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天

(湖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疾病禁忌、死亡禁忌的大背景，导致死亡在中国主流文化层面一直是沉重、禁忌的词汇，也因此使得有关死亡的命题往往禁忌化、神秘化、宗教化。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也以极端情绪表达，如恐惧、抑郁、愤怒、震惊等[1]。儒家文化的价值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儒家文化有丰富的生死关怀资源。如，夫子的学生伯牛去世之前，夫子哀叹：“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夫子的学生颜回去世后，鲁哀公问及情况，夫子悲痛地讲：“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并且高呼：“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论语》中表述夫子对待生死的态度，既有理性的智慧，也有常人的哀痛。先秦儒家对生死的态度，大抵都继承了夫子的认知，如孟子讲“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荀子讲“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都可以看出先秦儒家文化对待生死既有情感性，亦开始赋予人以生命价值。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属于早熟的文化类型。西周时期就明确了“敬德保民”的理性主义倾向，把“尽人事、知天命”的认知成果纳入到政治伦理和生活伦理中。从夏道遵命、殷人尊神，再到周朝“以德配天”，可以理顺出一条先秦哲学趋向于理性主义的道路——人在不断争夺“神”的地盘，并不断呈现人类理性的胜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