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伟

摘 要：我国宗教中国化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中需要解决好宗教中国化认知程度、互联网宗教事务及基层宗教事务治理效能提升等重点问题。可以从明确“一项原则”、守好“二道红线”、平衡“三组关系”、坚持“四位一体”、构建“五维协作”、推进“六路齐发”方面做好实践创新工作，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持续发展。

关键词：宗教中国化;实践路径;宗教自律

中图分类号：B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6-00062-07

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一项长期的、宏大的系统化工程，也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进入新时代，需要对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论认知、重大议题与实践创新、发展方向作进一步研究。

一、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论认知

（一）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義宗教观，着眼我国国情和宗教具体实际，推动党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工作创新，特别是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创新取得新突破，形成了关于我国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基本理论。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宗教信仰自由明确为公民的基本权利。1982年10月，胡乔木同志从国家管理的层面提出“宗教怎么才能同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问题。此后，李维汉同志、杨静仁同志也先后提出过宗教活动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观点，开始引导宗教界共同思考。1986年12月，第十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一切着眼于团结和建设的主导思想，全面理解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观点，标志着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议题已正式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1993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第十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强调“贯彻政策、依法管理的目的都是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并对适应的内涵做出了相应的解释。这种适应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1]。此次会议之后，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标准进一步明确，清晰地回答了“宗教与社会主义如何适应”的问题。

此后，2000年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都对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了进一步阐述。200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宗教工作全局的第一个决定，明确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基本任务，并就适应的方向、内容和途径做出了进一步明确。党的十六大又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写入了报告，明确了“如何对待宗教”“如何管理宗教”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意义。2004年1月，中央召开全国宗教工作座谈会，会议将“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将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正式写入党的报告和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发展方向。总体而言，实际工作中逐步形成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宗教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探索。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就宗教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坚决防范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自觉抵御极端主义思潮影响。

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我国宗教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就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

当下，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键是推进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引导宗教界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事务治理格局，不断推进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在空间上与中华优秀文化相融合实现本土化，又在时间上与当前社会相适应推进现代化，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要求。

（三）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论内涵与判断标准

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解可以从纵向时间链、横向空间性、交错立体性方面做出理解。其中，纵向时间链强调宗教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持续性的过程。因为宗教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宗教中国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是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某宗教在特定的时期内实现了中国化，但也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仍需进一步中国化。横向空间性即是强调外来宗教的本土化过程。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需与国内社会、文化适应，在保持其宗教特色的基础上，需要积极地融入中国社会，吸取有助于宗教在中国生存与发展的积极因素并适时做出因地制宜的变通，以达到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目的。交错的立体性即强调宗教中国化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性的过程。中国化的推进并不是某一方面、某一层级的中国化，而是涉及到教义、建筑、文化等宗教要素的各个方面，并需要与当下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既要考虑到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融入，也要有尊重不同信仰、服务社会的共同体意识。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應有之义，也是宗教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我国宗教中国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宗教和信教群众不断加强政治认同、促进文化融合、增强社会适应的发展过程。其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政治认同。各宗教与信教群众必须热爱祖国，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法按照现有的制度、规范开展宗教活动。其二，文化融合。各宗教一方面需要立足传统，积极融入中国文化，用中国先进文化改造、丰富宗教教义，另一方面需要立足当下，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当代文化，体现中国气质，综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体系。其三，社会适应。宗教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有强烈的社会共同体意识，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在三者关系上，政治认同是前提条件，文化融合是核心理念，社会适应是基本要求。

对于“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标准是什么”“如何评价”的问题，笔者结合调研及最新政策要求，以苏州市宗教中国化工作为基点，着眼江苏，放眼全国，按照硬件与软件相结合、统一性与全面性相结合、立足现实与适度超前相结合的原则，认为需要立足于宗教中国化的内涵做出标准化设定。通过不断筛选、讨论与验证，最终探索提出了宗教中国化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宗教场所情况、制度建设情况、政治认同情况、文化融合情况、社会适应情况5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44个三级指标构成。全部二级指标及三级指标均指向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痛点、难点问题，属于具有指示性的指标。在权重赋值方面，根据重要性与现实针对性，5个指标权重值分别为，“宗教场所建设”15分、“制度建设情况”15分、“政治认同情况”25分、“文化融合情况”30分、“社会适应情况”15分。（见表1）

二、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点问题

我国宗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发展的基本方向，这既是宗教自身健康、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引导宗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任务。

（一）宏观层面

1.我国宗教中国化认知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价值。为了提升宗教界对中国化的认识程度，苏州统战部门一方面以人才培养为抓手，推动“百名优秀宗教界骨干人才”培养工程在苏州落地落实，推进宗教院校建设;另一方面组织各地开展教育培训、讲经讲道比赛、外出学习，不断提升宗教界人士对中国化的认识。如昆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连续三年开展讲经讲道演讲比赛，2020年的比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内容涉及“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等方面。但从实践调研看，一些地方对宗教中国化的认知和理解程度还不够深，有的人甚至认为宗教中国化已经完成，现阶段不需要再进行中国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加强宗教中国化宣传、培训仍然很紧迫。

