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宝山 李依媛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模式创新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其发展面临复杂的影响因素。本文以23家上市瞪羚企业为样本，选取TOE框架为分析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瞪羚企业采纳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构型。研究表明：若干组态可以为瞪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相同结果，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导致高效商业模式创新与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的组态具有非对称性。同时，根据高效商业模式创新组态结果总结出“运筹帷幄型”和“政府支持型”可以提高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能力，进而增强企业及地区的竞争力。

关键词：TOE框架；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2.2；C934文献标识码： 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1.06.00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20BGL032）

0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发展质量参差不齐，其中只有少數佼佼者能跳过“死亡谷”成为“瞪羚企业”。在我国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已经不再按照传统的线性成长路线发展，而是呈现出“创业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龙企业”的跃迁式成长路线[1]。瞪羚企业打破传统企业的经营模式，建立起符合市场需求和创新规律变化的新模式，已经成为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因此，鼓励支持瞪羚企业的认定工作有助于改变行业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创新是改变企业价值创造的基本逻辑以提升顾客价值和企业竞争力的活动，一直是学术界与实体界研究的焦点。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过：“当今企业间的竞争，不是产品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间的竞争”。随着外部输入型通胀的加深，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等上涨，国内众多企业原先奉行的低成本战略、技术差异化战略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需求；面对营商环境外部条件的不利变化，仅从技术方面调整改善，越来越难以奏效，重构商业模式已经成为企业持续发展、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瞪羚企业以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为支撑进入高成长期，其中商业模式创新的地位不容小觑。如何使瞪羚企业强化创新意识、更新商业模式，进而保持高成长活力，不仅是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亟待研究的科学问题。目前，学者们针对瞪羚企业已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汪蕾等[2]研究瞪羚企业的认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认定瞪羚企业可以提高企业绩效，并且绩效的提升在不同企业存在异质性。孙红燕[3]在探究中关村瞪羚企业成长时，发现人才资源供给、投融资服务环境、创业孵化网络环境、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以及政策支持环境可以推动企业快速成长。章亚南[4]发现瞪羚企业数量在构建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型园区评价体系时被纳为重要指标。罗利华等[5]研究关系资本在跨界搜索和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提示管理者可以利用关系资源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齐嘉[6]关心瞪羚企业的扶持政策。胡海清[7]研究加速器和环境动态性对瞪羚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交互作用。已有研究者主要聚焦于瞪羚企业成长中的多种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鲜有关注其高绩效的内生驱动力——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同时，现有研究者在研究影响因素时大多采用传统的回归分析（基于对称思维），需要考虑要素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适用于变量层面的净效应关系分析，而本文采用QCA研究方法（基于非对称思维），关注要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探究影响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复杂内在机制。1990年Tornatzky和Fleischer[8]在《技术创新的流程》一书中提出“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即TOE理论框架，最初聚焦于技术对技术采纳方面，随后又增加了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带来的影响。胡保亮[9]认为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一种创新性行为，也可以适用TOE模型，为TOE框架的应用带来理论支撑，也给本研究的条件选择带来重要指导意义。

瞪羚企业是国家高新区发展能力和活力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了提高高新区发展质量的关键所在。瞪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由复杂的影响因素体系综合作用决定，包括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本文基于组态视角，将TOE理论框架与瞪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结合，以23家瞪羚企业为例，分析多种要素共生下如何促进瞪羚企业创新商业模式，进而在新的市场竞争形势下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对高效商业模式创新的“非集”进行分析，提醒管理者可以根据研究结果避开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障碍。如何使瞪羚企业跨过“死亡谷”之后依然“屹立不倒”，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文献综述

