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郭理

（黄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一、引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方面，社会各界迫切希望能够实现国家的和平与民主，尽快投入战后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当中；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挑起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国内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人民军队从抗日战争时期以游击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大兵团运动作战方式，其特点是作战规模大，敌我双方伤亡数量增多，作战方式的变化给军队医疗卫生系统带来沉重的负担，加之人民军队作战环境恶劣，从而对这一时期军队医疗卫生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军队医疗卫生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括伤病预防工作及战时救护应对措施，除充足的医疗物资和合格的医疗救治水平外，前线与大后方之间、军队内各部门之间沟通协调是否顺畅，作战期间卫生问题的预防和急救知识的宣传教育是否到位，救护体系内各组织之间分工协作是否顺畅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对医疗卫生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健全的卫生组织体系和制度关乎这一工作是否顺利进行。

目前国内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军队医疗卫生问题进行专门而全面性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成果为已出版历史文献，主要侧重于对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相关信息的史料整理，虽然数据详实，但对解放区医疗卫生的主要表现、成因分析以及所获效果缺乏深入而全面的分析。此外，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医疗卫生措施最大特点集中在军队医疗卫生工作制度的不断修正和完善，从而为新中国建立后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障，至今学界对医疗卫生工作制度形成过程进行系统梳理的资料也不多。

二、解放区军队医疗卫生问题概况

（一）解放区医疗卫生问题的主要表现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部队以大规模兵团作战为主，各部队伤病员人数明显增加，伤病医疗救治问题逐步显现。在人民解放军各野战部队中，各种伤病多是由于疾病传染、行军打仗、营养不良等因素而引起的，这就亟需医疗保障部门加强疾病防治、行军卫生、卫生保健、战伤救治工作，努力保障部队指战员的生命健康。

1.传染性疾病多发易发

第一野战军（以下简称“一野”）方面，由于西北地区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干燥，再加上卫生条件差，地区疫病常年不断。转战于西北战场的第一野战军行军频繁且条件艰苦，病员人数较多。据一野第三军统计，在1948年第1、2、6纵队传染病人数为5762人，发病率高达84.38%，传染病占到疾病问题的28.6%。常见的传染病多为流感、痢疾、疥疮，第十九兵团发生流感11426人，占总数的9.42%，发生疥疮10303人，占总数的8.49%。[1]第二野战军（以下简称“二野”）方面，卫生保障任务也是十分艰巨。这一时期二野常见传染病中威胁最大的是疟疾、痢疾、霍乱、回归热、疥疮。据不完全统计，二野发生疟疾人数有125120人，有的部队中，疟疾发病高达80%。[1]210痢疾发病人数在1947年部队挺进中原前为3993人，到1949年渡江战役后的7—9月发病率突升，第十四军痢疾发病人数2336名，第十五军发病人数为1327人；疥疮在二野中一直是发病率较高的流行病，解放战争时期共发生127596起，其间许多部队疥疮发生率为二到三成，少数高达七成。[1]211第三野战军（以下简称“三野”）方面，除一野、二野的传染病外，三野伤病员还受到鼠疫、天花、伤寒的影响。1937—1948年，福建全省感染鼠疫134236人，死亡108753人，死亡率高达81%。[1]224天花在农村春季时比较流行，由于部队长期驻扎在农村，容易患天花。比如第二十六军在1946年有36人发生天花，第二十七军在1948年有12人发生天花。伤寒在部队每年也都有零散出现。第二十七军中，1947年感染伤寒7人，1948年感染伤寒8人，1949年感染伤寒18人。渤海军区1948年367人出现伤寒现象。另外，三野还出现过血吸虫病现象。

