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珂，马晓婧

（蚌埠医学院公共基础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E·L·多克托罗(E·L·Doctorow,1931——2015)是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派小说家之一，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富才华、最具创新精神和最受仰慕的作家之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多克托罗发表了12部小说、三卷短篇小说、一部舞台剧、以及诸多时评文章。其作品颇获好评，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多克托罗以历史小说闻名于世，小说巧妙地将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融为一体，风格独树一帜。

《幸福国的故事》是多克托罗于2004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由五个关于信仰、爱和权力滥用的短篇构成，分别是《平原上的屋子》《婴儿威尔逊》《乔伦的人生》《沃尔特·约翰·哈蒙》和《玫瑰园中的死孩子》。作者通过残忍母子、穷苦白人、少数族裔、宗教狂热分子、敢于对抗白宫的探员等系列故事重新审视了美国梦，故事情节充满张力，展示了美国社会的内在悖离。诚如多克托罗自己所说：“作家不是在真空里炼成的。作家是见证者。我们需要作家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人来见证这些可怕的世纪。”该小说集完美融合了作者的高超技艺、怜悯和节制的愤怒。本文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探究《幸福国的故事》，展现多克托罗对美国人灵魂图景的描绘，梳理作品呈现的以伦理观和价值观的异化为表现的美国当代都市文化困境，解读多克托罗对美国都市文化困境的反思、对黑暗的社会氛围及其思想根源的拷问，以及对民众的关怀。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核心要义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1]。在工具理性的主宰下，当今西方社会发展成为一个物质的社会，残缺的社会。社会的生产方式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旨，人的情感需求、个性需求都遭到贬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被异化为物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没有了情感在场之后，人便只能成为毫无同情心、毫无幸福感的逐利工具。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维系纽带断裂，人对他人、甚至对自己都失去兴趣与情感，追求的唯一目标便是利益，并且不惜通过一切手段去追求最大化的利益。

一 家庭伦理的坍塌

多克托罗尤为注意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的联系，其作品揭露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尤其是社会的精神危机造成人们的心理障碍[2]。在工具理性的侵袭下，当代西方社会物质的丰富与科技的进步，是以伦理坍塌和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人类最初的伦理关系与伦理实体，家庭伦理也是构成都市社会伦理的基础[3]。而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关系则是代际伦理[4]。《幸福国的故事》中的第三个短篇《乔伦的人生》深刻体现了多克托罗对当代美国都市家庭伦理的深刻忧虑。主人公乔伦十五岁嫁给了米奇·霍勒，结婚的目的是想逃离抱养她的家庭，因为“她所谓的爹总是调戏她”，她的养母“总喜欢无缘无故地或者说因为任何缘故打她的脑袋”[5]。然而，婚后生活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倒成了她波折人生的开始，乔伦与米奇的舅舅陷入了淡漠而扭曲的家庭伦理关系中。当他们的乱伦关系被发现后，乔伦被赶出家门，流浪在外，米奇跳河自尽，米奇的舅舅被判入狱，本应是心灵港湾的家庭就此支离破碎。正如故事中写道，“生活就是这样改变的，就像闪电一样。在一霎那间，原先的一切便不复存在了”[5]。流浪的乔伦辗转多地，多次努力试图改变命运，但总是好景不长，之后的几段感情都以痛苦告终，始终得不到“她曾经梦寐以求的那种可爱的家庭关系的感情”[5]。