1.1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

现阶段，技术的创新本身并不能保证经济或者商业上的成功，瞪羚企业必须在商业模式可快速复制和日益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不断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Timmers[10]于1998年最早给出了商业模式的定义，他认为商业模式就是由产品、服务和信息流组成。作为一个高创新型企业，深入了解自己的商业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组成关系，才能在自己的商业模式被复制之前进行再次革新。Teece[11认为企业要想取得商业模式创新来抵御外部竞争风险，就要利用自身资源和外部资源]；Velu[12]探索信息、知识和能力等可以通过技术向商业模式创新进行转化，进而发现技术是商业模式创新的一个前因条件；Sosna[13]发现环境动荡性即外在竞争者或替代品的出现等会迫使企业改变商业模式，进而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该研究与波特五力模型相对应。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夏清华等[14]通过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对于商业模式创新具有倒U型影响，适度的企业规模可以为商业模式创新带来规模经济优势，但企业规模较大可能对商业模式创新有不利影响；胡保亮[9]选取TOE为视角，着重分析市场需求、技术优势、资本供给以及高管支持对三种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高闯和关鑫[15]选择以价值链视角分析不同企业适用的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王炳成等[16]首次将内容分析法运用在管理学领域，归纳出45个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并对其重要性予以排序。由此可见，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因素众多，基本聚焦在资源（自身资源、外部资源）、企业动态能力和市场需求等方面。目前研究者研究视角和选题十分多样，但大多数商业模式影响因素的探究是寻找线性关系，忽视了对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技术能力、组织过程和外部环境的整合分析，缺乏对多要素并发的复杂因果关系研究。

1.2商业模式创新牵引路径

企业内外部要素的任何变化都能引发商业模式创新，使得商业模式的价值变化来源发生改变[17]，并且不同类型企业及不同视角下的创新路径不相同[18]。李文等[19]运用fsQCA方法探究新零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牵引条件构型，发现网络体系建立助力型、深度分析能力弥补型等四个路径都可以驱动其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曾萍等[20]研究政府支持和企业的动态能力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动态能力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并且相比于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更能够利用好政府支持这一条件；王水莲等[21]基于内、外驱动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企业社会网络、企业组织学习及内外视角相关因素下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鲁迪等[22]采用元分析技术基于多层视角发现在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上，三个层面因素对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均有正向促进作用；李锐等[23]分析三维智力资本和技术动荡性对外包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有四个充分条件路径可以促进外包企业双元商业模式创新。

梳理相关商业模式创新文献发现，已有部分学者运用QCA方法研究商业模式创新，但相同因素对不同企业的影响结果不同，并且各个瞪羚企业的不同资源禀赋导致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的不同，最终导致企业间难以互相借鉴成功经验。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主要研究单因素及其中介变量对结果的影响，而QCA方法关注多个前因条件的组合效应，该方法认为任何结果的产生都不是由单一因素影响而来的。瞪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背后存在着复杂的研究机理，但还未有学者将QCA方法运用到瞪羚企业研究领域。因此，为响应国家大力推动瞪羚企业发展政策，对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多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实证寻找核心条件，从而为瞪羚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针对性建议。

1.3 TOE框架及其应用

TOE框架起初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技术创新影响因素中，为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及技术采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随后，研究者以TOE框架展开了多角度实证研究，并在不同技术背景下丰富该模型的使用[24]。近年来，TOE框架也被中外研究者应用到了其他情景当中，如政府电视问政的技术采纳、政府电子服务能力、网站建设、城市治理及物流业等方面。徐换歌[25]将TOE框架与创新扩散理论相结合，探索中国电视问政兴起的原因；丁依霞等[26]运用OLS分析法研究T O E三个层面内的各因素对政府服务平台电子服务能力的影响；卫海英[27]将TOE框架运用在物流业，探索区块链技术对物流行业成功的影响为政府以及物流公司采用区块链技术提供有力借鉴；Fahim Ullah&Siddra Qayyum[28]将智慧城市与TOE框架结合，认为智慧城市治理面临着技术、组织和环境风险，并识别出首要风险，为城市治理提供安全保障；Yali Zhang &Jun Sun等[29]收集340家公司数据，探索技术、组织、环境三个层面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程度，发现三个层面对绿色创新都有重要作用；杨寅等[30]基于TOE框架研究其因素对共享平台的采纳和扩散的影响，并提出了有利于科技开放共享平台的对策和建议。

纵观当前学术界研究，TOE框架将企业对技术的采纳分为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TOE框架适用研究主题多样，不同研究情景的影响因素不同。由于TOE框架的灵活性、实用性以及高度概括性，可根据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对该框架进行具体调整和增改，以致丰富模型的使用[31]。应用QCA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需要有既定理论支持，没有理论牵引的QCA只是对数据的重新描述，没有任何的因果推断意义[32]。基于此，将TOE框架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支持，对瞪羚企业创新商业模式背后的技术、组织、环境多重条件组态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2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2.1前因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

