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静 张旭红

(福建警察学院 治安系，福建 福州 350007)

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最基础的组成要素，承载着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是诸多社会矛盾地集聚地和突发点，社区的和谐、稳定关系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国家政策的引领和推动下，基层社会治理(城乡社区治理)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和重视的热点课题。因此,研究我国社区治理模式，以此探寻社区治理的发展进路，对社区治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历史演进：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脉络

通过对我国相关的官方文件解读发现，“社区”一词进入我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并于80年代中期运用于基层社会管理改革，“社区制”逐渐取代“街居制”。之后，我国开启了社区管理的探索，并积极从政策的层面，“自上而下”推动社区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基层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和服务体系一步步建立起来，社区功能不断被强化[2]。

总体而言，我国社区管理的发展历经了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到“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下文简称“二三四”)的转变。上海、北京等地率先践行了基于“二三四”社区管理模式，并推动着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随后民政部制定了《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工作方案》，大范围推广此社区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