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欢

《明道家训》广纳修身、立德、学习、教养等多个方面，常用于家族教育。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越南，很早就传入了家训类典籍，其中就包括了《明道家训》。

一、《明道家训》解题

据《越南汉喃文献提要》记载，《明道家训》由程颢著，朱玉芝译，书中记录了以下几种版本：

第一，福文堂1942年印本，共54页，高24公分，宽16公分，为《明道家训》的汉文本、喃文翻译及越南国语翻译注本，原编号2156。

第二，与《天南四字经》《初学文津》《启童说约》《阳节》《小状五言诗》附录于《三字经》之后，为抄本，原编号3098。

第三，与《阳节演义》《二十四孝演音》《三千字解音》《幼学越史四字》合订，为印本，高24公分，宽15公分，原编号797。

在汉喃古籍文献典藏数字化计划中，收录了《明道家训》福文堂保大六年（1931）印本，共51页，高25公分，宽15公分，为四言体。

《明道家训》全文排列整齐，读来朗朗上口。其基本内容从治学、做人、为官等多个方面劝诫人们要达到仁、义、善等道德标准。

与宋代其他家训相比，《明道家训》具有独特性。《放翁家训》以诗歌的形式写成;《朱子家训》形式规整，内容简洁，涉及治学、修身等多个方面。这些家训都是作者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人生经验为标准而作，皆为首创。但《明道家训》虽标明由程颢著，由朱玉芝翻译，其内容却并非程颢原创。耿慧玲在自己的文章中两次将《明道家训》列为中国典籍的翻译本。但陈莉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明道家训》为朱玉芝著（陈莉《越南汉籍文化益彰—基于中山大学藏越南汉籍之考察》），两种说法存在分歧。在程颢先生现存的著作当中，虽然能够看到类似家训的言辞，如程颢先生在《二程粹言·论学篇》中写“世俗之言多失”“有过必改，罪己是也，改则已矣”，《河南程氏遗书》亦写“人之为善，须是他自肯为时”（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但这些内容是程颢对其理学思想的解释，并非真正的家训类著作。另外，《明道家训》与《明心宝鉴》的表现方式相似，在内容上多有重叠。

如《明道家训》中写：“养而不教，乃父之过;教而不严，乃师之惰;学问不勤，乃子之恶。”对应的，《明心宝鉴》中写：“养子不教父之过，训导不严师之惰，父教师严两无外，学问无成子之罪。”《明道家训》写：“父母尚在，不可远游。”《明心宝鉴》写：“父母在，不可远游。”（汉喃古籍文献典藏数字化计划）除了上述列出的内容，还有十余句相似的言论。可见，《明道家训》与《明心宝鉴》的部分内容相似。

不同的是，《明心宝鉴》只是将各种名言进行集合整理，而《明道家训》在先贤慧语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根据两部书的成书时间来看，《明心宝鉴》成书于元末明初。《明道家训》的译注本于保大六年刻，这个时间晚于《明心宝鉴》。19世纪末，越南兴起创作蒙书的浪潮，汉喃古籍文献典藏数字化计划收录的十本越南新编蒙书基本都处于这个时期。

上述信息或许可以使我们推断出，《明道家训》是朱玉芝模仿《明心宝鉴》的成书模式，假借明道先生之名，对先贤的言语精华进行了二次加工，在内容上趋同于中国流行的家训类典籍，并衍生符合越南需求的四言体，在形式上选择摘抄，在风格上奉行越南汉籍的简洁明快。此后，越南紧随中国宋、明两朝家训文化盛行的步伐，使该书在强大的汉学背景下得以广泛传播。

二、家训类文献的传播

（一）背景

儒家思想长期伴随越南发展。在汉代，中国士人迁居越南，将中国典籍带入越南，并在越南开设学校，士燮、锡光、任延等人都是典型代表，他们传播中原文化，借助中原礼仪统治越南百姓，儒家思想随之进入越南。之后经历秦、汉、唐，儒家文化逐渐走向繁盛。至宋朝开始，越南独立，中越建立宗藩关系。宋儒文化依旧受到越南的喜爱，宋明时期盛行的家训文化也被越南接受。在此期间，虽然元朝颁布了禁书政策，但无法阻碍儒家思想对越南的深刻影响。家训文化在越南经历了“引进-接受-创新”的过程。

