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梅

(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菏泽 274015)

雪霁园是明朝郓城名宦樊敬、樊继祖祖孙的私家园林，樊敬初建雪霁园时，其同僚如大学士杨士奇、尹凤岐等皆为之题诗颂叹。樊敬去世后，雪霁园渐渐倾颓荒废。樊敬曾孙樊继祖重修故园并先后向朝内外名士求诗以增辉光，朝廷中有一百余同僚为草堂题诗。樊继祖致仕归乡后盘桓雪霁园，亦创作了大量的诗作，这些诗歌作品与之前的题赠作品均保存在樊氏抄本《世恩堂》中。

樊氏抄本《世恩堂》共分为《草堂雪霁》《十景诗集》《岩石题赠》《双岩自识》《南园漫兴》《金丹百咏》和《秋霁玄吟》等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若干诗集。除《金丹百咏集》外，其他诗集均与雪霁园密切相关，雪霁园现虽已堙毁不存，借助这些作品人们至今仍然可以想象当年雪霁园的规模及园中诗酒唱酬的风流雅韵，亦可发现其丰富的文化意涵。

一、《草堂雪霁》诗与明代文人士大夫的功业理想及人格理想

《草堂雪霁》集收录的是草堂初建及重修时的各类题赠之作，共124首。历代三馆和台阁都是文人荟聚的地方，有明一代对馆阁文笔尤为重视。罗玘《馆阁寿诗序》云：“今言馆合翰林、詹士、二春坊司经局皆馆也……有欲记其亭台、铭其器物者必之馆阁，有欲荐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馆阁，有欲为其亲寿者必之馆阁。”[1]当时的社会风气，家中有亭台建成，或欲彰显自家先祖功德、或为父母祝寿等活动时，都以得到馆阁中名士之文章诗笔为荣，而这种诗笔品题活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更与被题赠人的道德功业与政治身份密切关联。樊敬初建雪霁堂，为之诗笔题赠者虽则因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诗作仅为十之一二，但现在可见的作者从少师大学士杨士奇、内阁大学士尹凤岐到侍讲学士黄敬中、翰林院学士周叙、兵部尚书张本、刑部尚书魏源等，皆是当时“名公巨卿”。樊继祖重修雪霁园时，更是求得当时少保大学士、翰林院修撰、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监察御史等一百余人的诗赋作品，堪称一时品题之盛。可见樊敬、樊继祖德行功业在朝堂之上得到广泛的认可，雪霁园亦因此成为一时名园。

《草堂雪霁》题赠诗既展示出当时人们以馆阁名人品题为荣的社会风气，同时在这些诗作中也随处可见对樊敬、樊继祖祖孙功业和德行的赞美。一则因为颂赞被题赠者是题赠诗的写作惯式，再则亦彰显出明代文人士大夫的功业理想追求。“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的准则，文有治国策、武具安边才，两者皆备风云遇合便可真正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明代自建国之初选拔任人不拘一格：“时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且以官多缺员，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2]最高统治者亦秉持“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3]的政治理念和人才观念，对士人恩礼有加，也因此形成了自明初以来“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4]的重学兴教的理念。再加上明代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社会基本是稳步发展，特别是从永乐至宣德年间，明代达到了社会稳定、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这样的社会状况更全面激发起了文人对功名事业的追求，读书入仕而功成名就是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樊敬、樊继祖祖孙二人均是文武全才，武能领兵、讨贼安边，文为能臣、理政安民，真正实现了士人的人生理想。所以，众人在对樊氏祖孙、特别是对樊敬功业的追慕歌赞中寄寓了自己的功业理想。

樊敬同僚兵部尚书张本诗云：“凤敕日边衔玉玺，虎符济上驻云旌。四朝事业归舆论，一代功勋着鼎铭。”这是极赞樊敬入仕以来的文治武功。樊继祖同僚李瓒“行军司马古官名，当代闻人属郓城，银台敷奏二十载，声华烨烨如雷轰。九重天子深眷注，提兵济上威令布。十万貔貅衣甲明，一方豹虎心胆惧”，唐皋“天生豪杰为时辅，文武长才应独步。已参八座贰秋台，还仗讦谋赞戎务”,张寰“雪霁草堂谁为名，卓哉司马樊郓城。司马当年镇东土，杖钺秉节声轰轰”等诗皆称颂樊敬提点兵马武安社稷之功业。特别是永乐十八年，樊敬以通政使司右通政、行军司马之职率十万大军镇守济宁之事。济宁是运河之都，扼南北之冲，是京杭大运河的交通枢纽，每年约有四五百万石漕粮及丝绸布疋由江南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往北京，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和生命线。当时运河两岸及东平湖一带，芦苇丛生，盗匪经常出没，樊敬一到济宁，重典治吏、查办贪污，一时声威大振。樊敬之功勋业绩可鼎铭而记、流芳百世，这种称赏中既有对樊敬辉煌人生的完全认可，亦有题赠者自己的人生期待和理想。

