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耀，李 波

（1.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2.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我国的赦免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频繁启动，而在改革开放后却销声匿迹。2015 年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国重启了沉睡已久的赦免制度。2019 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国再次启动赦免程序。两次的赦免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异常珍贵的素材，为赦免制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两次赦免都仅局限于特赦，且在赦免范围上设限，为此多有学者主张在赦免制度上迈大步走，拓宽赦免入口与出口。赦免之核心在于给予罪犯以“恩赐”，消除其犯罪或刑罚。在这种意义上，赦免具备非常强的正面意义，它在功能性上具备实现人道主义精神的特质，这也为赦免制度在未来的进一步适用提供了关键动力。但是，赦免不仅仅具备实现人道主义的唯一功能，我们也要看到它在功能面上的多元性，有政治性的，有社会性的，有制度性的，也有私人性的。功能上的多元性将导致制度运转存在多元的输出结果，而部分结果对法治而言不仅非有损其益，还大裨其害。如果我们要在现有的制度上增加顶层设计，制度运转时的功能面向是我们不可不查之重要内容。本文意图通过对我国历次赦免实践进行考察以总结我国当下的赦免制度功能性，同时借助古今、中外之对比，将目光拓展到我国古代赦免制度以及美国赦免制度功能性上，探索我国扩张赦免适用时可能会出现的功能转向问题，得出我国当前不宜匆忙扩张赦免适用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