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强

(湖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中世纪晚期德国改革派对教育改革的关注，是基于教会理论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考虑。改革派学者提出社会至少要为民众提供最低程度的教育。当时社会中流行的改革派唯信经典的理论和民众参与当地的礼拜仪式等活动，要求大众具备识字的最低标准。“所有信徒皆祭司”的教义和人们是否拥有合适的天赋职业，取决于每个人是否能随时获得适合的教育。而这一时期世俗各封建王国中，民事法律、大众信念和教育的发展运作都要求社会精英们对道德良知和民法有广泛的理解。改革者认为，德国传统的教育信念和教育结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适应这种新的理念。

此外，教育改革是否能够迅速开展也是路德派改革者们在改革初期遇到的最紧迫的实际问题。新成立的改革派组织和慈善机构迫切需要有正义感的牧师和教师来工作。改革期间的地方法官需要民事法学家和顾问来取代传统上在民事机构中任职的许多圣徒。中世纪晚期的改革将早期教堂、修道院和唱诗班等基层非世俗教育机构摧毁以后，同时教育机构赖以生存的传统资金来源如捐赠、什一税和个人遗赠等方式也迅速解体，使德国学校的学生失去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当时诸多家长将孩子送到传统学校的目的是希望学业期满后能在教会机构内谋求工作职位，但这种情况也在迅速消失。家长转而将孩子送往城市中的世俗学校。因此，教育问题迫切需要改革者立即给予关注。

改革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赋予了改革具有典型教育运动的特征。路德发起的改革首先诞生于大学，1520年至1550年，主要改革家们为德国建立全面公共教育体系奠定了人才基础。新的教育体系包括建立数百所新的拉丁学校，这些学校提供传统文科和信念知识的强制性教育。学校举办公共讲座，旨在教导各行各业的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所需要的一切。新印刷业出版了大量的小册子，内容涉及商业、地理、历史、法律、医学、经济、畜牧、家庭生活和其他社会问题，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教会经典、教义问答、祈祷书和生活指南，而后者的继续存在也使改革派对世俗教育改革与传统教育的关系在理念上产生了矛盾。

一、传统教育的现实背景

在16世纪改革之前，教会主导德国教育，并认为“教导”是其内部成员的特殊使命，与讲道和圣礼地位等同。教会相信教导的责任已经传承到教皇和他的牧师。二者都有义务捍卫教会经典中提出的信念，并阐述其对日常生活的意义。传统机构通过多种媒介行使其教导权威，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教会经典是通过修士和教皇秘书的手抄本保存的，后来又通过授权以出版物方式留存下来。二是精神传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教皇法令和通谕、调解法令和判决书、教区指令、各种官方仪式、祈祷文、教规教义以及书籍来阐述的。因此教育权威性是其行使其教导权威的重要手段之一。此时的学校教学本质上具有宗教性，基于此种理念的德国早在7世纪后期就建立了第一批学校，随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教会学校网络，管理权则受教会法原则支配，并由当地教会机构专门管理。

在德国，教育内容与教育形式的主导者和提供者是教会这一传统教育机构。他们既提供人文教育，也提供精神教育。学生在这些学校的学习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接受读、写、唱等基本技能的训练。第二阶段主要学习传统的所谓“七艺”，语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教师主要以希腊语和罗马文字讲授教学内容。第三阶段的讲授内容则更多与教会经典和神学研究相关，在这个阶段学习的学生的主要目标是未来担任教会神职。上述这些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来自大量的捐赠，这些捐赠有助于支付教师授课、课本教材和学费的费用。虽然这些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是贵族或政府人员，但各个层次的班级中也有通过教会慈善机构的帮助进入学校学习的贫穷青年。

传统教育机构还面向社会提供受限的基础层次的非正规教育。较大的修道院和大教堂学校有时举办“面向外来人”的培训，主要培训唱诗班成员、律师助手和政府文员，使他们掌握阅读和音乐的基本知识。修道院学校为社区中的一些年轻女孩提供了家庭和人文方面的培训。教区牧师为民众提供基本的阅读和写作技能训练，并提供一般的道德和精神教育。15世纪的德国，相关法令明确了民众教育中普遍的教会属性，比如要求神职人员在教授教义问答时利用布道或忏悔仪式。