樊敬曾孙樊继祖以才学举进士走入仕途，并因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安定百姓、剿贼平叛而功成业就，官至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所以，樊继祖重修雪霁园所求诗赋中亦有大量对樊继祖功业卓著、绍继祖德的称颂。

无论是对樊敬还是对樊继祖的溢美与称赏，都可以感受到明代文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普遍人生理想。

同时，樊敬以“雪霁”名堂，虽则出于纪实(因堂成之时，恰逢雪霁)，但因“雪霁”之意象内涵，在题咏诗中亦可见明代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理想追求。所谓“菊表晚节，雪征岁寒。”[5]雪花本身洁净寒冽，雪落时冲风斗寒，大雪过后滤净埃尘、天地澄澈，这一切都契合于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在现实功勋业绩之外又特别注重个人襟怀磊落、人格清白高洁的追求。“万树晴烟开霁景，一檐雪色爽吟眸”(魏源)，“光分泰岳千峰晓，影落河流九派明”(周叙)，如是霁色清明、逸兴超尘、阔然开朗之景致，也只有樊敬这样功绩卓著、格高意雅的主人才能与之相称相得。“一生清白不曾移，司马名堂意可知”(王天民)，草堂之名与作堂命名之人的人格相融相映，“雪霁”便具有了更深层的内涵。所以昆山张寰《双岩颂》序言：“先生贞白不缁，有取于雪霁；悃朴无华，有类于草堂”，便是对雪霁草堂之文化内涵最明确的阐述。

二、文人士大夫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与士大夫仕隐的矛盾心境

樊敬与樊继祖虽则在庙堂之上皆文治武功、勋业卓著，但一旦致仕回到家乡，于雪霁园或独赏悠游、或招友宴宾，莫不自在潇洒，这也是历来文人理想中的人生图景。与儒家积极事功、主动承担家国重任思想一样，道家“功成身退”的思想亦是融进传统知识分子血脉中的文化元素。历史上功高而被祸的悲剧人物比比皆是，宋代以来随着文人士大夫的政治参与度越来越高，文人罹祸于政治斗争的事件更是越发频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福祸无端观便更为深入人心。李白高唱的“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当是唐宋以来文人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入世可尽展己才不负所学，同时又能在功成名就之时见机退隐不为世患所累，是为大智慧。

明代洪武、永乐以来对知识分子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宋濂、刘基、高启等名士大臣皆死于非命。这对于同时及其后的文人士大夫而言不能不造成心理上的极大压力和警示。功成业就而能全身而退，是此时士人真正的成功范本。所以，在雪霁园题赠诗中对樊敬、樊继祖功成身退大智慧的赞赏和归隐闲逸与筵饮风流的向往等内容亦占了相当的比重。从樊敬时期兵部尚书张本诗称“四朝事业归舆论，一代功勋着鼎铭。最是逸翁真乐处，醉扳耆旧话升平”到樊继祖时期徐资“名卿负郭旧园田，雪霁茅堂意宛然。天上功成知自退，林间日昃见谁还。”张希尹“故乡清昼归衣锦，一鹤一琴屋半间。司马勋庸塞宇宙，青山长羡白云闲”等等，字里行间莫不在称铭樊敬丰功伟业的同时，对樊敬功成身退的智慧传达出无限的钦佩。特别是对樊敬武有制敌策、文能驱诗笔，文治武功具备、勋业卓著且还能全身而退的人生，更是无限神往：“清风入座琴书静，霁雪开堂几席辉。帐拥甲兵惊岳将，径余松菊羡陶归。”(许诰)“爱尔先人草堂静，深冬寒日照莓苔。白衣酒泛陶潜量，金甲威传李广才。”(王崇庆)既有李广领兵之才，又有陶潜隐居之雅兴，而能将二者人生做最完美的结合，既免罹祸又享田园生活之静雅自由，是历代文人心中真正的理想人生，这就是王崇庆诗中所称道的“济美”：“苦意风流大司马，结茅对雪一含情。清时信史多麟笔，济美应收万古名。”

