静对胡桃说，她得谢谢黄丽玲，要不，从澳大利亚灰溜溜地回来的可能就是自己。黄丽玲很快跟着广州人去了广州，这回应该不用卖早餐了。胡桃揶揄。

四舅舅后来又结了婚，给我们寄过一张照片，和四舅舅站在一起的女人金发、胖，不是一般的胖，年龄不好确定。我们对不同人种女人的年龄判断不是很有把握。反正这个女人应该比四舅舅大许多，不过，也许人家显得老相也说不定。苏梅兰看着照片说，这么胖的女人，又这个年纪，可能生不出孩子。四舅舅果然被苏梅兰的乌鸦嘴说中。四舅舅一生无儿无女，老了住在养老院里。四舅舅自己的解释是，澳大利亚的女人不喜欢生孩子，很多家庭都丁克，老了就住养老院。“丁克”这个词我们第一次听到，感觉很时髦。“养老院”在我们这个地方听来也比较陌生。四舅舅跟胖女人结婚后，被传染了一样胖起来了。十多年后他又回过一次国，将近三百斤的体重，走路都艰难。四舅舅说，澳大利亚女人喜欢吃高热量的食物，她逼着他吃下去的那些肉和奶油，最后全都变成了他身上的肉和脂肪。再这样继续胖下去，他就没法回来了，飞机上的座椅根本塞不下他肥大的屁股。四舅舅这样说的时候，喉咙发出一阵嘶嘶的笑声。对于一个这般肥胖的人而言，笑起来的时候难免全身颤抖，加之他脸上的表情，让人误以为他是在难过地抽泣。

可能是黄丽玲的经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反正人是很容易就忘记那些久未谋面的面孔的，胡桃和八舅舅的信件往来越来越少，我们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关心澳大利亚的消息。我们这边的生活越来越丰富，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一九八八年八舅舅回来的时候，苏梅兰的磨面坊已经如二舅舅设想的那样变成了磨面厂，磨面机由一台变成了好几台。门口的拖拉机和大卡车上高高叠着一麻袋一麻袋等着磨的麦子。二舅舅去澳大利亚一年后，不等苏梅兰开口就寄回来一笔钱，苏梅兰买了第一台钢磨，在三岔路口榨油坊的旁边开起了磨面坊。那台可以自动磨面的机器每天大口吃进麦子，吐出面粉。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磨面机，磨出的面粉，分好几道，第一道的面最白最细，做拉条子，能拉得又长又均匀。水磨磨出的面粗，做拉条子不筋道，老是断。很小的时候我跟二舅母去纳达齐牛录玩，看见过水磨，巨大的水声和石磨转动的声音，淹没了纳达齐牛录其他的声音。二舅母说冬天河水封冻，水磨就停在那儿没法转了，整个纳达齐牛录安静下来。习惯了水磨声音的纳达齐牛录人，以为自己的耳朵聋掉了。在纳达齐牛录，春天来没来，听水磨的声音响没响就知道了。水磨的声音是纳达齐牛录春天的标志。不知道二舅母在澳大利亚，会不会想起纳达齐牛录的水磨声。二舅母曾经抱怨水磨磨出的面，面粉和麸皮混在一起，要用筛子筛过，将面粉和麸皮分开才能做锡伯族大饼，这道工序很费力。钢磨不用，自动就把面粉和麸皮给分开来了。苏梅兰买的第一台钢磨，下崽一样，很快繁殖出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磨面坊前面空地上停着的毛驴车和马车挤成一团，毛驴大叫，拴在木桩子上的马互相尥蹄子。每天地上都会留下一堆堆的驴粪蛋子和马粪蛋子。苏梅兰在牲口的粪蛋子中踮着脚走路，有一天摔了一跤，一屁股坐在一堆热乎乎的粪蛋子上，爬起来后她果断把磨面坊搬到城外的巴彦岱，又买了些钢磨，招来工人，自己当起了磨面厂的厂长。磨面厂不再磨零碎散户的麦子，直接跟一些承包了上千亩地麦子的农户订合同，专门加工他们的麦子。这些麦子用拖拉机或者卡车运来，停在磨面厂门口，苏梅兰穿着束带风衣，高着嗓门指挥人搬麻袋，俨然一副女强人的架势。八舅舅回来，我们家已经大变了样，新家具闪闪发亮，窗户扩成了双扇的，大门换成了拱形门楣的铁艺大门，有了种高门大院的感觉。院子里的空地不再种菜，全种上了花。种菜和种花都是胡嘉木的长项，他能把天竺葵嫁接出很多种颜色，把单瓣的海娜花变成复瓣的，蔷薇树篱被修剪成彩虹的形状。一个在戈壁滩上挖过死人骨头的人，用一座繁盛的花园，掩盖了心底里的一片荒凉。八舅舅这个海外华侨，穿着牛仔裤旅游鞋，在我家开满了花的院子里走来走去，他走过的距离，都可以走到胡桃上班的医院了。胡桃在晚上八点钟下班，脱下白大褂，穿上连衣裙，迈着精确计算好的优雅步伐，准时出现在羊毛胡同。

晚上吃过饭后，八舅舅和胡桃一起站在朦胧暗影的黄昏中说话，他们说了好长时间，但最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整个过程胡桃不停地揪着花瓣，她站的地方，凡是能够著的花，全被她揪秃了。我们猜胡桃在跟八舅舅说外科医生。胡桃跟他们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产生了点情愫，那个外科医生借着给胡桃看腹部肿块，摸了胡桃的乳房。肿块其实不是肿块，是副乳。一般女人副乳长在腋下，胡桃像母猪一样，从胸到腹部长了两排隐形的副乳，虽然没有显形出来，但每个月一到生理周期，两排副乳就隐隐地胀痛，摸上去好像有一个乳头般大小的核。胡桃又羞又难过，外科医生安慰胡桃，这没什么，每个人在胚胎时，从腋窝到腹股沟的两条线上都长有六到八对乳腺的始基，出生前，除胸前的一对保留外，其余的都退化了，但也有极个别的人，没有完全退化，胡桃就属于极个别人。一个女人有这么多暗藏的乳房，生理产生反应的时候，所有的乳房也会集体地发出反应，这也太迷人了。外科医生把胡桃平放在检查床上，用手指轻轻按压，找到副乳的位置，用圆珠笔一个一个画出来。等他画完，他发现胡桃的乳房，简直像一座星系一样复杂。他一个一个地亲吻，抚摸。胡桃躺在那里，被外科医生摸过的乳房，散发出一股熟桃子的味道。这种味道一经散发，就收敛不住。胡桃下班回家，从苏梅兰面前经过，苏梅兰闻到胡桃身体散发出的气味，这味道太浓了，没能逃过苏梅兰的鼻子。一九七九年的那个冬天，如果苏梅兰的鼻子冻掉了的话，她就不可能闻到胡桃身上的熟桃子味。苏梅兰打听了外科医生家的条件，觉得还是不要和这样的人扯上关系的好。外科医生的母亲是伊犁州的某个领导，我们在电视机前守了三天，就有两天在伊犁新闻上看到她短暂地出现过。短发，深色套装，眼睛往上看。我们的妈摆出妈的威严，对胡桃说，买马看母，外科医生母亲跟大舅母很像，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跟这样的人家相处，会有一种压迫感。苏梅兰坚决不许胡桃和外科医生继续交往下去。胡桃表面上很听话，断了和外科医生的那点情愫，回家也绝口不再提起外科医生。苏梅兰甚是欣慰。但这种欣慰没持续多久，有一次胡桃下班回家，苏梅兰又从胡桃身上闻到了可疑的味道，她知道胡桃没有听她的话。