瞪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已经成为为企业创造价值和盈利能力的重要方式之一。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联动机制，现有研究只关注条件的单一影响，忽视了多发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结合经典理论模型TOE模型和前人研究结果进行前因变量指标体系构建。其中，组织层面分为人员配置和机构建设两个维度；环境层面分为外部支持和外部竞争两个维度来分析。技术层面选择技术升级作为前因变量；组织层面中的人员配置选择管理者素质，机构建设层面选择企业规模；环境层面的外部支持选择政府支持，外部压力选择外部环境动荡性作为前因条件。因此，本文选择技术优势、管理者素质、企业规模、政府支持和外部环境动荡性作为前因变量探究影响瞪羚企业采纳商业模式创新的复杂影响机制。基于以上分析，建立研究模型（图1）。

根据图1，本文研究了技术-组织-环境三个条件与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间的组态关系，回答“促使这一现象发生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这些前因条件如何组合匹配能导致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多大程度发现各个条件组合后的路径能够导致特定结果的发生？”等问题。

2.2前因变量衡量指标选择

2.2.1技术优势

商业模式创新基于数字化变革，在新经济条件下，数字化转型将彻底改变企业的業务系统，并将其重新定义。颠覆性的数字科技带动商业模式升级，进而带动新经济的增长。根据TOE框架理论，技术优势是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一项关键影响因素，技术革新最终一定会改变商业模式，为成功建立新的先决条件。技术的创新将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方式，新应用、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对传统消费行为产生巨大影响。技术优势作为本研究的一个前因条件，我们使用研发投入比指标来衡量。一般来说研发投入占比越大，说明在该企业的成本中，进行研究与开发的成本越多，企业的技术水平就越高。

2.2.2管理者素质

管理者素质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它由管理者受教育的水平、逻辑思维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管理能力等决定。一般情况下，管理者的学历越高，能力越强，相对应的素质就越高，给企业带来的贡献也越大。本研究将管理者素质的衡量指标制定为硕博人员占管理者总数的比例，其中聘请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等董事会成员视同高素质管理者计入计算分子。

2.2.3公司规模

公司规模是按有关标准和规定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划分，一般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公司规模不同，对其商业模式的选择也不尽相同。为探究公司规模大小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将企业规模纳入到研究变量中。公司规模属于商业模式四要素中的核心资源，往往属于资产资源，因此本文选用资产总额来衡量公司规模。

2.2.4政府支持

瞪羚企业的高影响力和强示范性是由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多数爆发力强的瞪羚企业面临着很难将自身成长力长期保持的问题，瞪羚企业随着自身规模扩大，其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支持有助于瞪羚企业的平稳发展，扩大企业的国际影响力。高效的商业模式具有杠杆效应，政府对企业的支持相当于增加其杠杆。发挥政府杠杆作用，引导金融资本、撬动社会资本、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可以助力瞪羚企业释放更强大的市场动力。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一般为资金扶持，所以本文选择政府资金支持作为政府支持的衡量指标。

2.2.5环境不确定性

环境不确定性又可称为环境动荡性。在当前经济社会中，市场进入障碍已消失，各类竞争者正蜂拥而入。竞争者数量增多，企业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面临着巨大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瞪羚企业需要寻求新的经营方式来确保自己不被淘汰。所以环境动荡性也是促进瞪羚企业采取商业模式创新的条件之一。环境动荡低，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解决经营中的问题；而环境的动荡程度高，企业就无法用过去的经验来处理。环境不确定性可以用公司业绩波动予以衡量，通常使用销售收入的标准差作为衡量环境动荡性的指标。近年来，行业技术革新加快，由于瞪羚企业要求企业经营增长率三年连续20%以上，因此本文使用目标瞪羚企业近三年销售收入的标准差来衡量。