2. 互联网宗教渠道多元化带来的监管难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宗教也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个人、组织、群体开始在网上解释宗教教义教规、传播宗教知识、组织宗教活动，借助互联网的便捷性、虚拟性、流变性开展宗教活动。从实践中看，一些宗教信息良莠不齐，解说者鱼龙混杂，对宗教中国化的理解千差万别，影响社会治理。为了加强对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有关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因互联网传教渠道的多元化，很多社交媒体成为传教的新渠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通过网络学习宗教知识，整体的管理难度较大。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互联网宗教快速发展，增强了这方面管理的重要性。疫情期间，全省宗教团体都处于“双暂停”状态，为了加强对信教群众的引导，有条件的宗教活动场所通过互联网（如微信公众号、网站）提供宗教信息服务。

3. 境外利用宗教渗透不容忽视

1949年，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需要加强依法治理。

（二）微观层面

1.宗教中国化基层操作化指向需进一步明确

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大创新，代表着我国宗教发展的未来方向。但从理论创新到基层实践仍然需要可操作的行动指南。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点工作在基层，基层操作方向不明确，会直接影响到宗教中国化的落地与发展。从调研来看，江苏省先后围绕教规戒律、崇拜礼仪、宗教建筑、宗教艺术开展了相应的服务工作，各地都以“五个认同”为基础开展了“四进”工作，昆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还创新性地实施了“十进”活动。苏州市道教协会在管理过程中也实现了统一宫观建设、统一人事管理、统一财务管理、统一制度管理的实践探索。然而，宗教中国化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针对性地对宗教中国化的实施效度进行测量，及时总结问题并进行改进。当一个阶段性任务完成后，仍然需要因地制宜地明确宗教中国化下一阶段的实施工作，在坚持分类治理、尊重宗教信仰体系的基础上，各相关主体分工协作制定我国宗教中国化基层操作手册。

2.流动的信教群众多而杂引发管理困难

实践中，信教群众可以分为拥有本地户籍的信教群众与外来流动的信教群众。本地户籍的信教群众因其有相对固定的居住场所，通过属地化管理可以很好地覆盖。但外来流动的信教群众因其流动性大、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在缺少属地化约束的情况下很难及时开展相应的服务工作，面临着管理困难的问题，这需要加强相应的服务管理。

三、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实践创新

目前，宗教中国化面临着一些重点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宗教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一套整体性的设计思路与清晰化的推进策略。

（一）明确“一项原则”，把握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是改革開放以来党的宗教理论政策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我国宗教中国化必须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要深刻认识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政治、经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才是主要的，只有都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把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共同目标上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可以早日实现。这要求我国宗教中国化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与宗教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2020年新修订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很好地回应了一系列基础性和时代性问题，提出地方党委负统战工作主体责任。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中，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推动完善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发展规划与行动方案。

（二）守好“二道红线”，牢牢把握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底线思维

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和坚决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影响，即回答我国宗教中国化“底线为何”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和残酷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一些境外势力往往利用宗教干涉他国内政。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对宗教界加强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教育，促使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自觉抵御渗透。宗教极端主义是以歪曲宗教教义、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主张和行为危害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2]，对我国宗教中国化持否定的态度，严重偏离客观事实。在以后的工作中，一方面要坚持依法规范传教、信教行为，做好制度化设计与执行，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蔓延;另一方面要发挥爱国宗教人士在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方面的积极作用，及时向广大信教群众讲清宗教极端主义的实质和现实危害，帮助他们提高辨别能力。同时，也要“走出去”，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传播中国宗教的声音，共同遏制和防范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传播。

（三）平衡“三组关系”，促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多面融合

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开展需要平衡多方利益关系。宗教关系内涵丰富，需明确我国宗教中国化“何以处理宗教关系”的问题。随着宗教中国化的持续进行，需要重点平衡“三组关系”，即处理好我国宗教中国化与我国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党政引导与宗教界协同，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的关系。在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同时积极与国际宗教界开展交往，传播好中国宗教声音。就党政引导与宗教界协同而言，党和政府的引导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前提，宗教界作为我国宗教中国化最主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应发挥其协同作用。特别是宗教教规教义如何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阐释、中国优秀文化元素如何吸收、时代内容如何充实等，都需要宗教界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政府部门不能越俎代庖、包办代替，否则会适得其反。因此，要加强爱国宗教团体建设，大力培养宗教教职人员，宗教界要主动作为，力争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突破。就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而言，我国宗教中国化是对我国宗教发展的整体判断，应全面贯彻落实。需要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的前提下，全面推进宗教建筑、宗教典籍、仪式仪轨、教职人员、思想教义、办教方式等方面的中国化建设。但是，我国各宗教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在推进过程中要根据各宗教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抓住各宗教的突出问题，解决主要矛盾，找出各自的突破口，有针对性地引导、推进宗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如苏州市的“寒山寺钟声”“玄妙观道教音乐”即是分类指导下的典型案例。只有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做到凝聚共识、团结引导，才能充分发挥宗教界的智慧力量，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从而提升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效果。