也许八舅舅回来能改变事情的走向。

八舅舅回来的原因和四舅舅一样，但他不像四舅舅那么目的明确，八舅舅每天在羊毛胡同晃悠或者去伊犁河边转悠，他还一心想着找到那个围墙有缺口的苹果园把《西域毒草大全》还给看果园的老汉。八舅舅把那本书带到了澳大利亚，他走的时候竟然没有扔掉它。

啤酒花大婶又开始隔三岔五地来我们家。苏梅兰没时间做啤酒，啤酒花大婶做好了，用装伊宁大曲的方形塑料桶装着拎到我家。她教给苏梅兰做的其实是格瓦斯，盖子打开，砰地冒出一股气。装在玻璃瓶里，弄不好会爆炸。苏梅兰以前做的时候，发酵的过程中爆炸过一次，觉得危险，就不做了。啤酒花也不种了，那东西长得快，葡萄藤都被它挤得没地方爬了。啤酒花大婶比以前胖了很多，我们改叫她啤酒桶大婶。四舅舅回来那年她还没这么胖。她本来想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四舅舅的。这次她想把另一个女儿介绍给八舅舅。胡桃见过啤酒桶大婶的另一个女儿，去他们医院打过针，胡桃给打的，长得还可以，臀部的皮肤比脸白，人挺苗条的。苏梅兰说，啤酒桶大婶年轻的时候长得也不错，也挺苗条的。看见啤酒桶大婶现在的样子，就可以想象出她女儿以后的样子。

八舅舅不见啤酒桶大婶的女儿，也不见其他人，他谁都不见。我们觉得他这次回国，纯粹就是打着找对象的借口回来玩的，或者说，是回来看胡桃的。六舅舅和七舅舅已经找了当地的华人女友准备结婚，他们已经勉强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八舅舅不找，做电工之余穿着沙滩裤戴着墨镜躺在海边晒太阳，皮肤晒成了棕色。八舅舅在海边光着膀子吹着海风的身姿，跟在伊犁河上滑冰的身姿一样帅，吸引了不少白种姑娘的目光，白种姑娘不会忸怩作态地问八舅舅住哪儿，直接抛飞吻，打口哨。八舅舅跟她们去跳舞，去喝酒，没有下文。胡桃问八舅舅为什么没有下文，八舅舅想了想，说找不到缺口。八舅舅还是八舅舅，说话跟谜一样。皮肤晒成了棕色的八舅舅回到羊毛胡同，说话依旧汉语和维吾尔语熟练地切换，依旧喜欢吃苏梅兰做的剁掉了鱼头的椒蒿炖鱼，澳大利亚只是从表面上改变了他，他看世界的眼睛还是黑色的，没有变蓝，也没有变褐。八舅舅依旧喜欢带着我们去伊犁河对岸疯玩，那片锡伯族人的领地里散落着孤独吃草的马，蓝色胡麻花一直开到天边，有人在落日旁升起了细细的炊烟，迎着风向，就能闻到烧茄子和烧辣子的味道。八舅舅在伊犁河边找到了几种《西域毒草大全》里的毒草，菊蒿、棘豆、醉马草。八舅舅感叹，如果不是去了澳大利亚，他应该是一个兽医，在草原上骑马，和牛羊打交道，熟记书里的每一种毒草，而不是一个跟金属丝和绝缘体打交道的电工。他不喜欢纺织女工的直线思维，更不喜欢金属直线式的乏味生活。我在草堆里捡了几个马屁泡，这是一种菌类，小时候我们把这东西当球踢来踢去，有时候用它来搞恶作剧。胡桃从我手里拿过马屁泡，扔到八舅舅脸上，马屁泡噗地爆炸开来，里面褐色粉末像释放的烟幕弹，喷了八舅舅一脸。胡桃说，你为什么去澳大利亚？你如果不去澳大利亚……胡桃没有往下说，她说话跟苏梅兰一样，喜欢说半句。

伊犁河边的湿地里，长着一片癞蛤蟆草，八舅舅说癞蛤蟆草其实就是新疆曼陀罗，有毒性，可以迷醉人。这种草我们很熟悉，夏天开白色喇叭状的花，花落之后结出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刺球，踢一脚，刺球就会散发出臭气。人的梦有时也会散发出这种臭气。有一段时间，胡桃在睡觉时就经常散发出这种恶臭。那段时间她正经历一些烂事，这些烂事不宜张扬，闷在肚子里，最后只能通過梦散发出来。

但一九八八年八舅舅回来的时候，胡桃的梦还不散发恶臭，更像是马屁泡释放的烟幕弹那般的褐色粉末。胡桃对八舅舅说，十四岁的时候，我看见你骑着自行车从羊毛胡同东边过来，羊毛胡同的冬天，马车甩着铃铛哗啦哗啦地跑过，结冰的路面被马蹄子踩踏得坑坑洼洼，你骑着高难度的花样式冰上自行车，一路摔着跤来到我跟前，下了车，用两腿夹住车轮，把摔歪的自行车把拧正，再在车链子上哐哐猛踢几脚，惊得蹲在围墙上的乌鸦一只接一只飞起来，像一团散开的黑煤烟。

八舅舅说，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胡桃说，你是我的初恋啊。

我们都以为八舅舅和胡桃会发生点什么，他们经常坐在花园里说话，但身体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一天晚上月亮被云遮住了，花园里一片漆黑，八舅舅和胡桃好像被吞了进去，月亮出来的时候，又把他们吐了出来。他们坐在那里，两人之间的距离没有变得更近，也没有变得更远。

苏梅兰有些矛盾，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舅舅们在澳大利亚过得并不是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大舅舅还在领失业金，二舅舅还在野外工作队晒得跟土著一样黑，六舅舅七舅舅还在往墙上刷涂料，八舅舅还在当电工。如果是在国内，苏梅兰是不会允许胡桃和一个电工谈恋爱的。外科医生怎么说也比电工体面。胡桃可能也是同样想法，她下班回来得越来越晚，有时候要到睡觉时间了才回来。八舅舅一个人坐在花园里，形单影只。

八舅舅要回澳大利亚的那天，突然冒出来一个女的，拿着一张黑白集体照，跑到我家来找八舅舅，说自己是八舅舅的小学同学。她指着第二排最边上穿格子衣服的矮个子女生，说那个就是她。她报出名字，八舅舅脸上的表情明显有些疑惑和不确定，显然是女大十八变，已经变得根本认不出来了。我们拿着照片，从几十个人头中找了半天，找到了八舅舅。八舅舅也有变化，但不至于变得认不出来。