2.3商业模式创新综合评价

商业模式创新关乎着企业的盈利和未来发展，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商业模式创新评价现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其评价指标一般通过定性研究方法——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问卷调查在研究中受到较大争议，众多研究者发现存在许多劣质问卷。鉴于目前不存在直接的统计与衡量方法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甄俊杰等[33]认为在对商业模式创新能力评价时可以避开劣质问卷障碍，选取新的视角和方法——突变级数法，获取相对可靠、可验证的评价指标数据来对成果进行评价。突变级数法将评价目标多层次分解后根据归一公式综合运算，不要求计算指标的权重，只关注评价指标间的重要性，适用于具有多模态、发散和滞后性等特征的问题。本研究对突变级数法的选择不仅给商业模式创新带来客观的评价，也为之后的组态分析提供了有利的数据支持。

借助甄俊杰等[33]和朱兆珍等[34]的研究成果，选取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这四个指标对目标瞪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成果进行评价（表2）。

2.3.1无量纲化处理

各指标的单位不同，要把所有指标统一模式，无量纲化处理，各指标的数值都在0～1之间。无量纲化处理后结果较多，篇幅有限，仅以凯利泰公司为例（表3）。

2.3.2确定突变模型

常用的突变模型有三个：尖点突变、燕尾突变和蝴蝶突变，其中蝴蝶突变模型适用于一个指标分解为四个子指标[35]，见表4。本文的突变模型见图2。

2.3.3突变级数值

将无量纲的三层指标值带入相应的突变模型归一化公式中，计算控制变量的中间值。若指标之间无相关性，采用“非互补原则”，即“大中取小”；本文指标之间有相关性，采用“互补原则”，即“取平均数”的方法计算总评价值。由最底层起逐层计算突变级数，最终求出综合评价得分。由于文章篇幅有限，表5只列出各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评价最终得分。

上文运算的商业模式创新指标为正向指标，指标值越大，对应目标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程度越强。借助朱兆珍等[34]以财务管理视角编制的商业模式创新评价指標——盈利因子、偿债因子、发展因子、营运因子，计算出瞪羚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程度，进而探索影响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各因素的组态效应。突变级数法有效地计算出了商业模式创新程度，将这一定性指标巧妙地转化为定量指标，解决了发放问卷得到的数据偏差问题。

3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3.1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是融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一种组态方法，超越了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划分[36]。自1987年查理斯·拉金[32]提出该方法开始，定性比较分析法便成为了一种新的范式被广泛应用。传统的定性或定量分析方法虽使研究越来越专业，划分的领域越来越细致，但却使得学科之间的交叉越来越少，无法实现知识共享，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障碍。然而QCA研究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定性定量的结合表明多个因素的组态比单一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更重要。对于案例研究法来说，QCA方法能相对直观地处理案例实例并梳理出较多文献之间的关系；与统计分析等定量方法相比，QCA研究方法可以解决并发性、非对称性和多重等效性的相关问题。QCA研究方法根据变量类型分为清晰集、多值集和模糊集等定性比较分析[37]。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risp-set QCA）需要对分析条件设置二进制变量，如：0和1。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法（Multi-value QCA）是由于清晰集对数据的二分设置存在缺陷，因此它可以使用多个阈值，如：0、1、2、3等等。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uzzy-se QCA）是针对连续变量而言，针对0到1之间任意变量的校准。

fsQCA采用整体视角，进行跨案例比较分析，对案例数量并无硬性要求，案例可以是大案例、中案例或小案例，与本文选用的多家瞪羚企业案例十分契合。同时，商业模式创新是由多个影响因素共同影响的，相同因素之间往往会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且此次研究的相应数据均为连续变量，经过校准后属于0到1之间的隶属分数。选用fsQCA方法可以探索引致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具体条件有哪些，这些条件如何组合发挥作用。综上，本文使用fsQCA来对分析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较为合适。

3.2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各省市瞪羚企业名单均来源于中国瞪羚独角兽官网，考虑到案例的真实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案例借助同花顺股票交易软件筛选。由于2020年度新认定的瞪羚企业大多不是主板上市公司，数据获取较为困难；同时为了避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所以选择2019年前已主板、新三板以及科创板上市的瞪羚企业为研究对象。剔除2019年有数据缺失的企业，最后得到23家上市瞪羚企业。本研究案例及数据来源于中国瞪羚独角兽官网、同花顺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2020）》。

