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扬强

（1.西南政法大学少年法学研究中心，重庆401120； 2.中共怀化市委党校，湖南怀化418008）

差异交往理论认为，犯罪行为是习得的[1]，这一点在少年犯罪中尤为突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童建明亦指出，“罪错未成年人既是社会的危害者，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2]。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社会环境的巨变给少年成长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当今的少年能更加广泛、深入地接触社会，知识、技能的获取也更为便捷；另一方面，少年社会化的过程，并未因社会的发展而缩短，社会不良环境对少年的影响不减反增。复杂的少年犯罪形势，以及民众对公共安全的需求不断提高，都对我国少年司法体系化、制度化构建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少年分级处遇机制之提出

今日之少年，明日之希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近年来，校园暴力和少年恶性案件频频见诸报端，而相应的法律规制效果却令人堪忧，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2019年2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提出，“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罪错少年分级处遇机制之构建应运而生，引发了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少年分级处遇机制既包括对现有少年处遇措施的优化和重构，也涵盖了为达到教育、挽救罪错少年而实施的一系列制度的系统集成。少年分级处遇机制倡导的提前干预、提前预防和分级分类精准矫治的价值理念与少年罪错行为发展规律高度契合，顺应了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和犯罪预防要求，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