在1348年至1506年之间建立的十几所德国大学都提供神学、医学、法律和艺术方面的高级培训。虽然这些大学在形式上是独立于教会管辖之外，但仍受其强大影响。大学课程、教师和学生团体的管理都是由传统教育机构的总理事会和地方管理委员会执行。传统教育机构颁发了建立大学的章程和允许教授教学的执照。拥有教会职务的教师占大多数，比如教区牧师和大教堂牧师。

二、抨击传统教育的垄断

16世纪后的德国教育机构走向多元化，虽然传统教育机构仍然占据着较大的比例，但也出现了较多的城市世俗性学校和私人学校。因此传统教育机构并未垄断这一时期的教育。到1500年，德国许多城市中可以找到由一名或多名非专业教师通过收费开办的独立私立寄宿学校或日托学校。城市大型行会附设的学校中的主要成员包括手工业和商业行会的学徒，还有行会成员的家属。起源于尼德兰地区的一场世俗化运动的组织“共同生活兄弟会”，因其提供比较精良的教育而成为非常著名的教育机构，它尤以吸引德国籍学生声名远播。

1500年后的德国城市大多组建了城市同盟，例如汉萨同盟的城市因工商业繁荣而大力建设城市学校体系——拉丁学校，以方言阅读和书写为主要特征。还设有几所女子学校，经常与传统学校开展竞争活动以争夺学生和赞助。这些城市学校的建立者是当地的市政职员和财团，其主要资金来源则是行会上缴的税款与个体捐赠。这些学校的主要宗旨是为城市行会与市民政府培养管理官员和行政人员。这些新设立的学校，包括单独的男校和独立的女校的声望无法与传统学校相比，其课程的设置也并不全面，但其后设立的拉丁语学校则可以与传统学校构成竞争关系。新的拉丁语学校除提供“七艺”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提供进一步的职业教育，并为大学深造提供基础。正因为这个原因，为了能够掌控或能够在竞争中保持超越这些城市学校，传统教育机构在诸如科隆、沃姆斯和美因茨等城市，强化了历史悠久且资源丰富的传统学校的数量优势，即修道院和主教堂学校。据统计，科隆的主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数量分别是11和15所。但在诸如汉堡和吕贝克这样处于教会势力边缘化的城市，学校的主导权则在于当地权威。

同样，德国几所大学的特许状虽然来自教会，但庞大的捐赠基金却来自王室，大学的成员构成不仅包括传统教育机构成员，而且还包括王室官员、地方法官、王室特使、律师和其他公职人员。为鼓励受教育者服务于世俗政府，诸如维滕贝格、廷根、英戈尔斯塔特和法兰克福的大学都允许学生以最低的费用入学，前提是他们有在毕业后服务于封建主而非教会的意愿。改革者对传统教育权威的侵犯可被视为在德国建立新的公民教育体系的重要标志。

在路德早期的著作中，他猛烈抨击了教会的教育传统。根据他的经验和判断，较低层次的学校是“一个地狱和炼狱，在那里我们被(拉丁语)的案例和时态所折磨，尽管遭受了鞭打、颤抖、痛苦和苦难，但我们学不到什么。”[1]课程中只提供了少量的拉丁语语法和希腊诗歌，主要由死记硬背教会日历、十诫、信经、主祷文、精选的赞美诗和忏悔诗组成。这些学校的毕业生都是一生贫穷，目不识丁。在路德看来，有些大学也是“杀人犯的窝点”，甚至德国一些最好的大学也变成了淫荡和放荡生活的场所。他们的管理人员经常将捐赠物变为私财。教师生活奢侈，藐视责任而不受惩罚。能力不足，提供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指导太少。路德指责说：“大学也需要一个好的、彻底的改革。”[1]他写道：“我认为，如果不涉及所教授的那些教规、教义、经院哲学、逻辑学，以及其他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根本不可能对教会进行改革。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变成驴子、笨蛋和蠢货，人们到底学到了什么?”[1]

