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蓉

袁宏道认为文学发展是一个不断产生、消灭弊端的“救弊”过程，此说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救弊”说不能概括文学发展的全貌，疲于“救弊”的文学发展观也显得消极。而跳出“弊”与“救弊”循环的方法，則是宗经和创新式思维。

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以六朝到宋的诗文因革为例，提出了“法因于弊而成于过”的文学发展观，认为文学新变的动力是救前人之弊，文学发展是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就其举例论证来看，“弊”与“救弊”的发展脉络与历史事实有吻合之处，但纵观整个文学史，“救弊”之说不能解释所有文学现象，不是一条普适性规律。文学发展是多种力量推动的结果，“救弊”只是表象，既不是新变的原因，也不是发展的动力。

一、“救弊”的合理性

袁宏道是晚明公安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主张的核心是“性灵说”。他肯定个性情感表达，反对前后七子“句比字拟”的形式复古。“法因于弊而成于过”文学发展观也正是在反复古的核心主张下提出的。

《雪涛阁集序》中，袁宏道肯定文学需要继承前人，但反对“以剿袭为复古”，反对照搬古人字句。在他看来，写诗文的目的之一，是修正“前后七子”影响下的“粉饰蹈袭”之风，救前人之弊。同时，袁宏道其实已意识到了矫枉过正的可能性，他评价诗集中的俚俗之语时说：“此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面对盛行的“剿袭”复古风气及其负面影响，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可能是使得诗文回归正道的最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