儒家思想是家训文化产生的基础。越南儒家文化发展的外在表现就是科举制度的实施。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士人群体，进行积极创作，促使了家训文献的产生。家训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儒学气息的社会背景下得到引进和推广的。大约在嗣德时期，越南家训类文献进入创作高潮，创作出诸如《阮氏家训》《裴家训孩》等书籍。

（二）载体

家训类文献的传播模式有：抄本、印本。《越南汉喃文献提要》收录的23部家训类文献中，13部为抄本，10部为印本。

第一，从家训类文献的传播人群来看，其接受者除了士人家庭，还包括普通民众，这种实用性较强、与民众的生活关系密切的文献（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最方便可行的记录及传播方式就是手抄。相比印本和刻本的固定性，抄本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存在杂抄的现象。

第二，印本的存在主要在于印刷术的南传。由于越南自然条件的缺陷，印刷术南传的时间较晚。最早出现刻书行为已经在陈英宗兴隆三年（1295），真正大范围进行雕刻已经在明代了（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家训文献在嗣德时期得以繁荣发展，与印刷术的发展关系紧密。

（三）形式

要想扩大家训类文献的传播范围，其“本土化”非常重要。家训类文献传往越南之后，除了汉文本，还产生了喃文本、国语本，同时还存在演音、演歌等形式。如《行参官家训演音》，是对《裴氏家训》进行的翻译;《教训歌》《教训演歌》等皆为六八体喃歌。将家训文改写成喃歌，更利于人们记忆，以达到劝诫的目的。

（四）结果

家训类文献是儒学思想简化的产物，当儒家思想盛行，中国家训类文献得到广泛传播。其传播方式有三种：第一，中国家训类文献传往越南，在越南重抄重印;第二，越南文人对中国文献进行译注之后传回中国;第三，越南文人的自主创作。第一类包括《朱子家训》《治家格言排律》《传家至宝》;第二类包括《明心宝鉴》《明道家训》;第三类文献中越南人借鉴中国家训文献的形式，在内容上更加重视独立的文化意识。相比第一类，第二类的意义在于这些文献从中国传到域外，在域外产生新创之后，又传回中国，这是文献进行的一次完整传播（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獻学研究》），更能佐证中越文献及文化的相互交流。

三、家训文化的社会作用

家训的教育对象主要为家庭成员。宋代家训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得家训不仅为特定的家庭成员进行训诫，也成为其他家庭教育的模范，当家训类书籍广泛传播，它们成为“训俗书”。家训文化逐渐从特定的家庭走向更多家庭。

越南长期以来推崇儒学，非常重视家训文化。

第一，家训能够推动儒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李庆勇《论儒学发展中传统家训的积极作用及当代意义》）。以《明道家训》为例，书中借用了大量儒家名言，囊括了治学、修德、立身等多个方面。儒家经典“汗牛充栋”，并非人人可以阅读且懂得其中奥义，相比艰深晦涩的儒家经典，家训以简单、浅显的特点得以广泛传播，同时，四言体、六八体等形式便于人们朗诵和记忆，使得儒家文化不仅能够传播于知识分子之间，也可以在平民之间广为流传。家训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新阐释。家训的产生能够最大限度简化儒家思想，使人们能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意义，增加了该典籍的受众范围。

第二，规范人们的思想。《明道家训》的教育对象包括幼儿、男性、女性。对于幼儿来说，《明道家训》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思想，规范其成长。“不耻下问，义理益精”，幼儿在这样的言语下得到正确的指引。“贤臣国珍，男贵忠勤”，家训明确要求人们应该忠、孝、仁、义、善。“为妇止顺”“贤女敬夫”等言论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符合当时的社会要求。家训文化是基于社会要求产生的，实用性很强，各家族借家训规范子孙的思想，以达到儒家道德标准。

《明道家训》的喃译本和国语本的翻译，扩大了该书的影响范围，这是家训文化在越南扩大传播的表现。家训文化是儒家文化域外传的一部分，扩大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