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家本

(巢湖学院 体育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被誉为“民族奇葩”的中国武术以其蕴含着深奥的东方哲学色彩一直为世人关注，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运动是怎样产生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与演化方式？未来发展趋势怎样？一些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如，谭广鑫[1]回顾了武术源起的多种论说；傅清华[2]探讨了武术的起源、作用和走向；关铁强[3]对中国武术近20多年的现代化发展做了梳理,认为中国武术的发展陷入美国冷战以来精心炮制的现代化意识形态陷阱，现代化并非一种理论而是意识形态，从而造成中国武术在竞技化、国际化等奥运战略之路上愈走愈远也越来越窄的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困境；杨建营[4]认为武术在20世纪经历了从一门技击术向体育运动转变的演化历程，并朝着“攻防技击武术、艺术展现武术、健身养生武术”三个方向发展，等等。不难发现，上述研究或阐述了武术多种起源论说，或重在叙述武术发展的作用和走向，或依据某一视角对武术现代化发展进行反思，而对武术运动自身演化发展规律谈及甚少。自组织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复杂系统自组织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过程。[5]中国武术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低级走向高级，从遇到瓶颈到走向创新的发展过程符合自组织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基于此，依据系统科学中研究事物发展演化规律的自组织理论，对武术运动演化发展历程和脉络进行探讨，以期从整体上把握武术运动的演化规律及各阶段的特征，分析其演化方向，以促进武术运动的健康持续发展。

1 混沌无序：中国武术运动系统的萌芽发展

“混沌”一词原意是指宇宙之初物质存在某种原始的尚未分化的状态。常被人用来描述混乱、紊乱的状态，无规律的运动，不成形的事物等。关于“混沌”的探讨，中国古代哲人早有提及，如《三五历》中记述，“未有天地之时，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6]此为中国古人盘古开天地之说。无独有偶，古代其他民族在自己的创世神话中，也多有提及“混沌”作为宇宙之初的故事。如古希腊赫西奥德的《神谱》中“混沌”产生尼克斯(黑夜)与厄洛斯(欲念)，两者混合产生太空和白昼等。这正如恩格斯所述：“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7]这是一种本质上正确的素朴的从“混沌”到“有序”自组织演化的自然观。中国武术运动系统演化发展亦如此，其起源萌芽期犹如盘古开天地之前的混沌无序。众所周知，武术起源于原始初民的生产劳动。在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斗争的情况下，原始初民以集体智慧发明了各种工具用于狩猎与自卫，诸如已为考古所证明的由石块或动物残骨简单加工而成的尖状器、刮削器与砍祈器。这些器械的使用促使了削、砍、劈、刺、投、抛、戳、掷、扎、摔等动作的产生，两者有机的结合，共同运用于各种生产实践和与凶禽猛兽的博弈中。这些动作的出现为后世武术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氏族社会的出现，人们的生活开始由狩猎采集时期向耕种畜牧时期转变，生活状况逐步转好，开始了定居生活。生产工具与防卫器具也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弓箭、陶弹丸和石球等，随之也产生了更为丰富的运动动作形式。诸如砍、劈、刺、投、抛、戳、掷、扑、跳等动作在母系氏族时期已经成为了教育后代的主要内容，目的是教授狩猎、格斗和防守的技能，可谓之武术动作之雏形。这些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动作，也常被用于氏族宗教性的娱乐活动中，表现为格斗、足蹈手舞和追捕，其间夹杂着欢呼呐喊等。这种用于宗教性质的娱乐表演动作可谓“武术套路”之鼻祖。