我们送八舅舅走，女同学也跟着去，八舅舅上车的时候，女同学突然扒拉开我们，挤过去附到八舅舅耳边说了句什么，我感觉她是往八舅舅耳朵里灌了一剂毒药，八舅舅明显和刚才不一样了，目光有些飘摇起来。送走八舅舅后，苏梅兰说，这个女同学，不像是个正经女人。胡桃说，八舅舅的这个小学女同学，说话的声音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苏梅兰没有接茬，她气哼哼地给胡桃准备嫁妆去了。不准备难道等着丢人现眼吗？胡桃经常很晚才回来，说不定肚子哪天就鼓起来了。为了不被外科医生的母亲低看，苏梅兰给胡桃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彩电、双缸洗衣机、电冰箱娘家全包了，“三金”也买了，毛料买了好几身。绝不能被人家高高在上的气势压倒，否则一辈子都被压着抬不起头，苏梅兰教导胡桃。但胡桃没我们的妈这样的心气，外科医生的母亲只给胡桃准备了一身毛布衣料，颜色还是很老气的深灰色，估计是谁找她走后门送的礼，胡桃居然就毫无意见地接受了。更甚的是，结婚当天，本来说好用自行车来接新娘子的，结果那个高高在上的母亲对外科医生说，羊毛胡同那样的地方，离伊犁宾馆不远，自己走着来就好了。苏梅兰像被狗咬了一样跳起来，坚决不许胡桃自己走着去。结果新娘子没有到场，开席时间到了，酒席照样开吃，吃得热热闹闹。吃完后，喝得东倒西歪的外科医生来我家把胡桃带走了。结婚证都领了，还能怎么样。

胡桃结婚，八舅舅从澳大利亚寄回来一副珠子的门帘，亮闪闪的，成了婚房里的亮点。伊宁市那几年流行用挂历和曲别针做的珠门帘，挂历剪成小片的菱形，曲别针拉直了，卷上菱形的挂历纸，卷出珠子的形状，连缀起来，就是一副琳琅满目的珠帘子。我为了做一副珠帘子，拇指和食指磨出了泡。八舅舅华美的珠帘子，多少让胡桃糟糕的婚礼有了点光彩流溢的幸福感。那副珠帘子挂了很多年，后来在一次胡桃追杀外科医生的过程中断了三根，胡桃手持菜刀追着外科医生砍，砍到了珠帘子，断了三根线的珠帘子参差不齐，从此晃荡起来没有了珠帘子该有的万种风情，再加上那时珠帘子也不再时兴，就取了下来。胡桃的野蛮行为被外科医生高高在上的母亲很是看不上眼，到底是羊毛胡同出来的，她说。此后便不再发表任何意见，她对待羊毛胡同的态度完全和大舅母一个样。不过，胡桃做得确实有点丢人，我们也没想到她会变成这样，她自结婚后就不再迈着精确计算好的优雅步伐走路，她脸皮子越来越厚，在公共场合歇斯底里地和外科医生吵架，弄得全医院的人都知道外科医生利用工作之便，又勾搭了哪个略有姿色的女病人。胡桃拿菜刀砍外科医生这样的事情，也曾发生过。随着外科医生由一个年轻的小医生逐渐变成乳腺科的专家医生，再到著名的乳腺科主任医生，找他看病的女人越来越多。随着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传言他的手比检查仪器更准确。同时，有关外科医生的一些议论也在流传，说他在给病人做检查的时候，对部分略有姿色的病人，會有超出医生检查范围的不轨行为。胡桃对此毫无办法，因为这是她丈夫的工作。女病人找医院领导告状，最后都不了了之。

她又能怎么办？自结婚后，外科医生不但行为不检点，在家庭生活中也极不负责。胡桃不得不自己拎面袋子上五楼，自己扛煤气罐去换煤气，自己骑自行车接送娃，下雪了滑一跤，带着娃眼泪汪汪地跑回羊毛胡同哭诉。我们也是一样的毫无办法。要是胡桃跟八舅舅去了澳大利亚，可能……

我们也只能这样“可能”一下，八舅舅和我们联系越来越少，与其他几个舅舅的联系就更少，八舅舅结婚的时候倒是打电话跟我们说了一下，那一年我们家已经装上了电话，羊毛胡同很多人家继我们家之后都装了电话。苏梅兰的磨面厂已经不开了，苏联解体后她开始做边贸生意，操着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话和维吾尔语以及半生不熟的俄语，往来于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几个中亚小国。家里的电话时常繁忙地响起，每次电话铃声一响，我就蹿过去接电话。我和魏宁分居两地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听到电话铃声，我就以为是魏宁打来的。我想躲开电话铃声，刚走出家门，听见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我停下来，听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返回去接，可是我走到电话机旁边的时候，电话铃却不响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找我的，心里更加不安。我重新出门，快步走到羊毛胡同，听见邻居家的电话铃声在响，不知道是没人，还是什么原因，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我继续往前走，听见另一家的电话也在响。羊毛胡同的房子结构都很相似，靠近路边的那间大房子，是客厅，电话机放在客厅的窗台上，窗子敞开着，朝着大路。我可以透过白色窗纱看见电话机摆放的位置，甚至一伸手就能够着电话。这一家的电话也没有人接，也一直响个不停。接下去，我经过谁家，谁家的电话就响起来。这让我很痛苦，好像电话在追踪我。我不得不走出羊毛胡同，走上另一条街，再走上别的街，走到腿肚子抽筋。我最终决定跑回家把电话线拔了，这一拔，整个世界的电话全都哑了，再没有电话铃声响起。我终于可以放松地坐在家里，什么也不用去等了。

电话铃不响了，惹得苏梅兰大发脾气，因为没有接到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耽误了一笔很重要的生意。苏梅兰独自一人赶到阿拉木图去补救，被几个人围住推来搡去，嚷嚷着要赔偿。他们没想到这个中国女人伸出干巴巴的手有力地揪住其中一个人的耳朵，几乎要把那耳朵给揪下来。事后我们的妈说，别说揪一个小客商的耳朵，就是揪大老板的耳朵，她也毫无顾忌。这回苏梅兰一点没夸张，当时的独联体各国有点混乱，所有商铺的货架空空如也，连列巴都买不到。苏梅兰带着大包小包的货出现在阿拉木图，还没有打开就被抢劫一样抢光。苏梅兰数卢布数到手指抽筋。我不想待在伊宁，决定办个护照，跟着苏梅兰去数钱。刚开始一块人民币值一百卢布，后来变成两百卢布，再后来变成五百卢布。世界的不稳定性让人产生恐慌。苏梅兰的哈萨克话在哈萨克斯坦可以畅通无阻地和人交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或者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语基本应付得了;乌克兰说俄语，这个苏梅兰不如我。那时的乌克兰是一个更加混乱的地方，飞机坦克被拆成零件卖掉，有什么办法，这些东西不能当列巴吃。我们从乌克兰拐道去里海。里海靠近阿塞拜疆的地方在打仗，靠近哈萨克斯坦的这一边还算安定，当地的东高加索人把里海叫作哈扎尔海。我们坐在落日西下的哈扎尔海边，看船只往来。苏梅兰说这些地方曹大爷年轻的时候应该到过，曹大爷还到过伏尔加河。

