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交往: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一个误读
——兼谈批判的规范性基础
2021-01-17王小章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2期
王小章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一、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它标志着由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所代表的激进的现代性批判,转向将现代性视作“一项未完成的工程”的“现代性拓展”。[1]跟思想学术史上的任何重大转折都建立在对前辈思想或多或少的批评之上一样,哈贝马斯带来的这一转折同样也发端和建基于对其老师激进并进而走向悲观的现代性批判的不满和批评,而正是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评,促使哈贝马斯进一步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特别是其“劳动”概念。
了解一点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历史的都知道,在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初,霍克海默曾与阿多诺一道为研究所拟定了跨学科唯物主义的研究规划,即要通过将社会哲学与经验性社会科学相融合的研究,来重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这个规划和它指导下的研究中,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所蕴含的解放潜能大体得到了肯定和继承。但是,这个研究规划的实际开展并不像计划的那样卓有成效,再加上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纳粹的上台、二战的爆发,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的思想开始变化,这种变化逐步累积,最终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集中呈现。《启蒙辩证法》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从早期的实践哲学立场转向了对启蒙理性本身的激进批判。[2]在该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的真正本质是视知识为权力,服务于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的支配与统治。……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