3.3阈值校准

由于各变量间单位和量级不同，要对原始数据做校准处理。先选出三个定性的锚点，对三个锚点的制定要根据实际和理论知识校准隶属分数（表6）。经由fsQCA软件的calibrate（x，n1，n2，n3）进行阈值校准，x表示要校准的原始数据，n1，n2，n3分别表示完全隶属、最大模糊点和完全不隶属，即三个锚点，最终校准为0～1之间的隶属度分数[38]。在没有理论或经验支持时，可以选用试分析数的办法校准。由于对商业模式创新的评价，缺乏外部理论标准，借鉴王宁等[39]的处理方式，将各个前因要素中25分位数作为完全不隶属点，50分位数作为交叉点，前75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点。

4数据分析结果

4.1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必须存在的条件，但是它的存在并不一定能保证结果的必然发生。在构建真值表之前，对已有数据进行必要性分析能够找出哪些条件可以单独引致结果的发生。表7所列数据为各前因变量的一致性，表示多大程度相信解一定会导致结果发生，与充分条件无关。

从表7可以看出，将五个前因条件的原集和非集都纳入的情况下，对引致高效商业模式创新和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的程度都没有超过0.9，也就是说10个条件中没有必要条件的存在。单个条件的出现都不能引起商业模式创新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现象是多要素组合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多变量的组合作用。

4.2充分性分析

对研究数据进行充分条件分析，也就是对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进行匹配路径分析。本文采用fsQCA3.0软件分析导致高商业模式创新和非高商业模式创新的组态结果，这些组态表明不同条件结合可以引致相同结果的发生。进行充分条件分析时，可以得到三个解，即简约解、中间解和复杂解。通常在进行组态分析时，只需要对简约解和中间解进行嵌套对比分析即可。结果表明，瞪羚企业高效商业模式创新组态路径有三条，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路径有两条，同时本文将组态理论化，对不同组态进行命名。对瞪羚企业高效和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中间解的结果汇总得到表8。

4.2.1高效商业模式创新的组态分析

将案例频数设置为1，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由于缺乏TOE对商业模式创新正向或负向的确切理论，因此本文在进行反事实假设时，假设五个前因变量是否出现对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均有促进作用。所列的覆盖率表示达成的结果中具有给定解的实际比例，覆盖率越大，表示解的解释性越强。对于瞪羚企业高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的总体一致性达到0.9135，表示案例的选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总体覆盖度达到0.5639，说明解释能力达到56.39%，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H1：～研发投入*管理者素质*公司规模*环境动荡

此组态表示无论政府是否给与税收优惠或拨款等政策，只要管理者素质高（核心条件）、公司规模（边缘条件）大、环境动荡（边缘条件）高的情况下，即使企业的技术能力低，也可以使瞪羚企业采纳商业模式创新，如视源科技和长阳科技。此组态中管理者素质属于核心条件，意味着管理者高素质是引发瞪羚企业改变商业模式的一个重要条件。管理者善于运筹帷幄，使得瞪羚企业可以决胜千里，因此将该路径命名为“运筹帷幄型”。瞪羚企业的高成长性和高绩效是由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导致的，因此该结果显示当瞪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低时，其商业模式创新能力较高。当公司规模大时，公司承担的风险也更大，管理方面因为部门的增多也更容易分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管能力强就可以对公司进行有效管理，进而规避公司因规模太大而造成的高风险，使公司可以“存活”下去。

H2：～研发投入*公司规模*政府支持*环境动荡

此组态表示无论管理者素质如何，当公司规模（边缘条件）大、政府支持（核心条件）高，环境动荡性（边缘条件）强的情况下，即使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低也可以使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强。该路径强调政府支持是引发瞪羚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变革的必要条件，所以将该组态命名为“政府支持型”。东湖高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说，瞪羚企业爆发能力强，但很难将自身成长性保持超过五年。其中，与企业高速扩张不相匹配的资金缺口，是瞪羚企业很难回避掉的重大问题。瞪羚企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不雄厚，在外部環境复杂情况下，瞪羚企业自身的力量微不足道。该组态的典型企业包括帝尔激光、锐科激光、盈趣科技、国泰集团等。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这些企业都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多项扶持，包括税收减免、社保、重大项目支持等政策。因此，瞪羚企业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帮助强化瞪羚企业与各金融机构的密切联系、提供新创“孵化器规范”、建立瞪羚企业创新示范区等，都会给瞪羚企业带来巨大帮助。