2.行军作战时有各种多发病

一野方面，行军中多发病也是困扰战士们的重要因素之一，如脚泡、结膜炎以及胃肠病等，其中以脚泡最为严重。据统计，一野第三军第九师“几乎全部打了脚泡”。第七师行军4天中，“鞋伤竟有869名”。而第六十四军、第六十五军中，关中一次行军有些单位脚泡人数占总人数比高达48%。[1]197行军过程中，营养缺乏而导致的综合疾病同样成为部队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之一。二野方面，多为中暑、感冒和雪盲所困扰。在渡江战后正值酷热暑期，预防和救治中暑成了二野部队卫生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同时，这一时期，战士们在雨季容易受凉，抵抗力下降，极容易感冒。此外，雪盲现象在第十八军进藏后也时有发生。在卫生保健方面，由于战争时期体力消耗大而条件又艰苦，战士们营养不良现象十分严重。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病员和体弱者竟超过了一半以上，患病官兵也是面黄肌瘦，四肢乏力。第四野战军（以下简称“四野”）方面，由于四野处于东北地区，该地区邻近西伯利亚，冬季寒流来袭，有时气温会降至零下30℃。相比于其他战区，四野部队作战时必然面对地域性困难，如部队冻伤问题。1947年，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北线部队因无法抵御寒流，几天之内，各医疗机构收纳冻伤员8000多人。南线的第三纵队第七师第三十团于1947年1月19日顶着零下40℃酷寒，夜过山路，一夜之间冻伤400多人，且多为手足脸冻伤。[1]239在冻伤原因上，卧雪而冻伤的人员达到1/2，急行军休息时冻伤人数达1/5，骑马冻伤为1/4，剩下为其他原因。在冻伤部位上，主要是脸、手、脚。而时间上，夜间相对白天更容易造成冻伤。

3.战场救治任务繁重

整个解放战争过程中，一野伤员总数达到了146688人，占总体伤病员的54.99%，略高于病员数量，尤其是战争初期，在救护、包扎、转运以及手术治疗等过程中都出现不少问题，治愈归队率仅仅只有60.35%，而死亡率竟有5.35%，可见医治过程问题巨大。[1]201二野方面，战时救治负担也是巨大的。据统计，晋冀鲁豫军区在1947年终，各类手术达到30000多例，从1946—1947年，共收治的伤员数量达到147821人。[1]218三野在战时救治方面，随着作战方式和武器的发展，战伤种类发生了变化，炸伤成为伤员受伤更主要的原因之一。莱芜战役中3146名伤员有55.1%是炸伤。[2]另据统计，孟良崮战役中接受和运转的4803名伤员中有50.5%是炸伤。[2]79而济南战役中，负伤8781人，炸伤率更是高达74.5%[2]105，可见绝大部分大兵团战役中，炸伤人数都超过伤员人数的一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炸伤的感染率和致死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伤害，最典型的莫过于破伤风的感染。苏中战役时第三医院收治的3539名伤员中，有99名战士患破伤风感染。[2]541947年西线兵团4个医院45083名伤员中有193人为破伤风，其中78人死亡，死亡率很高，而东线兵团50936名伤员中258人是破伤风。[2]217整个解放战争中，四野收治伤员人数为329540名，病员人数为360195名，按照时间顺序，1945年到1948年11月，东北战场的作战中伤员数为272989人；1948年11月—1949年4月的入关作战中，伤员人数为32216人；1949年5—12月南下作战时伤员数为20193人。[1]247

（二）解放区医疗卫生问题的成因分析

在抗战时期医疗卫生物资本已短缺，随着根据地采取各种措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抗战时期军民突出的医疗卫生问题。解放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军队医疗卫生问题逐渐显现出来，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

1.部队战争环境艰苦

部队行军在外，跋山涉水，辗转各地，艰苦的战斗环境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以一野所在的西北地区为例，海拔为1000—2000米，高原反应强烈,冬季寒冷且干燥，一月份的气温最低可至零下10℃，年降水量仅仅只有200—600毫米，部队缺水严重，且当地经济文化极其落后，交通不便利，卫生条件差，再加上频繁的战斗，部队医疗卫生问题自然就凸显出来。

2.受居民传染病感染

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多在民房居住，长期与群众相接触，军民关系十分融洽，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居民中的一些流行病容易传染给部队官兵，如流感在传染病发病数中居于首位。除流感外，痢疾的发病率也是极高的，主要原因是饮食不卫生，1949年三原行军和兰州战役时，由于部队在农家误食不洁的凉拌菜导致痢疾流行。