工具理性主宰的世界中，本应充满本真、充满温情的家庭名存实亡，甚至完全破碎。整个社会的情感根基因而遭到根本性的动摇，进而导致社会伦理的整体混乱和扭曲。这在另一篇小说《沃尔特·约翰·哈蒙》中得以彰显。该小说的篇名是一个宗教派别头目的名字，故事讲述者吉姆是这个宗教派别的信徒和坚定的辩护者。可笑的是被他奉为神圣先知的教主骗走他的妻子并抛弃了虔诚的信徒们。吉姆却执迷不悟，竟然还为哈蒙的潜逃寻找正当理由[6]。故事中的公社就是作家多克托罗创作小说时期美国社会的缩影，公社里人们的生活状态是工具理性统治下城市文化的生动隐喻。整个公社的房子都是社员按照哈蒙要求的规格建造的“正方形的、像个箱子似的房子。……建筑都油漆成白色，房子的内部和外部不允许有颜色”[5]。这也是工具理性社会的致命问题所在，伴随着伦理混乱的是人们情感的缺失和灵魂的缺位，居住的环境如同毫无生命迹象的枯萎之地。统一规格、同一颜色、毫无生气的房子代表了工具理性统治下的生存环境，映射着精神的废墟和人性的荒芜。城市在发展，然而人的精神领域日渐干涸，正如同公社里的人们丧失了灵魂和自然情感张扬发展的空间，他们把教主沃尔特·约翰·哈蒙奉为上帝一样的存在，对哈蒙的话深信不疑。即使在整个公社被哈蒙欺骗之后，他们仍然相信哈蒙是“拿去了他们的拙劣嗜好”[5]，让他们获得了新生。多克托罗正是通过对人们的愚昧和精神荒芜的描写，揭示工具理性文化对人们内心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侵害。

多克托罗通过以家庭伦理现状为代表的当代伦理生态的描述，对工具理性提出了深刻质疑和批判。将现代都市生活中所有病态的和肮脏的东西在其艺术创作中得以成功展示，深刻传递出他对当代西方都市中伦理困境的忧虑与批判。

二 人文价值观的困境

在西方社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高度发展，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不断走向成就与辉煌，而同时令人类不安的是，不仅伦理走向坍塌，人类的价值取向也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误区。西方社会因而普遍存在着道德沦丧、重个人价值、轻集体和他人价值，重物质价值、轻精神价值的现象。

对物质利益的索取与追求使人们抛弃道德、抛弃情感，不惜为了实现物质利益而伤害他人、陷害他人，甚至谋杀他人。作家多克托罗《幸福国的故事》中的第一个短篇《平原上的屋子》，对这种唯利是图的价值观进行了犀利批判。小说讲述的是18岁的厄尔和他的母亲从大城市芝加哥搬到伊利诺斯州乡间一栋大房子的故事。这栋大房子是当代西方都市的深刻隐喻。房子里，表面的光鲜与暗地里的卑劣手段交替上演，充斥着喧闹与物欲，弥漫着算计与倾轧，缺乏的是基本的廉耻心和对好坏善恶的明辨。房子的主人即叙述者厄尔的母亲精于算计、善于辞令，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将一切视为工具，甚至不惜残害多条性命。故事一开始，她要从芝加哥搬家到乡间就是因为涉嫌为获得保费而谋害了几任丈夫。在乡间，她又成功地引诱了一些指望投机挣钱的北欧人将现金汇到她的银行账户，在通过肮脏残酷手段获取金钱之后，她便用计制造了房子被烧毁的悲剧假象，全然不顾房子里被残害的无辜性命。

《平原上的屋子》深刻揭示了工具理性带来的人性灾难。工具理性影响下的价值观取向是冰冷的、极度利己的。故事中的妈妈如同社会的权贵阶级和规则制定者，建构并推崇他们的秩序，压制人性，不允许规则之外的事，杜绝阻碍他们达成目的的人和事物。即便是对待自己的孩子—叙述者厄尔，也未体现应有的关爱，母子之间的关系冷漠而缺失温情。她收养三个孤儿的目的是显示自己的善行，她“带他们到教堂去炫耀一番，这给予她一种快乐，同时也给予她一个显示她值得自豪的社会地位的机会”[5]。对于她而言，建立起地位和名声尤为重要，而所谓的家庭不过是她达成目的的工具，金钱便是成功的象征，如她自己所言，新家庭的组成“就像是从百货公司买来的一件现成商品”[5]。这种丧失情感和人性的拜金主义既是对美国社会价值观的直接体现，也是对金钱扭曲人性和人类情感的讽刺。厄尔面临金钱对精神的侵袭也曾存有一些矛盾心理，也曾怀疑过妈妈的判断力。然而，由于在这样的家庭中耳濡目染，金钱最终成功地把他残留的人性摧毁掉。厄尔在道德底线丧失、价值观扭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但没有阻止残暴行径的发生，反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妈妈的帮凶和同谋。此外，一批又一批的访客——挪威人、瑞典人以及其他北欧人来寻求所谓的合作，或者是基于对女主人的占有欲，或者是觊觎女主人的农庄和土地，完全没有对心灵契合和精神慰藉的追求。