不知道曹大爷有没有去过西伯利亚，我突然想去西伯利亚看看，人在失意的时候就会想要去一些荒凉的地方走走。西伯利亚除了冷空气估计什么也没有，犹如一个冷酷的世界尽头。苏梅兰说曹大爷年轻时候到过的地方，我们也跟着跑了一遍。曹大爷现在在澳大利亚，我们是不是也去澳大利亚看看，曹大娘在那里，总要找个机会去看看她的。

在世界上转了一大圈，回到羊毛胡同，魏宁站在白杨树笔直的胡同等我，身后是蓝蓝的空气。我一下子把西伯利亚给忘到了脑后，那个遥远荒凉的地方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只是人在伤心时候不切实际的遐想。当我的心回到以前的生活轨迹上来，我想起八舅舅打来过电话说他结婚的事，我当时失魂落魄，忘记了和大家说。

跟八舅舅结婚的人，正是那个不像是个正经女人的、八舅舅的小学女同学。八舅舅说出杜媛媛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半天反应不过来，以为和八舅舅结婚的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我记得八舅舅那个女同学的名字好像叫曾柳青，绝对不是杜媛媛。八舅舅说曾柳青改名字了，她爸妈离婚了，她就把名字改成了杜媛媛，跟她妈的姓。他也是给她办移民手续的时候才知道的。这听起来没什么毛病，我们也没多想。胡桃说八舅舅以前对啤酒桶大婶说过，要找个不那么正经的。八舅舅说的不那么正经的，跟曾柳青或者杜媛媛的不正经应该是两码子事，是两个看似一样又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不知道那个叫曾柳青或者杜媛媛的女人，是怎么跟八舅舅扯上关系的，又是怎么漂洋过海地到澳大利亚结婚去的。

你等着看好了。苏梅兰说。

我们不让她往下说，她那张乌鸦嘴，说起倒霉事来，灵验得很。

我们搬到胜利街的楼房后，电话号码换了，我们忙于眼前越来越纷乱多彩的生活，无暇顾及另一个大陆板块上的事情，有很多年，我们和澳大利亚那边几乎断了联系。有一年圣诞节，胡桃收到八舅舅寄到医院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只写了几句祝福语。

新世纪到了，二〇〇几年，已经变得很胖的四舅舅回來，我们才得知曹大爷已经不在了。那个喝着滚烫的草药茶，雪山一样威严的人，在澳大利亚“融化”掉了。我们伤感了一下，很快就谈论起其他事情来。大舅舅的小儿子曹营，差点把大舅舅和大舅母气死，曹营结婚都有了一个女儿，又突然离婚，宣称要和一个同性别的人生活在一起。这让我们惊讶得眼珠子都鼓了出来。这都怪大舅母，如果当初不那么得意扬扬地移民澳大利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苏梅兰说。她任何时候都不忘攻击一下大舅母。

我们又从四舅舅口中得知，二舅母在澳大利亚开了家餐馆。二舅母在这边的时候因为没有工作，只能待在家里做饭，一大家子的饭，一天三顿，都是她一个人做，练就了一手好厨艺。烧茄子和烧辣子是餐馆的主打菜，曹大娘有时候去帮忙，亲自动手做烧茄子和烧辣子，也做椒蒿炖鱼，椒蒿是我们寄去的种子种植出来的，不是我们这边伊犁河边野生的草。鱼也不是伊犁河里的鱼，曹大娘总觉得澳大利亚的鱼肉太粗，不好吃。椒蒿也没有伊犁的香。不过餐馆生意不错，经常有人排队等吃。一个九十来岁的锡伯族老太太下厨做菜，能不火吗？曹大娘在当地华人中小有名气，她已经不再担心海水会让她尿床了。

我们最想知道的是八舅舅的情况。四舅舅告诉我们，八舅舅的白种人朋友，像盗走一只羊那样盗走了他的女人。我们觉得这个比喻太不恰当了，那个曾柳青或者杜媛媛，根本不可能是一只羊。她怎么可能是一只羊嘛，她不主动去盗别人就不错了。四舅舅还是太不会看女人了，男人都不怎么会看女人。我们只跟曾柳青或者杜媛媛接触过一次，就大概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对这个结果一点不感到惊讶，我们只是好奇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八舅舅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八舅舅这些年不怎么跟我们联系可能跟这件事有关，既然八舅舅不想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就没有打电话去问八舅舅。一直到二〇一二年，有一天胡桃跑回家，跟我们说她见着曾柳青了。曾柳青想找外科医生看病，挂不上号，去找胡桃帮忙，整个伊宁市都知道胡桃是外科医生的老婆，可以开后门加个号。曾柳青拎着东西，敲开胡桃家的门，说明来意，胡桃当时就愣住了。这个曾柳青，不是那个杜媛媛，或者说，曾柳青跟杜媛媛根本就是两个人。

你是我八舅舅的小学同学？胡桃问曾柳青。

是的。曾柳青拼命点头。

你可有什么凭证证明你是我八舅舅的小学同学？

凭证？曾柳青一脸茫然。

那我怎么能断定你就是我八舅舅的小学同学呢？

曾柳青没法证明自己是八舅舅的小学同学。她有点莫名其妙，她就是想看个病，用得着这样被质疑吗？

胡桃提醒曾柳青，既然是同学，那毕业照总是有的吧。曾柳青说，都几十年了，谁还保留那东西。胡桃说，你总得说出点什么吧。曾柳青说她记得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跟着几个同学到羊毛胡同玩过，还和八舅舅一起到我们家摘过杏子，我妈给了他们每人一块水果糖，玻璃糖纸挺漂亮的，那时候她收集了很多糖纸，夹在日记本里。曾柳青以为八舅舅是我们的亲舅舅。小学毕业后她就没有见过八舅舅，更不要说联系了。她只是听同学说八舅舅去了澳大利亚，她和八舅舅没什么具体的交情，仅仅是在一起上过学的小学同学。如果胡桃不给这个面子，她也没什么好说的。

胡桃脑子里飞快地转着，但怎么转也没转明白。她后来终于想起一个重要线索：你认识杜媛媛吗？

曾柳青认真想了想，说，不认识，怎么啦？

这就奇怪了，你被一个你都不认识的人冒充了。胡桃说。

胡桃告诉曾柳青杜媛媛的事，曾柳青大为惊讶，说，你八舅舅回来的话记得告诉我一声，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是咋回事，否则我死不瞑目。

曾柳青的话把胡桃给吓住了，被人冒充了一下而已，至于严重到死不瞑目吗？

胡桃说的事让我们傻了眼，一切也太离奇了。杜媛媛当初来我们家，拿着一张小学毕业集体照，告诉我们她是八舅舅的小学同学，毫不费力地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将一个大活人调了包，这简直就是戏剧里才有的事。这也太欺负我们的智商了。诸多的疑问我们没法解释，唯一的解释就是杜媛媛跟曾柳青长得有点像。胡桃说像个屁，曾柳青一点也不漂亮，曾柳青的鼻梁上有几颗醒目的雀斑，跟麻雀蛋上的斑点一样大。鼻梁上有雀斑的人，怎么也不能说是好看。八舅舅要么不怎么记得曾柳青这个同学，要么就是把她跟其他女同学记混了，或者八舅舅根本不在意杜媛媛是不是曾柳青。曾柳青应该是那种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女生，她除了雀斑整个人没什么特点。但杜媛媛漂亮得让全世界男人都觉得她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包括冒名顶替。