3.生活条件艰苦

主要表现在部队战士营养缺乏，人体每天需要的粮油、蔬菜、肉类摄入量往往不达标，导致战士们身体素质和免疫能力偏低。

4.预防措施不到位

这里所说的防治工作，主要是卫生宣传教育、扑灭疫情能力、防治工作的领导等。战争时期，军民的卫生意识是非常不到位的，大多数人生活习惯较差，容易导致疾病的侵入，如习惯于喝生水，不注意清洁卫生等。在疫情管控方面，很多疫情发生时，所辖区域的防疫治疗工作不能做到及时检查和及时反映情况，疫情来临时应急能力较差，往往不能及时组织医疗团队进行救治。

5.战争破坏的影响

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侵扰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活环境，所到之处“百般蹂躏，被杀牲畜的皮骨肚肠，到处抛掷”，不管室内室外尽是人畜粪便。作战地区，在敌人败逃之后，更是遗尸累累，遍地污血，以至“臭气冲天”，军民极易受到感染。

解放战争时期，医疗负担的加重还有其特殊原因：解放军人数的扩大。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开始。这一阶段，人民解放军成功抵御国民党的进攻，捍卫了解放区。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解放军数量开始大量增加，由原来120多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庞大的军队数量对部队及地方医疗卫生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解放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收复和解放的土地面积达到了15.5万平方千米，人口为3700万，解放区面积恢复到235.5万平方千米，人口增至1.68亿，人民解放军人数增至280万。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转入决战阶段，济南战役拉开了中共解放大城市的序幕。到大虎山歼灭战结束后，中共正式接手全东北。这一阶段解放军人数进一步扩大到300多万人，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面对的医疗卫生工作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三、中国共产党解决解放区军队医疗卫生问题的政策措施

由于有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经验，到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医疗卫生问题的政策正步步推进，相关制度已开始逐步处于完善状态。

（一）提高阶段（1945年8月—1947年6月）

这段时间，由于中共积极争取和平谈判工作，解放区得以把精力投入到军队医疗卫生工作当中，用休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并大力改进后方工作，对各方面工作进行调整。

1.加强统计报告制度

晋察冀军区于1946年6月10日颁布《建立统计报告制度的规定》，这一规定是对部队卫生统计方面工作的重要指示。首先，要求相关卫生部门工作人员提高工作意识，设置专人进行卫生统计工作；其次，对医务和药材工作制定了季报和年报制度，同时对报告内容、时间以及相关注意事项提出了详细的要求。统计报告工作制度的形成有助于对军队中伤病员具体数字、医疗设施具体情况、药品器材采购和消耗数据有宏观的把握，是制定一切措施的根本依据。[3]

2.规范部队的卫生供给

结合过去部队行军作战中供给工作的经验基础，这一时期，中共对卫生供给工作进行更为细致的规定。1946年11月25日，晋冀鲁豫军区颁布了《关于颁发一九四七年供给规定等的命令》，对各种相关费用以及负担主体做了详细规定：伤病员菜金标准分为重度伤害、中度伤害、轻微伤害三级，按日发放；医护人员津贴分为医生、护士长、医护助理、药剂师、护士、卫生长等，按月发放；部队人员消毒费半年发放一次，负伤费用由医院统一发放。此外，命令还对埋葬费、残废金的发放等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3]82-85

3.完善日常卫生防病制度

这一时期，解放区颁布了各种相关文件，如1946年《冬季部队卫生规条》，1947年《夏季部队卫生规条》，对不同时节的卫生和防病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以提高战士们的个人卫生意识。

4.细化战时救护工作

战时救护工作是保障战士们生命安全的重要工作，其焦点是实现救护和伤病员的及时转移，这对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分工和联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将后勤领域工作技术化。晋察冀野战军于1946年10月28日颁布了《野战救护治疗工作暂行条例》，对战伤处理、化脓创伤处理、骨伤处理、手术等一系列战时状况进行了规定，使救治有据可依，更加专业和科学。

5.加强医护人员的教育

多年的革命战争，部队的许多卫生员有极其丰富的工作经验，然而单纯追求专业训练使得他们忽视了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党在这一时期开始重视起教育工作。一方面，加强医护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提高医护人员的文化水平。1946年8月，军委总卫生部召开了秋季卫生行政会议，提出了今后的三项工作，其中有一项是要求在职干部教育必须要将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并重，并建议一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卫生员学习一门外语。[4]

