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佳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一部百年史，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赢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历史，亦是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逐渐实现由弱小到兴盛的历程。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建党建国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视和解决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乡村文化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农民发展问题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都对此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上的积极探索，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乡村文化建设经验。虽然不同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重心不同，政策有异，但乡村文化建设的理念与经验却具有历史传承性与时代启发性。因此，基于当前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新形势与新要求，有必要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文化建设的探索历程，总结百年乡村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进而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文化经验和精神动力。

一、历程回顾：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百年探索

根据建设目标、重点及任务的不同，我们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文化建设的探索历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阶段(1921—1949年)，第二阶段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8年)，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全面建设阶段(1978—2012年)，第四阶段为新时代以来的纵深推进阶段(2012年至今)。

1.初步探索阶段：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后就投入到中国革命的运动之中，为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等不同时期开展了规模较为广泛的乡村文化建设运动，形成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制度与措施，这不仅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亦为新中国诞生后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探索主要围绕文化教育、文艺和新闻出版及卫生健康等主题展开，有效地提升了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明程度，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早在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通过兴办农民夜校、农民书报社等机构来宣传革命道理，讲解工农运动大势，从而启发农民政治觉悟。1931年初，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议案》，首次对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目的、原则、方针及战略举措进行了顶层设计。在此议案的指导下，各根据地纷纷广泛开展大众性的文化普及运动。文化教育方面，各根据地重点开展以初级小学为主体的国民义务教育。积极设立夜学、消灭文盲协会、识字小组织、短期训练班、半日学校、俱乐部等机构，以扩大扫盲范围。为促进革命文化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新闻报刊事业迅速发展起来。1934年，“中共苏区的大小报纸已有34种”[1]，广大文艺工作者也在火热的根据地生活中创作出大量革命戏剧、红色歌谣、散文小说等，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破除农村封建宗法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各根据地还开展了广泛的禁烟禁毒、卫生健康运动等，这些举措在促进农民文明生活方式与良好卫生习惯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以各个抗日根据地为依托，围绕实现抗战胜利、唤醒民众民族意识，展开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在继承土地革命时期苏区乡村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带有“抗战色彩”的乡村文化建设策略。全面抗战爆发后，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2]在此原则指导下，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优先实施“抗战教育”政策，以培养抗日干部为目标，设立并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同时，补习学校、夜校识字组、农民教育馆、冬学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教育活动在扫除文盲、提高农民革命意识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敌前敌后创办的各种抗日进步报刊和文化机构也成为启发民众民族觉悟的重要方式。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发展方针，延安的革命文艺也开始真正与大众结合起来，产生了一大批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戏剧、歌剧等，在消除乡村迷信、塑造民众文化品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党的乡村文化建设政策、措施不仅唤醒了群众的民族意识，激发了群众参与抗战的热情，确保了革命斗争的胜利，也为之后党领导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新解放区的迅猛扩张，解放区人口随之激增，加大扫盲力度、强化政治教育成为当务之急。在继承抗日战争时期乡村文化建设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农村开展了更大规模、更为深入的文化建设运动。在群众扫盲教育工作中，中国共产党继续以冬学、识字班、夜学、民校等文化教育机构为依托，将文化教育、生产教育、时事教育与军事教育相融合，不仅使农民接受了识字教育，掌握了庄稼、牲畜、算盘、筹算等知识，也提升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与革命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冬学这一教学形式，其以时间上的高度适农性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资料显示，“从1947年到1949年，东北解放区的成人补习教育、冬学数量就已达到30762所。”[3]另外，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改造与重塑解放区民众文化，强烈要求摒弃、破除封建迷信与日伪文化，并积极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连队及工厂采风，创作、改编民谣、民歌、戏剧、诗歌、散文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与价值伦理。这一时期党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不仅提高了解放区农民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科学素养，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石。