（四）坚持“四位一体”，树立我国宗教中国化整体化理念

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到宗教的各个方面，需要从讲政治、讲历史、讲文化、讲法制等层面树立整体化的工作理念，以回答我国宗教中国化“理念是什么”。在政治层面，政治认同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基础。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部分。国家政权、政治法律制度等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思想等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观念上层建筑物化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又强烈影响观念上层建筑，要求一定的观念上层建筑与它相适应。我国宗教中国化要求宗教必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积极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历史层面，要从历史发展中研究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典型作法。以伊斯兰教为例，明清时兴起经堂教育与大规模译著活动，很多学者顺应潮流积极作为，对推进宗教与当时社会的适应作出了贡献。如王岱舆的《清真大学》、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推进了“以儒诠经”。在文化层面，我国宗教要中国化，就必须深植中华文化土壤，重视涵养中华人文精神。宗教教义教规的新时代阐释，需要既通晓宗教经典也通晓中华文化。费孝通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即“文化自觉”。宗教中国化的提出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实践中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对接中华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和认同。在法制层面，宗教中国化建设必须要有法治思维，分清国法与教规教义的权重，进行法治化引导。合法办教，遵守宪法与相关法律，将教规教义解释与宪法、法律要求相结合，推进落实实施，坚决严肃教规，端正教风，规范教务，确保我国宗教中国化在法治化轨道上健康发展。

（五）构建“五维协作”，明确我国宗教中国化主体权责利

我国宗教中国化涉及多个领域、多项内容，需要构建国家、宗教团体、宗教院校、社会和信教群众的五维协作机制，以回答我国宗教中国化“谁来化”的问题。五维协作可以明确各主体间的权责利，共同助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推进。国家层面要深化顶层设计，加强法制建设和制度保障。国家在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要积极引导其他主体充分发挥其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不仅要“导”而且要注重“导”的方法、“导”的力度及“导”的效果。在综合考虑国情、社情、教情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客观基础上，按照中国化的方向做好战略布局。国家要结合国内外发展形势和社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调整有关宗教治理中国化的相关法律规制，为宗教中国化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宗教团体层面要专注于教义教规的正确阐释，发挥桥梁作用。宗教团体在保持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的前提下要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符合中华文化传统的阐释，着力构建中国宗教话语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教育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3]宗教院校层面要培训宗教教职人员，加强宗教读本开发。宗教院校要制定人才培养规划、优化人才结构、丰富人才培养途径，加大与高校合作办学力度，针对宗教界人士学历水平偏低的情况，对他们及时普及在职大专以上学历教育。制作相关教材、视频课件，对宗教界普及法律教育、国情教育和宗教通识教育，构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宗教思想，把宗教中国化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推出一批宗教中国化读物，组织教界代表人士、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联合攻关宗教课题，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编写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理论读物和通俗读物。社会层面要完善社会治理，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要引导信教群众自觉抵制宗教极端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宗教的本土化表达，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六）推进“六路齐发”，丰富我国宗教中国化实践路径

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内涵，需要明确“化什么”的问题。调研发现，神学思想、管理体制、崇拜礼仪、教规戒律、建筑风格、宗教艺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作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方面。神学思想中国化即是要促进宗教思想与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在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方面着力推进。管理体制中国化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指导之下，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发挥好宗教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崇拜礼仪中国化即是宗教的崇拜礼仪必须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阐释。要对现有宗教经典译本注本等进行全面评估，做好注释、修正、重译工作，同时开展好讲经解经工作，对现有宗教教义思想、崇拜礼仪等进行全面分析。厘清哪些教规戒律必须坚持、哪些应当革新，这些都需要符合中国现实情况。建筑中国化即是宗教场所建筑要符合中國建筑风格。建筑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空间，更代表着一种文化空间。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式宗教建筑要做好保护，进行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传承、保护和利用工作。宗教艺术中国化即是要求我国各宗教界以“中国为中心”，不断挖掘宗教本土化发展中的宗教艺术，展现宗教艺术的中国文化、中国底蕴。

新时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着力推进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在实践推进过程中，一方面要有“建筑式”的顶层设计，搭好制度框架，找准支撑点;另一方面要有“雕塑式”的工作方法，发扬工匠精神，把不利于中国化的问题逐一解决。加强我国宗教中国化建设，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方式，要引导宗教更好地同我国的社会文化相适应，同我国宗教的实际情况相契合，同现代法治国家的发展趋向相一致。当下，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引导宗教界探索宗教间平等对话的平台，加强宗教思想、宗教道德、教义教理等方面的借鉴和交流，形成具有中国品格、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宗教思想、宗教精神，充分体现和展示我国宗教的特色和底蕴。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616.

[2] 李维建. 反对“族教一体”论引导宗教中国化[J].新疆社会科学，2018（3）：70-76.

[3] 王作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J].世界宗教文化，2017（3）：1-5.

责任编辑：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