2 他组织有序：中国武术运动系统的被动发展

除了与凶险的自然环境争斗外，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经常因为争取生活资料以及黄河流域富饶之地发生激战，如：炎蚩之战、黄蚩之战等。这种大大小小的部落战争促使人们将狩猎的技能应用于战场上，其实战性作用也被放大，倍受氏族首领重视。虽其仍未脱离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但不失为军事武术之雏形，为其“他组织”发展开辟了道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奴隶制社会的出现，武术运动表现出了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倾向。在商周时期，奴隶主为了维护其统治，十分重视武备，平时“寓兵于农”，战时“强征入伍”。武术开始成为人们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工具性”军事作用备受推崇，成为武装训练的主要内容，开始了为统治阶级“他组织”地应用于各种战争实践中的演化历程。自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为武术运动的演化创造了优越条件。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府兵制和选士标准”，隋唐五代时期制定“武举制”选拔武技高超的军事人才。在这种军事选才制度的影响下，武术运动达到了高潮期，呈现出“他组织有序”发展之态势。两宋时期，群众性的武术组织诸如“锦标社”等开始出现，民间习武成风，打场练武、街头表演等逐渐出现。元朝时期，由于深受戏曲的影响，武术开始登上舞台，表演娱乐作用得到进一步发展。至明代时期，武术的军事技能作用、表演娱乐性、健身医疗作用已为人们广泛认识，武术的攻防技术体系逐步趋于完善，开始出现多种武术派系。至清代不仅各种拳派林立，而且蕴含中华传统文化文脉的武术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太极拳就是集各武术技法与传统文化哲理于一身的典型代表。

纵观封建时期武术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代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的、“他组织”的军事武术占据主导地位，在此期间，虽有娱乐性、表演性和医疗健身性武术形式发展，但其只是军事武术在社会领域的延伸，依附于军事武术而存在。武术运动的这种以“军事工具主义”为主导的“他组织有序”使得武术获到了较为空前的发展。但随着1901年废除“武举制”这个“外界的特定指令”的消失，昌盛几千年的武术开始走向衰败，“社会人民，凡欲以武取功名者，因科举已废，遂多改事他业”。[8]

3 他组织无序：中国武术运动系统的挫折发展

以军事工具主义为主导的武术“他组织有序”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武术运动的演化，符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这种“他组织有序”发展在帝国主义的炮火叩开清政府大门之际而土崩瓦解。自此，中国社会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在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狂轰滥炸下，武术失去军事主导地位，开始让位于西方火器和兵操。早在“武举制”废除之前，清廷袁世凯于1895年组建陆军时已全面配备枪炮，藉此可窥武术之衰退。不难发现：武术运动在“清末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社会团体”以及“军阀”等“他组织”力量的推动下，进入了“无序”发展阶段。之所以谓之“他组织无序”是因为各推动主体或提倡武术的军事实战性、或推崇其强国强种的尚武精神、或扩展其娱乐表演功能、或注重其医疗健身效果，目标不一，堪称无序。这种“他组织”无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术运动由单一的军事实战向娱乐表演、健身医疗等多元化发展，为将来的自组织发展奠定了基础。武术的“他组织无序”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仁人志士对武术军事实战性以及尚武精神的留恋与推崇。虽然武术的军事实战性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表现的颇为无奈，但由于其在既往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仍然得到了大批仁人志士的推崇。虽然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影响下清廷军备西化趋势明显，但武术仍作为军事训练内容得以部分保留。1904年的清廷湖北新军运动会中仍保留摔跤等武术项目；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黄兴、秋瑾等不仅自己酷爱武术，而且鼓励党内人士习武；孙中山于1919年撰文《精武本世序》推崇习武，重点阐述了武术的军事价值；国民政府时期，改武术为国术，在“九·一八”事变背景下，“国术军事化”的呼声震耳欲聋，许多军队通过武术训练增强战斗力。武术的军事实战性没有被全盘否决，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可见，以“清末保守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仁人志士都对武术运动所蕴含的尚武精神推崇备至，希望通过“尚武精神”达到唤醒国民自强意识、振兴民族精神之目的。