我们犹豫要不要告诉八舅舅曾柳青的事，不过八舅舅知不知道关系不大，杜媛媛已经离开八舅舅了。

曾柳青为着看病的事情又和胡桃联系了几次，她怀疑自己得了乳腺癌，去检查后得知不是癌，只是增生。曾柳青不信，非要让外科医生给确诊一下。胡桃看在曾柳青是所谓名字上的八舅母的份儿上，让外科医生加了个号给仔细看看。看过后，外科医生确诊不是癌。曾柳青还是不信，她认定外科医生没有认真看，他只是看她的乳房，而不是看她乳房的病理情况。她明显感觉到外科医生检查的手法有问题。怎么个有问题，曾柳青说不出来。虽然没有过界，检查的部位仅限于乳房，但摸和抚摸的界限，不好说，说不好，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说清楚。外科医生对此事的回应比较轻描淡写：长那样，算了吧。胡桃清楚，外科医生说的不是实话，他对一个女人的脸长什么样一点不在意，他对女人的乳房长什么样很在意，曾柳青脸长得不漂亮，但是她的两只乳房大小不一，一个像甜瓜一样大，一个跟苹果一样小。这使得她身子不自觉地朝乳房大的那一边歪斜，给人感觉她随时想往人身上依靠。如此奇特的乳房，外科医生不会无动于衷。不过，现在胡桃不会再拿菜刀追砍外科医生，她正如火如荼地跟医院的另一个外科医生搞婚外恋，她的乳房又开始复苏般散发出熟桃子的味道，但她的梦会散发出癞蛤蟆草的恶臭。她脑子里那个刺耳的喧闹的世界，就跟大巴扎上的牲口市场一样。我见过那个外科医生，也是个乳腺专家，刚当上了副院长，穿锃亮的皮鞋，志得意满的样子。他主要是动手术，负责切除外科医生确诊的那些发生了病理变化的乳房。在伊宁这个边境小城，所有跟感情沾边的都会招惹上飞短流长。副院长和胡桃的事在医疗系统内部传得沸沸扬扬，外科医生肯定也知道，但他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有几次凶狠地打他们的孩子鹏鹏，打得鹏鹏浑身伤痕地跑到我们家。我们气愤不已，要打电话报警，鹏鹏不让。如果我不挨打，我妈就得挨打。鹏鹏说。鹏鹏已经是个高三的大男孩了，他什么都懂。由此看来外科医生是知道的，那他为什么不挑明呢？我们担心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闹出什么事来。不过我们也抱着观望的态度，现在还有谁认真这种事？也许过一段时间，一切就都过去了。

如我们所料，过了两年，副院长要调到乌鲁木齐去了，我们大松一口气。时间虽然超过了我们预期的半年或者一年，但其间没出现什么闹得不可收场的事情来，也还算是万幸。副院长要调到乌鲁木齐去，我们都知道了，胡桃还不知道。她知道后把脚给崴了，一边往脚脖子上抹红花油，一边龇牙咧嘴地大骂副院长。我们觉得胡桃气急败坏一阵子也就过去了，不过去还能怎么样？人家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躲她才调走的，要不然为什么悄悄地办调动不让她知道。胡桃说她知道副院长要调乌鲁木齐，他们说好的，副院长调过去后想办法把她也调过去。胡桃也太天真了，都四十多岁了，想问题还这么不长脑子。实际上，一起调过去的是副院长的老婆。这激怒了胡桃。

调过去的是人家自己的老婆，这有什么不对吗？我们的妈质问胡桃。

我们没想到胡桃这个家伙，会拐着脚跑上门去找副院长，副院长不会在家，副院长的老婆客客气气地接待了胡桃，给胡桃的脚脖子贴了一副止痛膏药，还给胡桃切脐橙吃。胡桃若有脑子，这时候就应该赶紧走人，但她做事根本不过脑子。胡桃躺在人家的沙发上赖着不走，这样僵持着到了晚上十点多，十一点多，十二点多。这时候副院长回来了，一进门就面目狰狞地拉起胡桃往外拖，胡桃抓住茶几不放手，副院长去掰胡桃的手，指头被掰得咔咔响。太疼了，胡桃不得不松开手，她正打算走人，没想到副院长从后面推了她一把，她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胡桃站住后，突然就爆发了，从茶几上拿起了一把水果刀，那水果刀上还留着脐橙微弱的香气。她转身，反手把它扎进了副院长有厚厚脂肪的腹部。

幸好水果刀是副院长家里的，如果水果刀是胡桃从自己家里带去的，量刑会重很多。也幸好副院长的腹部有厚厚的脂肪，脂肪层的厚度接近水果刀刀刃的长度，这才没有扎到副院长的脂肪肝上。伤到内脏，量刑也会重很多。弟弟胡杨是搞法律工作的，这方面他比较懂。然而，无论如何要量刑……

苏梅兰得知胡桃的举动后，惊愕得连嗓音都变尖了。我们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比如一年两到三次，去白石墩劳改农场看胡桃。白石墩是一个石头遍布的地方，很多犯人都被送到那里劳改。苏梅兰崩溃得走来走去，胡桃陷在沙发里，等着被带到白石墩去。胡杨觉得事情可能没那么严重，我们可以私下找副院长协商，多赔偿些医疗费外加道歉。如果能获得对方谅解，就可以不追究胡桃的刑事责任。其实把事情闹开，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但胡桃不愿意协商，说，我谅解他还差不多。这样的时候胡桃还说出这样的话，我们真恨不得揍她一顿。胡嘉木不发表意见，他一言不发地在衣柜里翻了半天，翻出一件平时不穿的外套，对着镜子认真穿上，手里拿上一顶帽子出门去了。

胡嘉木压低帽檐悄悄地回来后，不跟任何人说话，戴着帽子在床上躺了三天。这三天风平浪静，我们都有点怀疑这风平浪静是一种假象，也许什么时候门就会突然打开，进来一帮人把胡桃带走了。第四天，有人敲门，我们谁都不敢去开，胡嘉木摇晃着爬起来开门，我们抻长脖子看向门口，副院长老婆戴着墨镜捂着口罩包着头巾站在那里，看来她觉得上我们家来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这就好办了。

副院长老婆对胡嘉木说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必须要道歉。胡嘉木说，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你看到我的额头都磕出血了。副院长老婆说，你道歉不算数，必须胡桃道歉，要当着我家人的面道歉，我要让家人看见我没有丢尽尊严。

胡桃不愿意道歉，她宁愿去白石墩，她还想去纪委检举副院长，她要鱼死网破。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让胡桃变得如此危险，如此厚脸皮。