这些批评并不是只有路德一个人提出。自15世纪初以来，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如鲁道夫·阿格里科拉、约翰尼斯·鲁奇林、雅各布·温普林和许多其他学者一直指责教会学校和大学将纯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野蛮化，并歪曲古典希腊文。他们歪曲经典和教会教育文本，操纵所有学生服务于强化传统。维滕贝格法学家约翰·阿佩尔痛苦地抱怨说：“在三十位法学家中，没有能写出一份合适的拉丁文摘要，更不用说教一门合适的课程了。”[1]菲利普·梅兰希顿称他那个时代的拉丁学派为“堕落的沼泽”，他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野蛮化”尤其愤怒，对他那个时代法律、神学和医学职业的极度无知同样愤怒。梅兰希顿与路德一样指责大学，用他的话说，那些“撒旦的犹太教堂”，执意要延续“教皇霸权”。他写道，没有人能在学习艺术的同时不受枯燥的经院哲学影响。

路德、梅兰希顿和其他改革者对德国教育传统的攻击存在夸张之处。毕竟，路德、梅兰希顿和其他许多改革者都是在德国教会学校和大学里接受教育的。然而，从他们的职业生涯开始，他们就展现了博学和想象力，尽管路德对许多古典和学术性学习在低等和高等教育中的效用仍持怀疑态度，但梅兰希顿最终成为了教授伦理学、政治学和哲学的著名教师，讲授的内容涉及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2]以及中世纪晚期的法学家。他的一些学生仿效了这一模式。

三、转变新的教育原则

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把他们的教育改革建立在奥古斯丁的“两个王国”的代表性观念上，即地上之国与天上之国。路德和梅兰希顿虽然强调传统教育必不可少，比如修辞学、逻辑学和辩证法等对于正确的说教和理性认识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同样认为世俗教育在封建王国之中的不可或缺性。路德曾坦言，即使没有灵魂、地狱甚至天堂，学校依然是十分必需的。[3]他认为，世俗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和民众共同利益的最好途径。社会之是否拥有福祉、是否获得安全感和是否具备力量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有技能与学问、有聪慧头脑、有荣誉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4]与德国传统的教育观念相反，改革者坚持认为，受过教育的公民对社会的成功前进至关重要。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了解并应用道德和法律。他们不仅拥有更清醒的判断力、更温和的性格和更高尚的道德，而且还会塑造新的观念意识，尤其对于那些商人而言，他们愈加渴求学习文化和语言以有效地与外部世界互动，进而可为社会创造巨额的财富，并资助慈善机构。

改革者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提出德国教育体系应该是由家庭、教会和国家提供服务，并为其服务。用梅兰希顿的话语来说就是“教学三角”。它既教导民众如何在家庭中担当角色，并为其提供意义与标准，同时也教导家庭成员适宜的实际生活技能。它既使传统宗教官僚主义教育机构被世俗民事机构取代，也使管理人员从教职人员转换为法学家、市议员等成员。在此基础上，改革者提出了教育原则，最终在德国改革派团体和其他地区得到广泛接受。

第一，地方法官对正规教育负有主要责任。传统教育机构的教学范围和内容有限，使教育监管权的适用领域呈现地区化现象。改革者认为其主要针对的是教区居民，而非全民。因此，让教会担负起对所有学校教育的管辖权，将损害教育的神圣使命，而由地方法官来管理这些学校看起来具有足够的普遍权威性。城市行会和商业联盟必须继续培养手工艺和商业技艺的学徒。而皇帝、封建主、公爵和市民精英则必须承担教育之重责，因为他们是 “青年的至高监护者”。如同他们日常维护政权运作的普遍事务一样，设立与督护学校也是首要之责。但是对于教会学校与世俗学校的态度确是存在差异的，地方法官必须保留和促进已有的公立学校发展，同时必须没收和转化辖地内的教会学校。

