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茅盾与儿童文学
——从“童心论”说开去
2021-01-17程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1期
程 伟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1960年出现了关于陈伯吹“童心论”的批判运动,茅盾密切关注了这一现象,并在1961年写了《六〇年儿童文学漫谈》做出回应。此前也有学者论及茅盾对“童心论”的看法。或认为茅盾“和陈伯吹的观点一脉相通,不过茅盾阐述得更为正确、清楚、全面。”[1]或认为茅盾“一面肯定‘童心论’是从资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童心论’或‘儿童本位论’引起来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一面认为对‘童心论’中的合理成分要认真分析对待。”[2]都缺乏详尽精微的分析,没有进行长线的“跟踪”。那么茅盾《六〇年儿童文学漫谈》的观点是什么,和其他批判者有何不同。在“新时期”后,其关于“童心论”又有哪些新思考,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关于“童心论”的批判
1955年发生了一系列促进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发展的事件。其中来自高层的重视尤为值得关注。1955年8月4日,毛泽东就《儿童读物奇缺,有关部门重视不够》一文后,在简报反映的有关问题旁边分别批注“书少”“无人编”“太贵”,并批了意见:
林枫同志:此事请你注意,邀些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3]
9月6日,时任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的《源源不断地供给孩子们精神食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我们有必要向作家们、编辑们、出版发行工作者们提出要求:更多地注意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工作吧!……我们必须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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