其二，武术社会团体涌现，娱乐表演养生健身等功能得以展现。虽在军事上被火器和兵操取代，但中国武术在民间仍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清廷从自身利益出发禁止民间习武，但由于民间习武已成传统，加之国人自强不息之精神，武术运动虽被官府严禁但民间仍然未止，一些地下武术组织悄然形成，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天地会、白莲教、义和拳、梅花拳、双刀会等，它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术的传承。“戊戌变法”后，清政府实施新政，武术管制不再严厉，随之武术社会团体迅速涌现，诸如形意拳名家云集的“北京四民武术研究社”，倡导强身健体的“中华武士会”以及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操学堂”等。围绕“精武体育会”,全国各地都成立分馆、分会来开展武术活动。如上海陆续成立:中华武术会、武术学会、中华国技研究会、武术研究会等数十家武术团体。[9]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伴随着武术社团的急速增加，武术运动的功能也由原来单一军事实战向娱乐表演、养生健身等方面扩展。

其三，武术跻身于教育，初显向近代体育演变之趋势。清末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后，近代西方体育项目传入中国并与武术一起跻身于清末“洋务派”创建的诸如“北洋水师学堂、广东陆师学堂等军事学校里，遂有“自开堂之日，一日之间，中学、西学、文事、武事，量晷分时，兼程并课”。[10]此时的武术只作为军事训练的内容出现在军事学校里，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实施是武术作为体育教学内容出现在普通学校课程中的标志。1911年，在清政府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中通过的“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规定“高等小学以上应兼习拳术”。由此不难发现，晚清末年武术已被纳入教育之范畴，但其终极目的还是“军其国民，固其统治”，没有跳出“工具主义”的魔掌，这种“工具主义”思想延续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在与近代西方体育的碰撞交融中，中国武术受其影响，无论是传授方式，还是传授内容，都在潜移默化地趋向于近代西方体育。在教学方式上，由过去的拜师学艺、秘密授课被课堂教学式的公开授课所取代；在教学内容上，由过去的门户差异、自成一派被规范化、标准化的新编武术动作所取代。传统的师徒关系、传授地点时间等也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运动”力荐“民主与科学”思潮影响下，武术的强身健体等与近代西方体育相吻合的科学价值取向亦为国人察觉，遂有谢似颜“武术要‘受近代解剖、生理、卫生、教育等科学的洗礼，方认为有用处’”[11]之评述。可见，在西方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之际，中国武术在其形式、内容、功用等方面初显向近代体育演变的趋势。

然而，无论是对武术军事实战性及尚武精神的迷恋与推崇，或是社会团体对其娱乐表演、健身养身作用的扩展延伸，还是其跻身教育并向近代体育逐步演变的趋势，都没能像封建王朝的“武举制”那样“他组织”地主导武术的有序发展。武术运动在这些谓之“一厢情愿”的“他组织”无序力量的推动下，或此或彼地徘徊在民间，在挫折中陷入发展的低谷。

4 自组织生成：中国武术运动系统的自创生发展

协同学创始人哈肯认为：“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这里‘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或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体系的，而是外界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体系的。”[11]中国武术在经历“他组织”无序发展阶段之后该怎样演化？是否会摆脱“他组织”力量的束缚走向自组织？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对自组织系统生成的条件作了如是判断，即开放性、远离平衡态、非线性作用、涨落等四个方面，据此我们可以分析中国武术运动系统是否进入了自组织演化阶段。