不就是一次婚外恋吗？这个年纪的婚外恋，能有多少爱情在里面？胡杨说。

你就不能给你儿子留点脸面吗？你还想不想他回伊宁？胡杨问胡桃。

鹏鹏去成都上大学之后就没有回过伊宁，这样的事情，花粉一样在伊宁传得滿天飞扬，鹏鹏不回来也好。

胡桃扛了一阵，最后同意去道歉，她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我们不放心胡桃一个人去，胡杨推托自己是个法律工作者，他要维护他的声名，这样的事他去不合适。魏宁在边境带兵回不来，只能我去。我有点怕，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副院长老婆的老母亲，率领副院长老婆的兄弟姐妹一干人坐了一屋子，胡桃和我站在中间，胡桃拿出事先写好的草稿念了一遍。副院长老婆的一个兄弟觉得声音太小，没听清，让胡桃大声一点再念一遍，胡桃提高声音，又念了一遍。另一个兄弟说胡桃声音里没有诚意，他走过来扒拉开我，打了胡桃一耳刮子，揪住胡桃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地上摁。道歉有把头仰这么高的吗？他说。我上去挡，被推得摔了一跤，头磕在地上，抬起头来的时候，我首先看见的是穿着各种拖鞋的脚，感觉自己磕了一个大大的响头。我们出来后，我胃里有耻辱在搅拌，起伏着想吐，但吐不出来。胡桃没事人一样，她顺路拐进服装店买了条红裙子，穿在身上往回走。胡桃说，他们要的医疗费赔偿不给了，看他们能怎么样。

医疗费赔偿三万多，胡桃不给，他们也没有来要，他们不想事情张扬，毕竟这是丑闻。事情似乎就这样了了。副院长和他老婆调到了乌鲁木齐，至少不会和胡桃在伊宁冤家路窄地相见，时间久了一切终将过去。但事实上事情远没有了结。好像有什么在暗里延续，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从什么地方井喷出来。

我们以为外科医生会和胡桃离婚，但是没有，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反而，事情过去半年后，已经调走的副院长被退货一样给退了回来，据说有人写信到乌鲁木齐举报了他，虽然是匿名的，但举报信里有图有真相，大量事实在那儿摆着。副院长被一免到底，奋斗了半辈子，又跌落回急诊上夜班，工资待遇和刚工作的小年轻一个级别。副院长老婆的苦心忍耐全作了废，她带着家里的一干人，把胡桃堵在大街上打了一顿，她以为匿名信是胡桃写的。打人的视频被发到网上，三分多钟，胡桃一直被推来搡去，被揪头发，被扯掉衣服，被扇耳光。副院长老婆强制胡桃把脸露出来，她扒拉开胡桃的长头发，让大家看清楚这张脸。我不知道那三分多钟胡桃是怎么度过的，我不敢去想她内心经历了什么。虽然事后胡桃穿着新买的裙子，没心没肺地照常生活着，但我们知道，副院长一家的归来，将令她的人生再次陷入黑洞，越陷越深，越来越无法逃脱。

果然，这件事渐渐平息下去之后，外科医生适时地向胡桃提出了离婚，在财产分割上，胡桃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得到。外科医生事先拟好了协议书，不是打印的，是手写的，字小而潦草，像一只只奸诈的蚂蚁。之后外科医生提升副院长。大概过了一年，外科医生和一个带着个十二三岁女孩的女人结了婚，大家都觉得外科医生结婚很正常，而且是时隔一年之后才结的。然而有一天，我从红旗大楼经过，看见外科医生带着那个女人和小女孩在买东西，小女孩不用DNA鉴定也一眼就能看出是外科医生的精子制造出来的。我很快明白，外科医生才是那个操控事态的人，其他人都是受害者或者犯罪者。这也太可怕了。我回去告诉胡桃有关那个小女孩的联想，胡桃像是没听到。胡桃经常半夜跑到伊犁河游泳，将自己沉浸在冰凉黑暗的水里，天亮再湿淋淋地爬上岸，像一只奇怪的两栖动物。从此，胡桃即便在西伯利亚寒流弥漫的大冬天也穿短裙子，她将头发烫成烟花头，并且不顾劝阻地去微整形了鼻梁和下巴，那下巴尖得能戳死人。她还学会了去汉人街的夜店喝酒，跟着巴郎子跳舞。感觉她是在倒着活回去。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变得十分危险，不可预测。

胡嘉木以前很喜欢出去散步的，从斯大林街走到英阿亚提街，再走到天山一路、天山二路，沿途观赏一下花花草草。伊宁的城市美化搞得相当好，除了寒冷的冬季，其他三个季节花果不断。可是自胡桃的事之后，胡嘉木就没怎么下过楼，偶尔下楼，迈着的步伐没有几年脑血栓，都走不出那样子。我们怀疑胡嘉木真的得了脑血栓，但他死都不愿意去医院，提到医院就发火。胡嘉木的脊椎骨明显地松散了，他的坐姿有了坍塌的感觉。后来胡嘉木提出搬回羊毛胡同住，羊毛胡同的房子有几年租给了一家本地人，他们搬走后一直空着。院子里长满了草，苹果树半棵死了半棵活着，葡萄藤匍匐在地上，蛇一样往远处爬，围墙脚布满了癞蛤蟆的洞。苏梅兰不愿意回羊毛胡同住，很多老邻居都搬走了，新的住户大多是外地人，有些是租住的温州人——他们是苏联解体那几年跑到伊宁来做生意的，后来边贸生意冷清下去，他们留了下来，在伊烟大楼搞批发。这些南方人只顾着挣钱，既不种花，也不收拾房子，把个院子当成了堆货的场地，塑料包装袋丢得到处都是，一刮风，就满天乱飘起来。羊毛胡同被他们弄得乱糟糟的，再没有了以前的味道，也没有人操着汉语和维吾尔语切换着说话。

胡嘉木态度坚决地一个人搬回了羊毛胡同。苏梅兰气哼哼的，但是毫无办法。我隔三岔五回羊毛胡同看胡嘉木，从夜市上给他带他爱吃的面肺子和马肠子。我发现胡嘉木回去后变得精神了许多，脑血栓后遗症般的步伐消失了，他还能爬树修剪枝条，那些多年来像野生植物一样生长的果树重新结出了漂亮的果子。长了四十多年的和田玫瑰已经成精，稍加打理，就少女一样开得花团锦簇。有一次我回羊毛胡同，看见胡嘉木在刷墙，居委会来通知，说是要把羊毛胡同打造成民族风情街，所有杂乱的都要清理掉，房屋要统一刷成以前的蓝色，窗户和大门也要改成以前那种带有伊斯兰风格的拱形，不能用铝合金的。装修的钱政府补贴一大部分，剩下的一小部分自己出。有几家老住户听说后已经回来改造房子了，他们打算做成民宿或者是奶茶馆。

大舅舅和二舅舅回来的时候，羊毛胡同已经成了旅游者必到的网红民族风情街，整条街像一条蓝色的伊犁河，玫瑰花从墙头倾泻而下，种着花藤的花篮沿街悬挂着，马槽里开着太阳花。羊毛胡同早就不许牲口进入了，成为民族风情街后，装扮得花花绿绿的六根棍马车又被允许在羊毛胡同来来回回地跑，马车哗啦哗啦响着的铃铛，让人想起以前的时光。