多克托罗刻画了一个金钱为外表、实质却是垃圾文明的当代美国都市社会。在这样的物质主义社会中，仍然残存一丝精神追求的人难有立足之处，正如《幸福国的故事》中的最后一篇小说《玫瑰园中的死孩子》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莫罗伊，又如其中秉持着善良天性的克里希·斯蒂文斯。他们试图调查死孩子案件背后的真相，但最终发现无法与“制定政策决定大局”的人相抗衡。故事的最后，黑暗势力和不法分子仍逍遥法外，而无辜的民众成了牺牲品，一切笼罩在阴郁的氛围之中[5]。故事映射了在物质至上的工具理性价值观统治下当权者的黑暗行径和政治腐败。多克托罗通过文本指向政治，使政治与文本紧密相连，揭露了美国当代社会政府的腐败和邪恶[7]。社会不同阶层的黑暗现状直指当代西方都市中价值取向混乱的现状，人在这种混乱的价值观念引导下美丑不辨、善恶不分，正义被颠覆。多克托罗这种对工具理性的深刻陈述警醒着人们，呼唤着疯狂追求物质的当代人冷静下来，直面这种人文灾难，思索如何建构更符合人文理性的价值取向，拯救被异化的灵魂。

三 都市文化困境的救赎

多克托罗作为一位极富洞察力、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一直关注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平民百姓的疾苦。在《幸福国的故事》中，描绘了不同成长背景、不同生存境遇的当代都市人伦理丧失、价值混乱的状态，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认知，表达了对美国当代社会的担忧和对美国民众的同情[8]。

导致伦理衰微和价值扭曲的最核心根源是情感在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匮乏。没有了情感，属于人的一切范畴都被理性所规划，一切都和目的性相关联，一切成为手段和工具，带给社会的是道德伦理的没落、同情心的隐退，人变得如同机器一般冷硬粗暴。在《幸福国的故事》中，沉溺于物质的母子残害多人的性命；庸俗冷漠的围观人群在悲剧现场“如此狂热”、甚至“欢笑着、高声喊叫着”[5]；广播电台不考虑失踪婴儿的安全，只希望通过这样的广播“可以卖广告”[5]；遭到妻子和舅舅双重背叛、无法体会亲情关爱的米奇选择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多克托罗通过笔下人物揭示了因工具理性侵袭而导致的美国都市文化困境，但同时，也暗示着回归情感的救赎之路。

在《平原上的屋子》冷漠无情的氛围中，仍然有一位女孩韦尼福莱特保有真爱，愿意带着这份真挚的感情追随她的爱人厄尔，让厄尔不禁感叹她的“伟大”和“美妙”[5]。《婴儿威尔逊》透露了家庭亲情的温暖。青年男女莱斯特和凯伦在偷孩子、送回孩子、拥有自己的孩子和憧憬未来的一系列事件中，体现着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相互关爱，也展现了他们对于孩子的深爱。《玫瑰园中的死孩子》里的莫罗伊侦探正是秉持着对于职业的虔诚和对民众的关爱，坚持以微薄之力处理死孩子的案件，即使自己最终辞职，也要让孩子“安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中那些为国捐躯的人当中”[5]。多克托罗试图表明，拥有正常情感的人不仅能够完善自我的精神生活，构建更加灵动的文化生态，享受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受，同时也能以情感的姿态善待他者，感受他者。如果以情感角度看待他人和考虑问题，而不是凡事以工具理性的目的性去思考，人与人之间会形成更加真诚的关系，生活才会回归本真，回归和谐。

四 结语

作为富有社会责任感、有深邃洞察力的作家，多克托罗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揭露工具理性支配下当代美国都市的文化生态，希望借自己的作品唤醒被异化的人类灵魂。多克托罗通过展现当代都市中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的败落与扭曲，剥下了当代美国社会繁华与绚烂的表相，把官方宣传的“正义”“进步”等神话拉下神坛，并加以揭露和批判[9]。人们只有深刻意识到当下生活的荒诞，才会真正反思荒诞背后的根源。而这种反思必然会促使有良知、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重新审视自以为正常的生存状态，思考建构新型文化生态的途径。对多克托罗作品的解读对我国读者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现状，反思自身的精神世界，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亦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