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禾，何光英

（1.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济南 250013；2.四川警察学院 四川泸州 646000）

一、问题提出

（一）家庭环境纷杂度的概念

家庭环境纷杂度是家庭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研究中提及的家庭环境纷杂度大多是指物理性环境纷杂度。家庭环境纷杂度描述的是居家环境拥挤、家庭活动空间狭小、噪音大以及缺少时间和家庭结构的组织性等物理性环境纷杂度方面。在本研究中，家庭环境纷杂度（Home Chaos）主要是指物理性环境纷杂度。

（二）父母教养方式的概念

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指父母对子女的教养观念、行为和情感表达的组合，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能够反映亲子互动的现实（Nancy Darling，Steinberg，1993；张文新，1999）［1］。Frances（2003）将父母教养方式看成是一种稳定的态度和信念。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父母教养方式不仅与心理异常高度相关，而且对正常健康人格的形成和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刘根义，2000）［2］6。

（三）儿童问题行为的概念

儿童的问题行为是儿童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主要表现为攻击与抵抗、违纪、焦虑与抑郁、退缩和各种身体不适等方面。儿童期的某些问题行为，特别是典型的显性和隐性问题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测青少年和成年期的各种问题。

本研究拟考察以下问题：1.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问题行为是否在性别、年级、户籍、独生与否和父母文化程度上存在差异？家庭环境纷杂度是否在父母文化程度上存在差异？2.家庭环境纷杂度是否和父母教养方式的质量相关？3.父母教养方式如何预测儿童问题行为？4.家庭环境纷杂度是否和儿童问题行为正相关？5.父母教养方式在家庭环境纷杂度和儿童问题行为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

二、家庭环境纷杂度、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调查实施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四川省泸州市某小学二、四、六年级学生共300名作为被试。二、四、六年级学生各100人。

（一）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制定与测量

采用Arrindell，Sanaviob，Aguilar（1999）等人编制，蒋奖等（2010）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EMBU-C。该量表父母版本的三个维度的α 系数在0.74～0.84 之间，其内部一致性较好，10 周后的重测信度在0.70～0.81 之间，表明量表有一定的跨时间稳定性［2］18-19。相关分析指出，S-EMBU-C 与岳冬梅等人修订的115 道题EMBU 中文版相应维度的相关在0.82～0.93 之间，说明效标关联效度良好［3］94-99。该问卷为自陈式问卷，父亲版和母亲版问卷各由21 个题目组成且内容相同，包括三个维度：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其中拒绝维度包含6 个题目［4］3-4，情感温暖维度包含7个题目，过度保护维度包含8个题目。

在本研究中采用S-EMBU-C 问卷，通过让被试回忆父母在自己成长过程中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来调查父母亲的教养方式［3］94-99。问卷采用里克特4 级评分，用数字1、2、3、4 分别代表“从不”“偶尔”“经常”和“总是”，其中第15 题，反向计分。

主要方法：以班级为单位施测，测试时间为30 分钟。正式施测之前，主试向被试宣读指导语和作答要求，并在被试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其中考虑到二年级小学生的接受情况，因此对二年级的小学生采用主试逐一读题的方式进行施测，且针对个别题目进行现场解释，所以二年级的施测时间大约45分钟。剩余年级均采用班级为单位同学自答的方式完成，用时大约30 分钟。

（二）家庭环境纷杂度问卷制定与测量

Matheny（1995）编制了CHAOS（Confusion Hubbub and Order Scale）量表，这个量表被用来测定家庭环境纷杂度。该量表共有15 个问题，由父母填写完成问卷［5］50-57，其中有7道题反向计分，分别是1、2、4、7、12、14 和15 小题，15 道题得分之和即为环境纷杂度水平。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重测系数为0.74。另外，家庭环境纷杂度量表得分与直接观察家庭混乱程度和父母行为所作出的评价得分具有显著的相关。Deater-Deckard（2009）认为该量表对家庭环境纷杂度水平的测量简单可靠，研究效率较高，适合对大样本人群进行研究。Syeda（2011）将该量表翻译为当地语言进行了跨文化研究，证明了其跨文化的适用性［8］50-57。综合上述，本研究选择采用马瑟尼等人编制的家庭环境纷杂度量表，在此基础上将家庭环境纷杂度问卷采用里克特5 级评分，用数字1、2、3、4、5 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有些不符合”“不确定”“有些符合”和“完全符合”，符合答题习惯，总分值越高代表家庭越混乱，家庭环境纷杂程度越高。