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和澳大利亚通消息了，曹大娘去世了我们都不知道。大舅舅和二舅舅这次回来，是把曹大娘和曹大爺的骨灰送回来，打算在纳达齐牛录找个地方，把他们安葬在那里。得了肥胖症的四舅舅也已经在养老院里不堪重负地死去。四舅舅是被自己胖死的，二舅舅说。二舅舅白发如雪，但身上还有一种储存的活力，他一回来就绕着伊宁市跑了一圈。现在的伊宁市比以前大了许多，好像这些年伊宁市一直在长大，它还是一个青年，它的花城大道，像一根年轻的声带，满大街飘荡着充满活力的木卡姆。二舅舅说如果伊宁市再长大下去，他就没力气跑完一圈了。他已经七十多岁，是一个老人了。

我们和二舅舅说起我们家的第一台钢磨。说起他们还在伊宁时紧邻羊毛胡同锯板厂湿锯末的气味。说起冬天飘荡在空气中的煤烟味儿。说起卖奶子的人一大早喊着“奶子奶子”从羊毛胡同的这头走到那头。说起夏天羊毛胡同散发着睡眠的味道，馕坑里烤馕的香气弥漫了一整条胡同。这些组成了我们一辈子的回忆。当我们忘掉周遭纷乱的世界，许多远去的东西被一下子拉近了。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一切都是慢吞吞的，太阳从胡同的这一头移动到那一头慢吞吞的，老汉们坐在门前的土台子上抽莫合烟慢吞吞的，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慢吞吞的。二舅舅还在用维吾尔语、汉语随时切换的方式说话。我们搬出羊毛胡同后就不那样说话了。二舅舅的语调明显带着二十世纪的味道，保留着一些伊宁市已经消失的土语。他还停留在他离开的那个时间。

大舅舅先是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回的伊宁。我们没法把眼前的大舅舅和那个肉嘟嘟的大舅舅联系起来，大舅舅现在就是一个干瘦的老头，不过精神挺好。我们请大舅舅吃饭，大舅舅胃口不错，吃了很多。可能是吃多了，大舅舅觉得腹部很胀，胡桃带他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看完检查单，说只是有点胃病，没什么大问题。大舅舅走后医生打电话告诉胡桃，大舅舅得了癌症，及时治疗还是乐观的。胡桃把医生的话告诉了二舅舅，二舅舅本来还要在伊宁待一阵子，他还想去尼勒克看看碧玺矿，那个他发现的矿，现在为了保护草原，已经封矿不许采挖了。二舅舅感叹，他当初发现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地球上的有些东西，是地球藏在那里的财宝，被人盗走了，地球就变成穷光蛋了。二舅舅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一个罪人。他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去发现什么了。他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一处稀有金属的矿床，但他没有说。

二舅舅考虑一番后，觉得还是尽快带大舅舅回澳大利亚的好，他们在澳大利亚有医疗保险，可以省下很多钱。二舅舅带着大舅舅回去后，去医院又做了一次检查，澳大利亚的医生和中国医生的理念不同，他们觉得应该告诉病人真实情况，中国医生的隐瞒是一种欺骗，是不道德的。医生当着大舅舅的面分析检查报告单，大舅舅听后人立刻就崩溃了，本来能吃能睡的，一下子就不能吃也不能睡了。一个月后我们接到大舅舅的死讯。如果他留在中国，也许不会这么快就走了。

八舅舅有一天突然地出现在羊毛胡同，他从这头走到那头，发现羊毛胡同还是以前的味道。而突然出现的八舅舅，也让我们觉得一切似乎真的就没怎么变过，除了我们在变老，其他的，好像在羊毛胡同停顿了下来。八舅舅五十多岁了，穿T恤、运动鞋，走路带弹性，身体没有发福，看上去还算年轻。我们问八舅舅八舅母怎么不一起回来，八舅舅简要地回答，没有八舅母。

八舅舅说这些的时候，胡桃站得好像离我们有一百里远。胡桃也太能装了，她现在让人越来越不可理解。大家心知肚明，八舅舅如果不是从二舅舅他们嘴里知道了胡桃的单身状况，是不可能突然回来的。胡桃这些年干的事情我们提都不愿意提，她谈了一个又一个男朋友，别人知道她以前那些事后就消失了。胡桃挖地三尺地找伴侣，弄得全伊宁市的人都知道她是个花痴，缺爱，缺男人，有皮肤饥饿症。我们不明白一个接近更年期的女人，在卵巢功能将要枯萎的时候，对情爱的需求缘何如此疯狂。而胡桃因为沉醉于情爱，她整个人，看上去没有中年妇女的那种松松垮垮，她的身体始终处于一种饱满的状态，连她的副乳都充满了激情。当有人问胡桃保养秘诀的时候，胡桃恬不知耻地回答：情爱和性爱是女人最好的美容剂。对于胡桃的行径，苏梅兰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管她。

我们没有对八舅舅隐瞒胡桃这些年的生活内容，我们说的时候八舅舅听得很认真，就像竖起耳朵听一阵风声，风刮过去了就刮过去了，没在他耳朵里留下什么。八舅舅回来后选择和胡嘉木一起住在羊毛胡同，他每天往伊犁河边跑，他还一心想着把那本《西域毒草大全》还给看果园的老汉。四十多年过去，八舅舅固执地认为老汉应该还活着，因为斯德克老汉都还活着呢，由于年纪太大，斯德克老汉鼻梁上堆积的皱纹像打了个结，眼睛里出现像蛇蛋一样的斑点。有一年斯德克老汉被毛驴踢了一脚，那以后就一直瘸着腿走路。虽然伊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伊犁河边的苹果园好像一直没有变，苹果园依旧大得像一座迷宫，八舅舅沿着土围墙走。土围墙上的缺口依旧吸引着他。闭上眼睛，透过缺口的落日的光，将他脑子里的路径照得一片明亮。但是睁开眼，长长的土围墙无限地延伸着，找不到缺口，八舅舅站在那里，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给永久地困住了。他带着做梦的表情回到羊毛胡同，混在树荫下抽莫合烟的老汉中，这些羊毛胡同还活着的老汉，像时光一样坐在那里。他和他们一起坐在土台子上。八舅舅在听什么呢？蓝色的房子？时间？果树里冰凉的流水声？啤酒花淡淡的苦味的芬芳？他的往事？从羊毛胡同跑过的六根棍马车的铃铛声？或者是青核桃掉落的声音？高大浓密的核桃树上，时不时就有一颗青核桃啪地掉下来，砸在地上。八舅舅陡然一惊，好像掉下的是他自己。

胡嘉木的花园成了来羊毛胡同旅游的人必到的网红拍照地，只有到了晚上才会安静下来。我们陪八舅舅坐在花园里吃烧烤，喝格瓦斯。吃着喝着，花园剩下了八舅舅和胡桃。地球上的一座花园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月亮没有出来之前花园里一片漆黑，他们好像被吞进了肚子里，月亮出来后他们被吐了出来。这样的场景似乎是很多年前的再现。胡桃和八舅舅坐在月光里，月光让他们看上去像以前一样年轻。