首先，开放性。中国武术运动系统自组织生成的环境。普利高津认为，开放性是自组织系统生成的必要条件，在与外界环境不断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的过程中，系统能从原来混乱无序的状态发展为一种时空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的新结构。中国武术运动系统是否满足这一自组织条件呢？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被迫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在这种被动的开放性社会背景下，一批源自西方的体育项目涌入中国，与中国武术运动发生碰撞，诸如中国武术与各种国外拳击项目的比赛等，极大地影响了武术的发展。民国时期，中国武术开始流向海外，1914年天津武术会出访东京，1920年上海中华武士会出访法国、南沙群岛等并设立分会招纳会员，1921年精武体育会先后在新加坡、槟梆屿、吉隆坡、仰光、雅加达等建立分会，促进了武术运动的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后，不仅有众多国外人士慕名而来拜师学艺，而且中国武术出访交流愈来愈多，传播范围愈来愈广。诸如，1960年组建的第一支国家武术队出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74年中国武术代表团出访墨西哥，随后出访美国，并得到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接见；1975年，中国武术代表团出访埃及、土耳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家。改革开放后，在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推动下，中国武术代表团足迹更是遍布亚、非、欧、美、澳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将武术运动传播到世界各地。直至今天，中国武术凭借其独特的东方哲学魅力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体育运动项目，成为世人强身健体经常习练的体育活动。由此，无论是晚清时期西方体育项目传入中国之于武术之影响，还是当今中国武术跨出国门、足迹遍布世界，无疑都是中国武术运动系统具备开放性的生动写照。正是在这种开放性环境的影响下，中国武术运动系统才能不断地与其他体育运动项目碰撞交融、相互影响，并在此过程中汲取养分演化发展。

其次，远离平衡态。这是中国武术运动系统自组织生成的前提。如果说开放性是在着重阐述中国武术运动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运离平衡态则是对其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存在的“内环境”的生动描绘。普利高津对自组织现象的研究证明：外界必须驱动开放系统越出近平衡的线性区域，到达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的、非线性区域，自组织现象才发生,[12]并得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的著名论断。中国武术运动系统是否具备运离平衡态这一自组织特性呢？自组织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判断依据：研究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否均匀一致，体系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差异越大，体系离开平衡态就越远。[13]纵观中国武术漫长的演化过程，由于攻防技击特点的不同，产生了风格迥异、内容丰富的拳种与流派，这些种类繁多的拳种与流派构成了庞大的中国武术运动体系。宋代以前由于攻防技击手段比较单一，且只为军事所用，所以武术门类仅以刀、剑、棍等器械加以分类，明嘉靖时期《江南经略》对武术类别的描述为：“拳法十一家、棍法三十一家、枪法十六家、刀法十五家、家法六家、杂器械十家、钯法五家、马上器械十六家”。[14]明清时期是武术运动拳种流派形成的鼎盛时期，诸如戚继光《经效新书》之论述，百花齐放的门派林立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彰显当时中国武术运动繁荣之景象。在此期间随着攻防技击动作技术的逐步改进完善，并逐渐出现了规范性的武术套路，为中华武术的传承与技术流派相对稳定的延续奠定了基础，历经民国时至今日，武术拳种门派之繁多尤为可见。据统计，全国已查明的所谓“历史清楚、脉络有序、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就有300多个。[14]由此可见，中国武术运动系统不仅包含众多拳种与流派，而且它们的技术特点各有所长、内涵丰富、和而不同(表1)，共同创造着中国武术运动系统的运离平衡之态势。

再次，非线性作用。非线性作用是系统从无组织状态或低组织状态走向自组织或更高组织状态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果说远离平衡态是在描绘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区别差异的话，那么“非线性作用”则是对各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动写照。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系统内部是简单的叠加还是涌现出新质来判断其内部是否存在非线性作用。在枝繁叶茂的中国武术运动系统中，各拳种与流派之间的交流融合涌现新质的现象层出不穷。诸如，河南温县陈家沟陈王廷开创的举世闻名的太极拳，后来历经杨露禅、武禹襄、孙禄堂、吴鉴泉等武术家的创新扩展，形成了“陈氏、杨氏、武氏、孙氏、吴氏”等风格不同的太极拳派系。在博采众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拳种还有：融合少林拳、劈卦掌、螳螂拳等技法创造出来的通臂拳、发源于形意拳的如意拳、发轫于翻子拳的鹰爪拳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拳种也在技击手段、表现形式、价值取向等方面不断创新演变。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由传统武术改编而来的以健身养生为目的的木兰拳、健身气功、太极扇、太极剑等。由此可见，在既往拳种与门派破旧立新之时，新拳种破茧成蝶不断涌现，在众多拳种与门派“非线性作用”的碰撞交融之中，中国武术运动系统自组织得以缓慢生成。