H3：～研发投入*～管理者素质*～公司规模*～政府支持*环境动荡

此组态表示在环境动荡性（核心条件）高的前提下，即使研发投入低、公司规模小、管理者素质不高、政府支持力度也小的情况下，瞪羚企业也可以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如新易盛公司。新易盛公司主要负责光模块的研发与销售，2018年美国宣布对中兴实施禁令，中兴是新易盛最大的客户和股东，此举对新易盛的业绩影响极大。在这种情况下，新易盛公司经过短暂调整，在2019年将盈亏由负转正并将净利润达到新高，说明了外部环境的高度动荡可以促进瞪羚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动荡是外部环境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其可以驱动企业进行商业模式重组，因此将该路径命名为“环境驱动型”。市场动荡是瞪羚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外部条件，高度的环境动荡性可以推动瞪羚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周期较长，而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达到比技术创新效果更好的结果。高度变化和难以预测的外部环境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为了保证企业的行业地位，企业不得不快速对商业模式进行企业变革。由于QCA方法主要研究各个前因变量的组态效应，并不考虑技术、组织或环境单独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此该路径对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不足，此构型不予考虑。

4.2.2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组态

在对瞪羚企业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的研究中，发现导致瞪羚企业产生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条，总体一致性为0.8921，解释了37.13%的案例。N1路径显示当企业研发投入和政府支持高，公司规模和环境动荡性低，不论管理者素质好与坏，瞪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都不高。N2显示，当研发投入多、公司规模和环境动荡性大，且管理者素质低，政府支持力度小的情况下，瞪羚企业也无法创新自己的商业模式。从两个非高组态可以看出企業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也同要收到技术、组织与环境的影响，单一要素并不能影响瞪羚企业产生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同时，当公司规模大时可能会促进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也可能阻碍企业形成新的商业模式，这也充分印证了在“因果不对称”逻辑下，引致瞪羚企业产生高效商业模式创新与产生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的条件并不相同，该研究问题存在非对称关系。

5结语

5.1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运用突变级数法对样本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评价的基础上，基于TOE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了技术、组织和环境如何巧妙结合以提高瞪羚企业采纳商业模式创新的能力，研究发现运筹帷幄型和政府支持型都是可以推动其采纳商业模式创新的有利途径。

（1）环境动荡性是推动瞪羚企业采取商业模式创新的一个关键条件。纵观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的必要条件发现，环境动荡作为边缘条件在本研究的三个构型中均存在，环境动荡性是影响企业更新商业模式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对小规模公司来说，在公司规模小、持有资本少、公司人员少的情况下，外部环境动荡更容易给企业提供新机会。因此，只有在多变的环境中，才能给企业树立起危机意识，使其认识到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

（2）技术、组织与环境中各个变量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不同组态结果具有多重等效性。从运筹帷幄型和政府支持型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影响路径可以看出，当环境动荡性和企业规模大时，管理者素质高（组织内人员配置）或政府支持力度大（环外部境支持）都可以引致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这一结果的发生，说明引致同一结果的条件组合有多条且等效。

（3）导致高效商业模式创新与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的组态具有非对称性。本研究发现推动瞪羚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有三条，不创新的路径有两条，导致高效商业模式创新出现的条件与导致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出现的条件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说明引致结果发生与不发生的条件组合存在不对称性。瞪羚企业重构商业模式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规律性。

5.2管理启示

瞪羚企业跨过“死亡谷”后依然保持高速成长，其商业模式是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商业模式创新是使企业可以避开在位企业竞争的有利途径，也是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力的关键途径。在经济转型中多元要素并存，技术、组织和环境均对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对提高瞪羚企业创新能力、增强所在地区竞争力有如下管理启示：

（1）瞪羚企业要把握好外部环境的变化，在“风口”转型升级，是企业改变现状的最有力途径。新旧范式的转换时期不再遵循旧时代的成功法则，在这种巨变的产业环境下，瞪羚企业战略必须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伴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众多供应链企业面临现金流和弹性管理的挑战、全球市场动荡不安，许多企业利用此机会快速转型升级，迎合当下需要的商业模式经营，获得了巨大收益，而那些不能迅速转换的企业就难逃破产的命运。数字化转型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助于企业被市场、客户认可，进而拓宽企业发展的渠道。商业模式作为瞪羚企业重要的领域，在多变的环境下不断的改革升级，将推动瞪羚企业在后疫情时代创造更多的价值。