八舅舅和胡桃都被人设计了人生。两个人陷在深奥难解的题目里，没有任何解题的提示。现在是另一个世纪了，上一个世纪的事情，遥远得让人怀疑。我们想起曾柳青，觉得有必要让八舅舅知道曾柳青的存在。胡桃找出电话号码，我们担心这个电话号码早就废了，出人意料，胡桃在这个没有升级的电话号码前面加了一个“8”，就顺利地拨通了，电话才响了一下就立马有人接起来，接电话的正是曾柳青，好像这么多年她一直坐在电话旁等着我们打电话过去。十几分钟后，曾柳青很快出现在我们面前，速度之快，让我们觉得她就住在我们隔壁，一直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生活着。八舅舅看见曾柳青，眼睛发亮，目光闪烁了一阵，然后笑起来。曾柳青脸上的雀斑是最醒目的地方，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或者说，是视觉最先被唤醒的地方。八舅舅说，看见你的脸我就想起来了，我们叫你麻雀蛋，你本来的名字，我没有记住。我不记得同学里面有个叫曾柳青的人。曾柳青说，我也太冤了，被人冒名顶替了都不知道。那个顶替我的人，在澳大利亚过着另一种生活。难怪我经常觉得有另一个我，一直在另一个什么地方生活着，好像做梦的时候有人这样告诉过我。

我们和曾柳青开玩笑，从某方面来说，我们应该叫她一声八舅母呢。曾柳青脸上的雀斑生动起来，她脸红的时候雀斑也在变红，更加醒目。曾柳青说她强烈地想看看那个杜媛媛长什么样，是和自己很相像呢，还是和自己完全不像。最好是自己的对立面，要不然多没意思。曾柳青做了隆胸，两个乳房变得一样大。但做得有点夸张了，从侧面看，乳房像博格达峰一样又挺又坚硬，给人硬邦邦的感觉。乳房和坍塌的腰、松懈的臀、软塌塌的大腿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年龄，拥有一对少女一样的乳房，让人多少有些不适。好像那一部分是错安上去的。

曾柳青再三地问杜媛媛是谁，为什么杜媛媛要冒充她，而不冒充其他女同学。这个我们回答不了。八舅舅也没有回答。我想问曾柳青，为什么不去把脸上的雀斑做掉呢？那雀斑让她看上去执拗而偏狭。

八舅舅这次回来待了很长时间，他不想再回澳大利亚，他在那里当了一辈子乏味的电工。但是苏梅兰和我们想让他带胡桃离开伊宁，离那些破事烂事远远的，至少带胡桃离开几年，以后再回羊毛胡同。胡桃自己也想离开，但她不想跟八舅舅走。他是我的初恋。胡桃郑重地说。八舅舅应该是她内心里保留的最后一点没有受伤害的东西，她不想去动这块纯净的自留地。

八舅舅回澳大利亚后，胡桃犹豫了半年，最终决定去澳大利亚。八舅舅说圣诞节过后他就回来一趟，接胡桃一起走。圣诞节差不多是我们这里冬天里最冷的时候，西伯利亚寒流开始一股接一股地袭来。澳大利亚是夏天，天气很热，八舅舅穿着短袖跟我们视频。我们看见他身后的街道、行人、汽车、桉树和其他一些树。视频结束后的场面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看到死亡有时候是垂直的，有时候是弯曲的。我们没有看到八舅舅被迎面走来的一个人砍了一刀，八舅舅大口呼吸，不断地将时间吸入或呼出。最后，他的时间没有了。白种人用藍眼睛近距离地看着八舅舅，然后转身离去。八舅舅像是被目光砍死的，而不是刀。他躺在澳大利亚某座城市的某条水泥大街上，那座城市的那条大街在圣诞节，在那个时间段，几乎没有人。他在那里躺了两个小时，才有人来把他抬走。在这两个小时里，他的胡子以平时几倍的速度嗖嗖地长了出来，从警察拍摄的现场照片上看，八舅舅显得很苍老。死人从来都不年轻，胡嘉木说。他说他从野坟里挖出来的骨骸，每一具都苍老得像活了几个世纪。

砍八舅舅的澳大利亚人仇视所有的外来人，这有点奇怪，他们的祖辈，本身也是外来人，只有土著才是那里原始的主人。澳大利亚没有死刑，他将在某座监狱里活着，也许过几年就会被放出来。

胡桃往澳大利亚打电话，不停地打，我可以想见那个国家的某座城市里，某部手机一直响着但却没有人接。胡桃目光飘向远方，眼泪变干后，鱼鳞一样沾在脸上。

那个冬天我们的舌头像是被冻住了。整个世界都被冻住了。我们听见唯有时间如另一颗怦怦跳动的心脏，还在继续。胡桃坚忍地活着。她经历了那么多事，不坚忍早完蛋了。但八舅舅的事和其他的事不一样，胡桃的身上，再没有了以前的不稳定因素，她变得安分起来，开始像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那样生活。

春天来临的时候，羊毛胡同的老杏树约好似的一夜之间全开了，整个世界变得轻飘飘的。我们走出房屋，发现四十年的时间就像这条胡同一样长，没有拐弯地一下子就走到了底。我们想到八舅舅的那本《西域毒草大全》，八舅舅走的时候交给了胡桃，他交代说，实在找不到那个老汉，就给伊犁河边看果园的任意一个老汉吧。

胡桃把书拿到博物馆，那里面陈列着干尸、亚麻碎片、不知道何年代的武器、乌孙国的石头人。也许书应该和这些物件待在一起。但博物馆的人看了书说，书大概是一九四九年前编绘的，年代并不算长，而且，书里有些草的描述是错误的。比如白头翁，本身没有毒性，是一味草药，但对牲畜有危害，牛羊吃了会拉稀。胡桃将书拿了回来，走在半路，遇见一个卖苹果的老汉，胡桃把书放在了他的苹果车上。

去年有人约我去澳大利亚旅游，我想起苏梅兰说过，有一天要去澳大利亚看看。苏梅兰已经八十多岁，去不了了。我想到，去了澳大利亚，总该去看一下澳大利亚的几个舅舅，已经有一半的舅舅住进了墓地里。当初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有一半的舅舅还没有结婚呢。

出发去澳大利亚前，我想起我竟然不清楚舅舅们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哪个城市。我一直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我去问胡桃，胡桃给八舅舅写过信，她应该记得地址上的那个城市。去的路上，在红旗大楼门口，我看见了从广州回来的黄丽玲，想到她曾经是我们的四舅母，竟莫名其妙地觉得亲切。黄丽玲看见我也很激动，拉住我的手不放。时间把那些硌人的东西都抹平了，犹如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些美好如金子的东西，这些东西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我和黄丽玲像亲人一样拥抱，互留联系方式。和黄丽玲告别后，一转身，我从红旗大楼的玻璃门上看見一个五十岁的女人。那是我吗？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羊毛胡同里的那个小女孩？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九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们的妈苏梅兰女士带着一股西伯利亚的冷气推开门，鼻尖通红地告诉我们，大舅舅一家要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

原刊责编    陈集益

【作者简介】杨方，出生于新疆，现居浙江。出版有诗集《像白云一样生活》《骆驼羔一样的眼睛》、小说集《打马跑过乌孙山》。部分小说入选《小说选刊》《中国年度中篇小说精选》。曾获《北京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诗刊》青年诗人奖、第十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浙江优秀青年作品奖等。长篇历史小说《江南烟华录》被改编成电影《大明监察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