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贤贤

(北华大学 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吉林 吉林 132013)

朝鲜太宗李芳远在位时期(1400—1418年)，“佛教是异端邪说，僧侣的社会地位较低，这种观念在贵族心中根深蒂固。”[1]众官僚儒者以批判佛教为己任，从他国和本国历史史实、朝鲜现状及君主治国理政着眼，认为佛教严重破坏了社会风俗和儒家伦理道德，而各阶层一旦佞于佛教，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民生经济、社会风俗、国家安全问题，从长远出发，必须要排佛毁佛，以绝祸乱。

一、产生排佛论的原因

(一)佛教教义荒诞

大司宪柳观上书以“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生生之理无穷，岂有人死而精神不灭，随复受形之理!”①《朝鲜太宗实录》卷1，元年三月。来请裁汰僧徒。将佛教称为邪诞之术，并认为此学说“ 世降一世，怪诞虚无之说，盈于天下，人心易惑于邪”；刘敞认为“佛氏祸福之说, 虚诞不足信也”；②《朝鲜太宗实录》卷1，元年四月。李膺也说道“ 佛氏报应之说，皆在冥冥之中，未有明验，岂可信哉?”③《朝鲜太宗实录》卷5，三年三月。另外，佛教让人游离于社会之外，不闻国家大业，与儒家传统的入世精神格格不入，这被官僚儒者认为是荒诞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太宗时期对佛教的批判大多只是攻击其表面反社会和反伦理的弊端，继而斥责其为异端和邪说，而涉及佛教义理精微之处的批判没有鞭辟入里的见解，不像郑道传，“企图彻头彻尾地抹杀佛教”[2]，对佛教的因果、轮回、祸福等教义都展开了具体批判。

(二)佛教自身腐败

1401年，大臣上书太宗“古今君臣之义，一佛氏之教以清净寡欲为宗辞亲割爱游方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