第二，世俗学校必须为普通家庭中的所有成员提供各种自我教育的机会。一些公用性服务机构如图书馆和公益性讲座必须设立和定期召开。为了加强对民众教育的自觉性，并利于知识的保存传承，学校的相关教学与管理人员举办的讲座必须扩展专业领域，比如要囊括法律、医学、天文、地理、工商业等学科。法律与道德是优先考虑要素，受众面要求扩展至全民，手段也要求多样化，如在公共场所张贴布告宣传或者印刷手册读本。[5]公开性是改革者提出具体教育方式的前提条件，即要么在教堂的布道坛，要么在城市的市政厅。改革者的理想是每一个公民都接受普遍教育，每个人都要接受合适的训练，以适应其各自的生存所需。

第三，强制儿童接受基本的正规教育。改革者对这一项内容的执行在最初是勉强达成的，然而，当民众发现大学招生人数急剧下降时，这一规定的执行效果突飞猛进。改革前的德国城市学校苦于学生匮乏，优质生源更是稀缺，因此倒闭的学校不在少数。私人性非正规学校和教师数量锐减。德国大学的学生人数创历史新低。科隆大学从1516年的370名学生下降到1524年的54名。普通家庭对于学校是否维继与生存没有任何关心，路德惊慌地指出：“我看到家长们把孩子从学校中拖走，让他们在社会上谋生。所有市政当局都应该对学校破产负有责任。”[6]

学校和学生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来看，包括为期数十年的对德国传统教育的人道主义攻击；来自教会的捐赠的传统方式消失。城市当局将教会财产转移至公立学校的效率低下；农民起义前后的社会不安定；频繁出现的瘟疫和土地贫瘠；民众对整个教育体系的怀疑主义重新兴起等等因素。随后的人文主义批评者将问题完全归咎于改革者仍然保有教会属性。

因此，改革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借此改变形象，于是他们开始坚持普及义务教育。当时的德国社会，年幼子女教育的价值和有效性普遍不受家长们重视。因此，改革者认为必须对家长进行政治干预，才能最大化维护儿童的教育权益。因为这本就是政府应该负有的责任。这些儿童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必将是当时的德国社会必不可缺的，比如教士、律师、医生和教师等等。如果政府能够迫使适合服兵役的臣民在战争时期守卫城墙，那么他们同样有能力强迫孩子去上学。

第四，必须使所有儿童都能随时上学。需要设立单独的男校和女校，并且学校的地址应该离学生们的家较近以方便上课和管理。受教育的主体无论是对富人还是穷人都应该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因此，有必要对贫困学生进行资金上的帮助，而资金的来源应该由公共和私人捐赠承担。主要途径是要么从大量的修道院财产和捐赠基金中吸收，要么从传统用于赎罪、弥撒、守夜、朝圣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宗教捐赠资金中节省下来。

四、拉丁语学校与“教理问答”

前述的拉丁语学校是少数几个能够对抗教会的教育机构，为此改革者们尤其以梅兰希顿为代表，设计了学校课程的层级结构且更加细致。该结构按学生的能力与兴趣将其分为不同年级组别。一年级组学生要学习多诺图斯和卡托的“道德论述”的字母表、用拉丁文背诵宗教诗和冗长的说明，以及拉丁语语法。[7]二年级学生将学习喜剧、修辞，以及德文版伊索寓言，并接受来自经典和人文主义作家的进一步语法指导。这一阶段也开始接受阅读教会经典时的道德教育。高年级组学生要系统学习修辞学、辩证法和诗歌，而这些能力训练的前提条件是要求熟读以西塞罗为代表的一批古罗马作家的作品。改革派认为拉丁语学校中应该以拉丁语为主要表达语言，不仅要用拉丁语背诵人文主义者著作的文本段落，还要用拉丁语唱音乐颂歌和赞美诗。当然还包括定期学习体育、数学和历史。所有学生都要求仔细阅读和理解，而不能阅读无用的闲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梅兰希顿编写了关于拉丁语和希腊语语法、修辞学、辩证法、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的新教材。