（2）根据企业自身的资源禀赋，选择组织或环境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高瞪羚企业创新能力。研究结果显示，管理者素质和政府支持至少具备其一，瞪羚企业更容易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者素质属于组织因素（内部资源），政府支持属于环境因素（外部资源），不同企业在资源获取方面存在异质性，瞪羚企业可以运用内部创造能力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也可以通过外部资源吸收进行创新。由于不同企业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管理者可以根据本企业拥有的资源和特点（高管素质、政府资金支持），建立“管理者素质高+公司规模大+环境动荡大”和“政府支持大+公司规模大+环境动荡大”的不同组合推动模式提高瞪羚企业创新能力。

（3）鉴于高效商业模式创新的采纳具有非对称性，警示瞪羚企业管理者不能根据传统经验总结非高效商业模式创新的组态路径。瞪羚企业管理者应该避免“研发投入多+政府支持力度大”和“研发投入多+公司规模大+环境动荡大”组态的出现，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及时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同时，从许多成功的案例来看，政府支持是引致瞪羚企业采纳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其不进行改变的核心要素，这也提示管理者不要只关注单一影响因素发生与否，系统地看待要素间的组态效应，关注多个前因条件的共同影响。

5.3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政府支持和公司规模组合（AB）与公司规模和政府支持（BA）的组合在时序上作用是不同的，忽略了相同因素不同组合顺序带来的不同影响。QCA方法虽然近几十年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但其依旧停留在传统的静态QCA研究。传统的QCA方法认为各变量之间是同时发生的，忽略了前因变量发生的不同顺序带来的影响，使得其无法分析有关时间的因果复杂性。拉金在提出QCA方法三年后注意到时间维度对QCA的扩展，随着后来的发展，Neal Caren等[41]提出TQCA的研究方法，增加了时间作用的TQCA方法会大量增加前因组合，使得最小化运算过程非常复杂，因此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实践研究。近几年也有其他学者提出TSQCA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会导致组合数量激增，有效解决了传统QCA只能研究特定时间点要素组合的问题，适合研究一段时间内引致结果变量发生的复杂影响因素，但学术界对这方法依旧停留在理论层面，鲜有学者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在外部动荡的大环境下，瞪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需要对体系和环节进行重构，其影响因素会随着时间推进而不断变化。因此，未来可以将TSQCA与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进一步处理动态时序性商业模式创新因果分析。

参考文献：

[1]王丽平，金斌斌.新经济下创业企业非线性成长基因组态与等效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37（7）： 69-78.

[2]汪蕾，张剑虎.瞪羚企业认定是否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1， 38（8）： 102-108.

[3]孙红燕. "瞪羚企业"快速成长环境影响因素分析——以中关村为例[J].经济与管理， 2008（10）： 93-96.

[4]章亚南，宋华明，孙小勇.创新型园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对策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1（6）： 40-43.

[5]罗利华，高小惠，姜春.跨界搜索与瞪羚企业创新：关系资本的中介效应[J].企业经济， 2020， 39（10）： 90-97.

[6]齐嘉.促进我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思路——基于瞪羚企业扶持政策的效应分析[J].学习与实践， 2019（2）： 13-19.

[7]胡海青，李浩.加速器支持、环境动态性与瞪羚企业突破式创新[J].科研管理， 2015， 36（12）： 47-55.

[8]TORNATZKYLG，FLEISCHERM.Theprocesses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90： 1.

[9]胡保亮.商业模式创新采纳影响因素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13， 33（18）： 6-9.

[10] PAUL T . Business models for electronic markets [ J ]. Journal on Electronic Markets， 1998 ， 8（2）： 3-8.

[11] DAVID J T . Business models， business strategy and Innovation[J]. Long Range Planning， 2009， 43（2）.172-194.

[12] CHANDER V.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ird-party alliance on the survival of new firms [J]. Technovation， 2015， 35： 1-11.