樊敬因年高致仕后，居乡教养子孙，力学务本，于雪霁园吟咏诗书，真正是做到身退心退，尽享田园之乐。而樊继祖的致仕退居却另有隐情，作为樊敬之后、樊氏子孙辈中的佼佼者，樊继祖亦是文韬武略兼备，品格端严方正。无论是初为临颍知县，还是此后为监察御史、河南按察副使、河南布政右参政，迁江西布政左参政，樊继祖皆展现出深刻的政治洞见、超凡的胆识、刚正不阿的品格，施政雷厉风行、果敢高效，因而政绩卓著、声名远播。嘉靖十二年(1533)，在平定大同兵变之时，樊继祖于重重阻碍、大敌当前的境况下行事果敢、判断精准，很快平定叛乱并稳定城中百姓，因此，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晋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嘉靖十六年(1537年)五月，任兵部左侍郎，提督蓟州、山海等处军务，成为身负重任的封疆大吏。但此后却在对抗入侵的蒙古军时，一再做出错误决策，不能与同僚协同作战，导致明军败绩。特别是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秋间，蒙古鞑靼部落再次入侵山西等地时，继祖率师抵御，但战绩不佳，致使山西内地惨遭涂炭，尸横遍野。樊继祖因此遭到科道官员的弹劾(或论其畏敌避战，或言其谎报大捷、冒领军功)，最后被放归故里。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朝廷改任樊继祖为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令其前往四川、湖广督采皇木，营建北京九庙及京城宫殿。樊继祖全力督办，数万各类大木如期而至，朝廷特旨加封其为太子少保，但此时言官又重提边关之事，樊继祖不得不致仕返乡。

樊继祖兼具才能学识，在朝在野均声名卓然，最后的经历却令人心不能平，亦成为樊继祖心中的隐痛。因明史中并无樊继祖的传记，所以，无法贸然定论其事。但是，在樊继祖的南园诗歌中，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失落、不平和矛盾。他一方面追念“怒发曾当虎豹关，蛟龙窟里得珠还”的昔日荣光，一方面又低吟“世业欣承余百载，边尘愧未效征勋”，感觉愧对曾祖勋业。一方面忘不掉十年边关枕戈待旦时“壮志曾凌恒岳顶”的豪情，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衰颜还对鲁山河”的现实。一方面高吟“身外浮名类蚁蚊”“身外浮名敝履轻”，一方面又满怀“邯郸梦破宦情灰”的黯然。一方面处江湖而不能真正忘怀世事“身负耒耜还忧国”，歌颂着“乾坤清泰边尘息”的图景“焚香遥祝君王寿”，一方面又满怀“积烦宿郁”，深恨自己“疏庸无计酬明主，恨未胡廷血染衫。”自持“雅怀澹澹幽沉境，野兴悠悠太古歌”，却不能真正忘却“十年五度紫荆关”“九死一生出塞还”的边塞生活，对“尘海几番惊逆浪”的宦海沉浮仍心有千结。当他“秋深回首忆边关”时，禁不住感念于心，自我剖白“泣感君恩深似海，誓持臣节重于山。”但是，无论怎样的忠心和勤勉，曾有的荣光和功绩也无法抹杀前线败绩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是无法回避也不堪明言的隐痛。正是于家于国，樊继祖均有“千钧担子”，于国全出“忠贞”之意：“素抱忠贞图报切，江湖长系庙廊心”，于家秉持“忠孝”本心：“奕业书香垂世美，肯将忠孝负初心。”所以，他反复表达着忠于朝廷、光耀家族的“十年朔北湖南路”“曾鸣珊佩度朝廊”人生历程，诉说着“身负耒耜还忧国”的忠诚，劝说自己“炎凉世态休相较”，但始终心有隐忧、隐痛，要“向上仲宣楼上坐，积烦宿郁坐中消”。

虽然作者自言“四时佳景闲中过，万事不来心上撞”“扳醉笙歌偏爱夜，追欢丘壑更忘机”，但是，在诗集中却总能感受到与表面的放浪形骸、闲适旷达并不完全一致的情感暗流。在“生涯只在琴樽里，行乐长游泰岱东”“纵饮襟怀宽似海，开樽长被酒淋衣”的悠闲自在、醉酒放达中有浓重的失意和隐忧。其诗中所有的豪纵自娱与闲适忘怀总有在今夕对比之下、心事难明之后的勉力而为的成分。许多诗句往往将当年边境之上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与今日的花间篱下的闲适自在生活作对比，且记忆中的军旅生活艰苦却是豪情万丈、意气风发的，“远辞虎帐”也并非年老力衰不堪血雨腥风，所以，让人在阅读时并没有在今昔对比中体验隐退之后真正的释然和解脱，反而很多时候能体味出作者对往昔岁月的无限留恋与自伤。