（二）稳固阶段（1947年7月—1948年7月）

这一阶段，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状态，大规模兵团运动战成为主要战斗形式，这与以往的作战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各部门也进行了及时的调整，在巩固原有军队卫生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实际制定了新的军队卫生和救护措施。

为配合反攻阶段的卫生工作，豫皖苏军区的卫生部于1947年9月1日颁布了《豫皖苏军区关于下发卫生工作会议的训令》，重申军队各项卫生工作的基本精神。在医疗工作方面，要求确立转变治疗作风、开展新疗法、恢复和建立各种治疗操作规程的基本精神；在卫生保健工作方面，要求树立恢复部队过去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的基本精神；在药材方面，要求药物的购买和保管分发、药费的使用都要有明确的规范程序，强调节约用材用药的基本精神；在战时救护工作方面，对战时司、政、供、卫部门以及一二线救护分工都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在卫生人员的培训方面，要求快速培养和集结卫生人员，重新颁布各级卫生机关编制表，加强工作人员的职务、名称、工作作风的统一。[3]85-89

为适应战斗新形势的需要，晋冀鲁豫军区也制定了新的卫生工作总方针。在制度上，要求确立科学正规的卫生行政工作机制，如加强医疗机构的组织，统一医护人员工作编制、完善医疗统计报告制度、各级负责人制度等；还要继续加强药材的制作和购买，健全相应制度，保障部队药材配给。

这一时期战争形势有了本质的变化，过去以分散为特点的游击战被大兵团运动战所取代，这极大丰富了解放军的军事斗争经验，军队卫生工作的繁琐程度也远远超过以往。随着部队作战规模化以及医护人员队伍的壮大，原有的工作制度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需求了，建立科学统一的工作制度成为必然。各解放区的总卫生部也开始颁布具有统筹意义的相关卫生工作法规，落实部队卫生工作制度体系，如东北解放区的《解放军暂行卫生法规》《各级卫生机关业务条例》《卫生机关组织条例》《医疗工作条例》等，对医疗卫生的各项工作做了统筹的安排和规定，从而使得这一阶段的军队卫生制度逐渐巩固，不断向体系化方向发展。

（三）完善阶段（1948年8月—1949年10月）

到1948年底，国共两党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革命形势越来越向着解放军方向倾斜，局势趋于明朗。战场不断胜利，中国革命的任务眼看就要完成，这进一步激发了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工作热情，解放区在如此高涨的形势下不断推进卫生工作制度的完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统计报告制度是卫生工作制度建设的重大前提，华北军区于1948年10月15日颁布了《建立正规统计工作制度的规定》，对各大卫生机关的各种形式的报告做了具体的规定。1949年5月，二野卫生部门连续颁布了《关于部队报告制度之规定》《卫生部所属各直属单位报告制度》《野直各卫生机关之报告制度》《对统计报告工作应有的认识》《怎样作登记统计工作》五个文件，其对登记、统计、报告等多方面内容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统计报告制度。

这一阶段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公职人员配置上，中原解放区卫生部制定了《编制制度职责》，从人员配置的数量到职责方面都予以明确；在药材器材配备上，中原军区颁布了《卫生机关药品器材装备标准》，规定军队药材要实现统筹，对各卫生部门的药材器具配备做详细的标准规定。华北军区于1949年初颁布了《医院设备标准规定》，该规定事无巨细，小到医用手套大到手术台都有详细的配备标准的规定。1948年12月25日由中央军委批示的《暂行药品器材装备标准》，从总体上对相应的基本原则、标准制定、计算供给等内容都做了详细规定，并从六个方面做了具体标准的规定：药品器材、器械标准、手术器械、普通外科器械、药科器械、化验室装备。应该说这个规定是相当全面的了。

对医务人员的管理工作，在这一阶段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二野在1949年5月10日颁布了《部队各级医政工作职责暂行条例》，对医政干部的检查、督促工作进行贯彻，加强了医政干部的工作管理；《医院医政股工作职责》对医政股（医院院长和医务主任下设办公室）在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权责做了规定；《各级医务人员职责》对上到院长下到护士的所有人员的具体职责和权限做了规定；《各种医疗工作规则和职责》对医疗过程中的各环节做了必须性和禁止性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医疗过程。

这一阶段已经是解放战争的后期，包括军队医疗卫生工作在内的整体军队工作都处于完善阶段，也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做准备。