主要方法：以班级为单位，将家庭环境纷杂度问卷发到每位同学手中，并要求现场在问卷上指定的位置写上姓名和年级，然后主试向全班学生宣读指导语和作答要求，并强调该问卷必须由学生的父亲或是母亲亲自完成，并于次日由学生将问卷带回学校统一上交班主任。针对个别未带回的家庭环境纷杂度问卷，采取自愿原则，建议第二日带回上交班主任。

（三）儿童问题行为问卷制定与测量

本文采用徐稻田修订的CBCL 家长版的行为问题部分，此部分包括113 条，适用于4—16 岁的儿童，要求家长根据其子女最近半年内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对孩子进行等级评分：“2”表示“明显有”或“经常有”此表现；“0”表示“无”此项；“1”表示“介于这二者之间”（汪向东等，1999）。得分越高，孩子问题越严重。

主要方法：以班级为单位，将儿童问题行为问卷发到每位同学手中，并要求现场在问卷上指定的位置写上姓名和年级，然后主试向全班学生宣读指导语和作答要求，并强调该问卷必须由学生的父亲或是母亲完成，并于次日由学生将问卷带回学校统一上交班主任。针对个别未带回的儿童问题行为问卷，采取学生自愿的原则，建议第二日带回上交班主任。

（四）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Microsoft Excel 进行数据录入，采用SPSS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6］。

三、家庭环境纷杂度、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问题行为的基本特点

（一）家庭环境纷杂度的特点

为了探究不同父母文化程度的家庭环境纷杂度差异，对数据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如下表1所示：不同父母文化程度的家庭其环境纷杂度存在显著差异。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家庭，其家庭环境纷杂度相对较小。

表1 不同父母文化程度的家庭环境纷杂度差异

（二）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

为了探究父母教养方式的特征，对数据在性别、年级、户口所在地、独生与否和父母文化程度等维度进行了处理，详细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2、表3、表4、表5、表6。

第一步，对父母教养方式在儿童性别维度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父亲拒绝（t=0.456，p<0.05）和母亲拒绝（t=0.630，p<0.05）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余各项包含父母的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不同性别的儿童其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

然后，对父母教养方式在儿童年级的维度上进行方差分析。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的各个维度均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发现，在父母过度保护维度上，四年级儿童的过度保护在三个年级中是最低的；在父母拒绝维度上，六年级儿童得到了父母最多的拒绝，其次是四年级儿童，二年级儿童得到的父母拒绝在三个年级中是最少的；在父母情感温暖维度上，六年级儿童得到了最多的情感温暖，其次是四年级儿童，而二年级儿童得到了最少的情感温暖。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不同年级的儿童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

接着，在不同户口所在地维度上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户口所在地的父亲和母亲在过度保护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t=1.184，p<0.05；t=0.846，p<0.01），城市父母更少过度保护他们的儿女；不同户口所在地的母亲在拒绝维度上也有显著差异（t=-1.651，p<0.05），城市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表现出更多的拒绝。整体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不同户口所在地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

二胎政策实施以来，许多家庭都迎来了第二个孩子，我们在孩子独生与否这个维度上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对独生和非独生孩子，其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并未有明显差异。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父母教养方式在孩子独生与否上的差异

最后，在不同父母文化程度维度上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过度保护方面，不同文化程度的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差异均不显著（F=0.259，P＞0.05；F=0.866，P＞0.05）；在情感温暖方面，不同文化程度的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差异均显著（F=6.766，P＜0.001；F=4.533，P＜0.01）；在父母拒绝方面，不同文化程度的父亲差异不明显（F=2.061，P＞0.05），不同文化程度的母亲差异显著（F=2.678，P＜0.05）。结果如表6 所示：