表1 中国武术门派拳种类别简表[15]

最后，涨落。涨落是指系统状态此起彼伏的波动，可以分为外涨落和内涨落两种，外部涨落是指系统外部环境中各组成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内涨落是指系统内部组成部分或子系统自发产生的涨落。在传统的思维中，人们只注意了涨落使系统失稳的影响，将其视为系统的干扰因素。但普利高津研究认为：涨落可以是系统的创新之源，也可以是系统发展的建设性因素，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系统得以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进化。[11]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武术挣脱“异己”力量的束缚，逐步向运动自身回归，呈现出向体育运动演变之趋势，过程艰巨困难重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从国情出发，大力提倡体育运动，毛主席亲笔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随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开展体育运动的方针政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倡导下，体育相关方针政策迅速作用于中国武术运动系统，发展成为一种“巨涨落”，促进了武术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与推广。此外，在中国武术运动系统内部的“涨落”诱因同样发挥着“触发器”式的作用，促进了中国武术运动系统本身的科学化、规范化，加速了其向运动本身回归自组织发展的步伐。在中国武术运动巨系统中，众多拳种与门派之间由于技击特点与内涵不同，吸引着不同的关注人群。一些拳种凭借其科学的技击特点、丰富的哲学内涵、显著的健身价值等独特的魅力，赢得人们的亲赖，呈现出“涨”之势，诸如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等。而有些拳种或门派由于其技法动作与内涵或缺乏科学性、或违背运动规律、或伤及习练者身心健康、或蕴含封建迷信的思想等，逐渐被逐出门外，呈现出“落”之态。优秀传统得以传承发扬，历史糟粕予以剔除与摒弃，中国武术运动系统内部的这种此起彼伏的波动状态正是对其“内涨落”诱因的生动描绘，也正是在系统内外涨落诱因的双重作用之下，中国武术运动系统呈现出从无序到有序转变之势。

5 自组织有序：中国武术运动系统的和谐发展

在党和国家创造的优良社会环境下，中国武术运动系统自组织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进入有序化发展阶段。中国武术运动系统的科学化、规范化、自组织化程度逐渐提高，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呈现出自然和谐有序发展之态，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其一，武术竞技活动有序发展。武术竞赛活动主要包括套路形式和技击对抗形式(散手、短兵、太极推手)两种类别，其有序发展主要表现在武术竞赛规则、武术赛事、武术组织管理体系等方面。首先，自1957年武术被列为正式竞赛项目之后，武术竞赛规则逐步出台，并根据赛事发展的需求不断调整，趋于科学化规范化，对武术竞技活动的推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9年中国武术协会起草了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1996年在规则中增加了对指定动作和创新动作难度的规定，提高了竞赛评分的准确性和区分度；2003年武术竞赛规则以进军奥运并与国际赛事接轨为导向，进行修订与完善，主要表现在“对难度动作分级与量化、指定动作向开放动作的转变、评分方式的人性化”等方面。[16]其次，武术赛事组织有序。1982年北京首届全国武术散手和太极推手表演赛拉开了武术赛事发展之序幕，随后国家级、国际级武术赛事层出不穷，诸如全运会中武术赛事、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武术国际邀请赛等。自1991年起世界武术锦标赛每两年举办一次，参与国家与运动人数逐年增加，项目设置趋于稳定(表2)，呈现有序发展之势。此外，随着武术运动的普及与赛事全球化发展，武术组织管理体系也日趋完善，1958年中国武术协会成立，在其不懈的努力下，2002年国际奥委会第113次全会通过了正式承认国际武术联合会的决定，同时武术成为奥委会承认的体育项目。目前国际奥委会武术单项委员会已有126个会员国，未来将达到150至180个，极大地促进了武术运动全球化普及与自组织发展。