四、中国共产党解决解放区军队医疗卫生问题的基本效果

（一）救治了部队伤病员，保障其生命健康

医疗卫生工作的进步直接关系到广大军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问题。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医疗卫生工作措施，部队伤病员虽然数量剧增，但是治愈率明显提高。仅从战伤救治来说，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一野伤员总数为146688人，治愈归队有111925人，1947—1949年治愈率分别为60.35%、70.10%、76%，死亡率分别为5.35%、2.40%、1.32%。[1]202可见治愈率逐年递增，而死亡率逐年下降。晋冀鲁豫军区1946—1947年共收治伤员147821名，治愈归队率达62.5%[1]218。四野方面，解放战争时期共收纳伤员329540名，在1948年前，伤员归队率不高，仅有40%左右，之后由于开始重视此方面工作，平津战役时治愈归队率达61.4%，南下作战时更是达到64.28%。华北地区战伤救治的组织不断得到调整和加强，以太原战役中的破伤风治疗为例，95%以上的参战人员注射了破伤风类毒素，加上手术的及时，破伤风发病率明显降低，发生率只有0.44%，而其他战役，如保北战役发生率仅有3.41%，新保安战役更低至1.6%。[1]265

（二）进一步完善了人民军队医疗卫生工作制度

大兵团运动战极大丰富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实践经验，从而促进军队医疗卫生工作制度的完善。

统计报告制度得到加强。统计报告制度是了解军队当前状况和全面活动情况的主要手段，它便于军队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和方针。解放战争时期这一制度得到完善。

战时救护的各种具体处置规则得到完善。战时救护是战争中伤员救治重要的一环，中共在总结过去战时救护工作经验的同时，结合解放战争时期的作战特点，对战时救护工作的具体处置内容进行了细化，如各救护单位在战时救护中如何进行分工协作、如何应对紧急情况、后勤领域如何转向技术领域、具体救治的依据等，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伤员治愈率显著提高。此外，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出的创伤新疗法得到应用和发展，大幅提高了伤员治愈归队率。

正确的破伤风治疗方式大大提高了治愈率。1948年9月，华北军区卫生防疫处开始生产破伤风类毒素和抗毒血清，供应部队进行免疫注射。在治疗上注意综合治疗，还采用了中药、五虎丹、斑蝥散等，取得一定效果。1949年3月的太原战役，95%以上的参战人员都注射了破伤风类毒素，加之手术及时彻底，使破伤风的发生率明显下降。保北战役破伤风发生率为3.41%，新保安战役破伤风发生率为为1.6%，太原战役破伤风发生率降至0.44%。

在这个时期，部队卫生防病工作的重视程度更加突出，在传染病防治、行军卫生、部队营养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成绩。以一野为例，在传染病防治方面，中共及时制定应对策略，大大降低了其发病率，流感年发病率低于30%，痢疾也得到控制，1949年下半年，全军只有138人患回归热，斑疹伤寒仅8人。[1]199而1948年，全军发生疥疮9332人，共治愈9070人，治愈率高达97%。在行军卫生方面，中共及时采取措施，如针对脚泡现象，进行正确的行军管理和卫生教育，打脚泡数量日渐减少，以第191师为例，行军22天，打脚泡人数降至50人以下；在营养卫生方面，据第一军四个连和第四军38个伙食单位冬训前后两次调查，战士们两个月体重平均增加1.7—2.6斤。营养缺乏病大为减少，1948年全军患夜盲症202人，1949年减少至96人，下降了56.4%。

五、结论

解放战争虽然只有四年时间，但由于大规模运动作战的特点，解放区的军队医疗卫生工作形势严峻。这一时期军队医疗卫生工作从各解放区实际情况出发，从广大军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始终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方针，中西医学并重，根据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及时调整相应措施，不断推进建章立制工作的开展，使制度分工更加精细化。这一时期的军队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相对良好的效果，军队医疗卫生的各项工作开始往专业化方向发展。不仅救治了部队伤病员，保障了其生命健康，有效应对了人民解放军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医疗卫生状况；并且进一步完善了人民军队医疗卫生工作制度和组织体系，保障了各部门工作的有序开展，为全国解放后的卫生制度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