[13] SOSNA M， TREVINYO-RODRíGUEZ N R， VELAMURI R 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rough trial-and-error learning [J]. Long Range Plann， 2010， 43（2）： 383-407.

[14]夏清華，娄汇阳.规模与垄断如何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对熊彼特假说的新检验[J].学习与实践， 2018（4）： 22-34.

[15]高闯，关鑫.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方式与演进机理──一种基于价值链创新的理论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 2006（11）： 83-90.

[16]王炳成，杨芳，周晓倩.管理学实证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探析——以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为例[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4， 29（5）： 105-110.

[17]陈一华，张振刚，黄璐.制造企业数字赋能商业模式创新的机制与路径[J].管理学报， 2021， 18（5）： 731-740.

[18]彭永涛，侯彦超.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条件组态路径研究——基于中国内地29个省市的QCA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37（23）： 54-62.

[19]李文，张珍珍，梅蕾.企业网络、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机制研究——基于fs QCA方法的实证分析[J/OL].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1-05-18） [2021-06-20]. http：//kns. cnki. net/kcms/detail/ 42.1224.G3.20210517.1111.008.html.

[20]曾萍，李明璇，刘洋.政府支持、企业动态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传导机制与情境调节[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6，28（4）：31-38，137.

[21]王水莲，陈志霞，于程灏.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37（20）： 58-65.

[22]魯迪，缪小明.多层次视角的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元分析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 35（13）： 93-101.

[23]李锐，陶秋燕.三维智力资本、商业模式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技术动荡性的调节效应[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12）： 44-50.

[24] AWA H O，OJIABO O U . A model of adoption determinants of ERP within T-O-E framework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 2016， 29（4）： 901-930.

[25]徐换歌.中国城市电视问政创新扩散的多元路径分析——基于组态效应QCA方法的研究[J].公共管理评论， 2020， 2（3）： 91-110.

[26]丁依霞，徐倪妮，郭俊华.基于TOE框架的政府电子服务能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电子政务， 2020（1）： 103-113.

[27]卫海英.区块链技术赋能货运物流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评价——基于TOE框架的网络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 2021（1）： 119-122.

[28] ULLAH F， QAYYUM S， THAHEEM M J， et al.Risk management in sustainable smart cities governance： a toe framework [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21， 167.

[29] ZHANG Y， SUN J， YANG Z J， et al.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of gr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readiness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64.

[30]杨寅，刘勤，吴忠生.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研究——基于TOE理论框架[J].现代情报， 2018， 38（1）： 69-75，86.

[31]汤志伟，王研. TOE框架下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利用水平的组态分析[J].情报杂志， 2020， 39（6）： 187-195.

[32]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C·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33]甄俊杰，孙慧.基于熵权-突变级数法的商业模式创新评价——以JF企业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1）： 48-53.

[34]朱兆珍，毛宪钧，张家婷.商业模式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数构建——基于财务管理视角[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0（2）： 70-80，147.

[35]陈晓红，彭佳，吴小瑾.基于突变级数法的中小企业成长性评价模型研究[J].财经研究， 2004（11）： 5-15.

[36]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 2017（6）： 155-167.

[37]李永发.定性比较分析：融合定性与定量思维的组态比较方法[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6（3）： 89-110.

[38]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学报， 2019， 16（9）： 1312-1323.

[39]王宁，张波.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组态对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J].财会月刊， 2021（6）： 59-66.

[40] FISS P C. A set-theoretic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 configur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4）： 1180-1198.

[41] CAREN N， AARON P. TQCA： a technique for adding temporality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J]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 2005， 34（2）： 147-172.

Research on the Multiple Path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Gazelle Enterprises Based on TOE Framework

JIANG Baoshan，LI Yiyuan（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enya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Shenyang 110121，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gard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strategy.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its development is faced with complex factors. This paper takes 23 listed gazelle enterprises as samples， selects the TOE framework as the analysis perspective， and uses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o explore the antecedents of gazelle enterprises adoption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everal configurations can bring the same results for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gazelle enterprises， and there is a certain substitution effect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leads to the asymmetry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efficien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inefficien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fficien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strategizing" and "government supporting" can improve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bility of gazelle enterprises， and then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regions.

Keywords： TOE framework；gazelle enterprise；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