表2 1-10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基本情况一览表

其二，武术艺术表演自由发展。武术艺术表演早在封建社会就已出现，诸如街头卖艺、戏剧舞台表演之类，但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这些艺术形式被视为下等行业，这种封建观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之后，在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大力开展各种群众性武术活动”的建议，艺术表演类武术活动获得了发展良机。在党和政府鼓励下，一些武术团体开始对传统武术技法进行改变、综合、创新，把武术技击手段艺术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满足了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电子科技革命的影响，一些武术艺术作品被搬上荧幕，拍成了优秀的影视作品，造就了一批武术艺术表演影视明星，诸如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甄子丹等。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下，辅之以背景音乐、绚丽灯光等艺术手段的武术表演，常常将人引入美轮美奂的武侠世界。武术艺术表演的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习武的好奇心，调动了参与武术运动的激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术运动的推广与传播。

其三，武术健身养生普及推广。作为体育运动项目的中国武术之健身养生功效同样得到了重视，并以其蕴含“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内外合一”等东方哲学魅力为人所推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群众体育的开展如火如荼，武术运动成为人们喜爱的健身项目。经过科学改编的13式、24式太极拳受到追捧，习练者众多，1998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万人太极拳表演即为很好的例证。在2000年的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中武术项目习练者占44%高居第二位。[17]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武术规则、武术组织管理体系、武术赛事的不断发展以及影视艺术的宣传引导，武术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民族强身健体的运动项目，有数以亿计的习练者。

6 非平衡混沌态的发展：中国武术运动系统的发展策略

经历了从混沌到有序的演变，在摆脱异己的“他组织”力量的束缚并回归本体自组织演化中，中国武术运动系统将朝着非平衡的混沌态演化发展。显然，“非平衡混沌”是具有混沌特点的高级的有序态，明显区别于简单的有序、周期性的对称性的有序。因此，我们应该遵循武术运动的自组织发展规律，积极创造优良的社会条件，减少外界的“他组织”力量的过多干扰，促进其向更高级的非平衡混沌态的健康发展。首先，不断完善武术项目的体系。大力弘扬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点，适合各类人群强身健体、简单易学、规范统一、利于推广的太极拳运动。以培植、发展推广武术搏击项目为突破口，以散打、对练、短兵、竞技武术套路等为重点，大力扶持具有消费引领性的武术运动项目。其次，积极推进武术产业化发展。发挥各类武术协会、社团和俱乐部的市场主体作用，依托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武术的发展方式和路径。规范武术竞赛规则及评分标准，打造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武术赛事品牌，推动武术表演市场向专业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最后，推动融合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建立武术与养生、旅游、文化、传媒、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融合发展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推动“互联网+武术”发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发挥国际武术联合会作用，利用中外政府间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平台，推动武术“走出去”，提升中国武术的国际影响力。

7 结语

探讨中国武术运动系统演化发展规律不能只局限于历史叙述、时间划分以及探讨时代背景的影响等方面，而应以系统论的视角从武术运动系统本身进行探究。中国武术运动系统历经混沌无序阶段、他组织有序阶段、他组织无序阶段、自组织生成阶段发展到现在的自组织有序阶段，完成了从混沌到有序的演变，未来将朝着非平衡的混沌态发展演化。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机遇或挑战等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也不能忽略，诸如，武术运动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与分析、传统武术拳种的传承与开发、武术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武术进军奥运会的尝试与努力、武术运动异化现象的出现与应对、武术科研的开展与深入、武术职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探索与争鸣等等。我们要认真剖析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武术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及挑战，遵从客观规律，因势利导，解决武术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发挥其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所扮演重要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