在改革家的观念中，拉丁语学校的全部课程并不适用于所有年级组的学生。因为诸多因素会导致学生无法按要求完成学业，因此改革家认为部分学生在拉丁语语学校中完成基础性低年级组的学习就基本上能够适应社会所需，并能够谋得一份合适的职业。对于那些存在身体残疾或性格问题的学生，完全放弃高年级组的传统教会教育反倒比较合适，没有必要因此而感到羞愧或气馁。只有那些最优秀的学生才会被鼓励和支持完成传统教育，并继续大学学业，为将来的教会职业做准备。

与拉丁语学校相比，方言学校提供的课程分层差别较小，也更灵活。学生们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阅读、写作和算术的基础知识。虽然要完成读唱赞美诗和学习教会经典的基本训练，但学生们更注重实用型技能的学习，比如农业技艺、商业知识与家庭管理等，这些知识比较便于他们在当地谋职。德国的方言学校主要以德语为主，但也并不排斥其它地区方言。学校同时也为有特殊技能和特别兴趣的学生提供其它语言课程，除拉丁语外还有希腊语和希伯来语。

改革者的教育原则既要对接德国传统教育经验，又要打破传统教育的主导地位。[8]因此一方面，改革家们保留了部分传统教育，如新的公办公共教育体系是建立在既有城市的拉丁学校和方言学校的现实和经验基础上的；同时年级组的层次分类也与传统教育类似；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的慈善体系也是建立在现有封建主、行会和修道院对教育的捐赠基础上；在课程内容上比如七艺的保留，以及传统教育机构规定的若干教学文本。另一方面，改革家们又在尽力破除传统教育机构主导权与教学内容的僵化，并尝试建立符合其教育理念的新体系。他们认为，公立学校和大学的首要管理者应该是世俗性地方法官，而非教会人员。涉及教育的相关法律也应是世俗民法，而非教会法；学校性质和主体应是世俗性学校，而非教会学校和个体封建家庭。在人文主义改革者看来，教育在本质上虽然无法摆脱宗教性，但要受到更广泛的世俗政治控制，并以服务更广泛的民众为目标。这样的观念也进一步体现了改革者无法打破旧有体制并在旧体制内进行改革的矛盾冲突。人文主义改革者上述的观念与主张说明无法摆脱当时教育宗教性质的无奈，但同时也表明对教育世俗化的进一步探索，尝试打破桎梏的愿望，而这也为宗教改革后德国教育的迅速世俗化与公办教育的实现提供了观念基础。

结语

虽然德国人文主义者及改革者关注教育改革的出发点是基于神学的，甚至有可能是完全因为改革的情势迫使其不得不呼吁教育改革。但是，其形式上提倡建立一套公共教育体系，内容涵盖领域也较广泛。但同时也说明德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教育理念与教育主张都深深镌刻着教会与改革者间的冲突。改革前的教育由教会主导，彰显其世俗权威的延续性。教会并没有完全垄断教育，16世纪后，城市中的行会创办的学校以“共同生活兄弟会”等方式，既吸引世俗教师，也吸引大量底层市民的参与，新的拉丁语学校建立，此时的学校呈现两种不同目标与类型。一是由教会、封建政府与领主建立的培养从事神职或为宫廷服务的官员。二是由城市财团组建的为训练文职、商人和行政人员的官员。围绕拉丁语学校的管理与语言教学等问题，德国许多人文主义者抨击教会传统教育模式。理论上的探讨进而转为实践新的教育原则，提出了“教学三角”概念，使教育的主体更加广泛，也为公共教育机制的推行提供了理论上的保障。但在路德晚年，重新强调教理问答在宗教培训中的重要性，可以视作是改革者一面反教权，反教会，反教育传统，但另一方面又无法打破宗教性课程训练的围栏，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路德晚年与早年之间思想上重大转变的冲突根源，也说明德国教育理念转型过程中，在打破教会传统教育并尝试建立公共教育体系之时，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与改革家的主要困惑对中世纪晚期德国教育产生了摆脱神学束缚的动能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