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妮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晚清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数十年来一度引起众多学者广泛讨论，王德威等海外学者关于晚清文学“现代性”的想象将研究推向极点，国内学者也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从梁启超的“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到王德威的“我却以为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2]小说的地位与功能发生了偏移。二位学者观点的隐与显不仅源于其书写立场与审美选择的不同，也取决于海外经历与文学史观的差异，在多重复杂缘由作用下形成对晚清小说不同程度的“洞见”与“盲视”。五四百年之后，对晚清文学的再解读势必会因文学史观的变迁再次发生变动，本文对《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以下简称为《被》)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下简称为《论》)的比较研究，重在探究不同文学史观影响下同一主体的书写差异成因，意在跳出晚清五四之争的思路与二元的思维模式。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3]。在不断对话过程中，分析各自的价值与局限。

一、《被》与《论》批评文本重估

《论》是梁启超倡导新小说的重要理论性文章[4]，为新小说合法化谋求了理论支撑；《被》也使晚清小说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将整个中国文学纳入同一场域进行对话。笔者认为，尽管二者都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但都是在对既往文学史“纠偏”的前提下做出的一次较为偏激的尝试，目的各不相同，过程却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