仕宦与退隐，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心中既统一又矛盾的两个面向的追求，或仕或隐的人生抉择主要受制于时代和社会政治状况，即如孔子所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又自魏晋以来，有一部分文人为求仕进而选择隐以求名的“终南捷径”，如李白诗云：“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隐而充满期待。也有在政治风波中主动或被迫选择辞官归隐，如陶渊明的“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鲍照的“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拟行路难》其六)，这样的隐都是以仕进为人生的主导追求却受挫之后的抉择，隐居带有无奈或愤懑的意味，隐居生活表面的悠游之下是心中有志不获骋的郁闷。亦有少年入仕，才得尽展、功业已成但年高致仕者，可以真正调和了仕宦与归隐的矛盾，野服萧散，与友人、乡邻文章把酒，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尽享隐居生活的闲适。樊继祖的致仕，不同于上述各种情况，但又有相通之处：仕途曾经通达，功业勋名已就，但致仕却非其自愿；乡居生活一派自然清雅却依然不能全然忘却世事，文字之间时时流露出无奈退隐的矛盾和内心的挣扎。

三、“雪霁园十景”与明代郓城庄园别墅式园林特色

作为园林，无论狭阔、奢朴，无论处都市还是乡野，无论造景还是借景，园主与宾客总会在游处之间发现实有与当有之景色，以妥帖雅致之文字加以命名，充分体现园林、园主或宾客的文学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与追求。

雪霁园有十景，谓之草堂雪霁、槐屋春深、独山献奇、盘沟环碧、双岩撑月、乔木留云、菊圃凝寒、书楼延秀、筼筜烟雨、台榭风霜等，为樊继祖重修之后对雪霁园景的赋名，樊继祖及其诗友均有诗作题咏。这些妥帖雅致之名及其相关诗咏充分体现出园主或宾客的文学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与追求。十景中既有雪霁园实有之堂(草堂)、屋(槐屋)、石(双岩)、书楼、台榭等建筑景观，亦有树(乔木)、菊(花圃)、竹(筼筜)等自然景象，皆为园内造景。同时，又有独山献奇、盘沟环碧等雪霁园与其外部阔景的融合，是为借景。可见雪霁园立碧野迥阔之地，独山映秀，远眺含情；盘沟之水清如碧玉，潺湲环抱。院内雪霁草堂，匾额映辉，令人想见樊敬初建、朝野半来吟题盛况；堂前双石相对，日光月辉，如主人之特立不阿的精神品格；槐屋书楼，春深碧影，昭示樊氏祖荫深长、学问德行之泽润绵延；院内有茂林修竹，花草繁茂，一派清幽自然。雪霁园既无江南私家园林设计上的匠心深运，也无更多山石台榭、奇花异木等人为建造之景的精思巧构。雪霁园十景更多体现出园主尚朴、尚简并更重于自然田园中修德、自持的精神追求。

樊敬历仕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德行勋业皆著又深受帝王器重，归乡也只营建田庐草堂为官休之处和致仕后悠游之所，园中无华丽的亭台楼榭，亦无名贵的花草树木，却“有坊有厅有田有庐”，是古郓城一带常见的北方平原地带园田相连的庄园式园林建筑，地势平坦开阔、构园低调朴素而富于乡野气息，既符合郓城的地域文化特点，也是樊敬谨重、俭朴本性的体现。《光绪郓城县志·风俗》云：“郓地近圣居，产名贤，大都人情朴质、俗尚儒雅，士大夫重廉耻、崇礼让。”[6]樊继祖重修雪霁园，也只重构雪霁堂，新建书楼与书屋，“整修井池、牌坊、几盆以增观瞻，又附以花卉竹梅松槐充壮园景。凡制作简朴是尚，藻丽为轻”(樊继祖《招友传集序》)，可谓继绍祖德而发扬之。

总之，樊氏《世恩堂》抄本中雪霁园诗歌，一方面让人们可以直观形象地看到明代郓城私家园林的构建特色。另一方面，雪霁园题赠诗作几半朝野的盛况，是当时社会崇尚馆阁之笔以荣光家门的风气的真实写照。樊继祖既有政治军事之卓然成就，致仕后所作雪霁园相关的诗作数量亦丰，可见郓城樊氏文风昌隆，亦昭显出古郓城“民务稼穑、多读书，士风彬彬……人情朴质，俗尚儒雅”的地域特色[7]。

(《世恩堂》抄本提供者，为樊氏族孙庆堂先生，本文中所引雪霁园相关诗文均出自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