表6 父母教养方式在父母文化程度上的差异

（三）儿童问题行为的特点

为了探究儿童问题行为的特征，对数据在性别、年级、户口所在地、独生与否和父母文化程度等维度进行了处理。

首先，对不同性别、户口所在地、独生与否的儿童问题行为分别进行进t 检验。结果显示，男女儿童问题行为差异显著，男孩问题行为明显多于女孩（t=1.322，p<0.001）；不同户口所在地对儿童问题行为影响不显著（t=1.23，p＞0.05）；但在独生与否上，儿童问题行为差异显著，独生孩子比非独生孩子表现出更多问题行为（t=1.19，p<0.05）。如下表7所示。

表7 儿童问题行为在不同因素上的差异

其次，对不同年级、父母文化程度的儿童问题行为分别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儿童问题行为在年级维度上有显著差异（F=2.82，P＜0.05），二年级儿童问题行为最多，其次是四年级儿童，六年级儿童问题行为在这三个年级中最少；不同父母文化程度的儿童问题行为有显著差异（F=1.55，P＜0.01；F=1.673，P＜0.01），父亲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儿童问题行为明显多于其他儿童，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儿童问题行为明显少于其他儿童，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儿童问题行为明显多于其他儿童。

如下表8所示。

表8 儿童问题行为在不同因素上的差异

注：＊＊＊p＜0.001，＊＊p＜0.01，＊p＜0.05

四、家庭环境纷杂度、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问题行为的相关关系

（一）家庭环境纷杂度和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

对家庭环境纷杂度、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问题行为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环境纷杂度和儿童问题行为存在正相关；家庭环境纷杂度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各维度都存在相关，家庭环境纷杂度和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母温暖存在负相关，和其他维度存在正相关；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和儿童问题行为均存在相关，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母温暖和儿童问题行为存在负相关，其余维度和儿童问题行为存在正相关。详细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家庭环境纷杂度、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问题行为的相关分析［10］

（二）父母教养方式在家庭环境纷杂度与儿童问题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由表10可知，家庭环境纷杂度对儿童问题行为的直接作用路径的回归系数与家庭环境纷杂度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加入中介变量父母教养方式后，家庭环境纷杂度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但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如下图1，图2。

表10 父母教养方式在家庭环境纷杂度与儿童问题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检测

注：＊＊＊p＜0.001，＊＊p＜0.01，＊p＜0.05

图1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图2 父母教养方式在家庭环境纷杂度与儿童问题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ab/c，详细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 父母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11］

按如下图3所示的中介检验，步骤此时检验系数a、b中b不显著，用SPSS插件process对数据进行边缘检验（Sobel 检验），若Sobel 检验结果显著，则中介效应显著，若Sobel 检验结果不显著，则中介效应不显著。检验结果如下表12所示，Sobel 检验结果不显著（p＞0.05），中介效应不显著。

图3 中介效应检验步骤

表12 Sobel检验结果

五、结论

首先，关于家庭环境纷杂度，不同父母文化程度的家庭其环境纷杂度存在显著差异。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家庭，其家庭环境纷杂度相对较小。

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在父母拒绝上，性别差异显著；父母教养方式的各维度均存在显著年级差异；在儿童户口所在地维度上，父母过度保护差异显著，母亲拒绝差异显著；父母教养方式的各维度在儿童是否独生上差异不显著；在父母情感温暖和母亲拒绝上，父母文化程度差异显著。

关于儿童问题行为，男女生差异显著，独生与否差异显著，年级差异显著，父母文化程度差异显著，儿童户口所在地差异不显著。

其次，家庭环境纷杂度正向预测儿童问题行为；家庭环境纷杂度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各维度都存在相关，其中与父母温暖存在负相关，与其余维度正相关；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和儿童问题行为均存在相关，其中父母温暖和儿童问题行为存在负相关，其余维度和儿童问题行为存在正相关。

再次，父母教养方式在家庭环境纷杂度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家庭环境纷杂度作为一个较新的概念，还不被大多数家长所了解和重视，但家庭是儿童在成长阶段中最早接触到的环境，对儿童能否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此项研究为家长提供了两点启示：1.父母要积极为孩子创造更良好的家庭环境纷杂度，使其更井然有序，安定和谐，安静无噪音，从而降低家庭环境纷杂度，以改善儿童的问题行为。2.在一定的家庭环境纷杂度下，父母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压力，减轻家庭环境纷杂度对自己的影响，采取更科学的方法教养儿童，更少拒绝、更少过度保护、更多情感温暖，从而改善孩子问题行为，使其更健康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