2.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8年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领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以推动社会转型、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主题，在思想教育、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等方面提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需求的政策措施。虽然后期文化“左”倾的错误思想直接导致我国乡村文化建设进程搁浅，仍不可否认，这一阶段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探索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思想政治、文化教育及社会风尚等领域对乡村文化进行了重塑。思想政治方面，表现为意识形态的破旧立新。除继续利用冬学、夜校等教育平台外，还设立包括电影院、农村俱乐部、广播站、图书室、剧团等多种文化机构，帮助农民摆脱封建遗毒，树立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意识。文化教育方面，表现为学习苏联先进的办学经验，明确废除国民党时期的旧教育体系，学校教育制度和内容推陈出新。同时，还注意丰富教学内容，“除了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和艰苦创业的教育外，还主张开设农业课程，‘其主要任务是解决农业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4]以适应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需要。社会风尚方面，表现为乡村民俗风貌的革故鼎新。1950年前后，国家相继颁布《关于严禁烟片烟毒的通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法令法规，有效遏制了乡村的不良社会风气，加上卫生健康运动和除四害运动的有效开展，整个乡村的社会风貌气象一新。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逐渐开始出现偏差与失误。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及“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进程。但之后党内不断出现的“左”倾错误思潮导致党对国家阶级斗争的形势产生错误预判，全国上下开始举行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并否定最初的“双百”方针，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刚刚出现的良好局势被打破，文化建设开始进入低谷期。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我国乡村文化建设遭受重创。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教育水平大大降低，乡村出现一批新的文盲与半文盲，加上“破四旧”等运动的开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被大大阉割。唯成分论和阶级论的观念，也遏制了群众文化创作的积极性，乡村文化逐渐凋零。

3.全面建设阶段：1978—2012年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对乡村文化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实践，乡村文化建设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乡村物质文化供给不断丰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不断深入，我国乡村文化建设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们党历史上的重大思想转折节点。随着党内全面拨乱反正，党领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也进入全面恢复时期。这一时期，乡村传统文学艺术不断复苏，文娱活动也逐渐开始萌芽，乡村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开始得到初步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要求与时代任务，并对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做出了“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政策教育”[5]185-187“加强农村各种文化、卫生设施的建设”“通过制订乡规民约，开展建立文明村、文明家庭的活动”[5]232等具体指示，乡村随之兴起了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热潮。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乡村文化阵地得到了基本巩固，乡规民约逐渐建立起来，农民文明素质进一步增强，乡村文化建设出现了新局面。20世纪90年代后期，党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颁布《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对乡村文化建设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划部署，我国乡村文化建设进入了较快发展阶段。乡村基础教育建设飞速发展，义务教育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管理体制逐渐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快速推进，“两馆一站一室”“万村书库”等工程有序进行，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不断健全；其他诸如文化下乡不断深化，各市县群艺馆、图书馆、电影公司等纷纷深入乡村，为乡村输入文化、科技与卫生知识，文化援助工作成效显著。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日益走向成熟。为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再次对乡村文化建设做出顶层设计，以此来解决乡村“文化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不足，文化活动相对贫乏，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6]等现实问题。在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指引下，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明显推进，农民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乡村文化建设进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4.纵深推进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三农”现代化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措施。乡村文化产业体系、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逐步构建，乡村不再作为依附于城市的弱势主体，其文化建设内生活力不断被激发，乡村文化建设由此开始走向纵深推进阶段。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思路。在这一决定的指导下，我国开始深入推动城乡文化统筹建设。文化科教卫生“三下乡”、电影下乡等文化帮扶工作逐步体制化、常态化，以城带乡联动机制有效建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等文化惠农工程深入实施，城乡文化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2013 年，乡村文化建设经费257.82亿元，占全国文化事业经费总投入的48.6%，到2017年，中央财政支持县及县以下的文化单位经费457.45亿元，占比达到53.5%。[7]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乡风文明”作为这一战略总要求的关键一环，把乡村文化建设提到了重要地位。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做了全面的顶层设计，乡村文化建设开始走向深化。依托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发展活力不断被激发，农民文化建设主体意识持续苏醒，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也进一步被挖掘，乡村优秀文化传承体系与文化产业体系逐步构建起来。乡村文化不再作为落后的代名词，其显现出的软实力开辟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新模式，乡村文化建设迎来崭新的发展时代。

二、效果审视：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百年成就

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我国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文化建设机制日趋完善，文化治理框架体系基本构建；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有效提升；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思想建设工作成效突出，农民文明生活方式有序形成；优秀文化资源被有效挖掘，乡村文化社会价值逐步显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顺利推进。

1.乡村文化建设制度日趋完善，文化治理框架体系基本构建

百年乡村文化建设历程，使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并逐步构建起符合我国国情农情的文化治理框架体系。一是构建了乡村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机制体制，基层党委政府的政治引领力有效发挥，乡村文化阵地得到有效巩固。二是健全、完善了乡村公共文化的服务制度，结构合理、服务优质、覆盖全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形成。三是逐步发展并完善了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制度，文化建设投入机制不断创新，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初步形成；文化建设评价监督机制不断革新，舆论、社会和法律有机贯通，形成合力，全方位监督体系基本建立；文化建设人才管理制度体制不断规范，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专业技术过硬的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基本构建起来。四是逐步建立了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合力机制，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村民自治三位一体的乡村文化治理格局基本形成。

2.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有效提升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重要目标，不断加大对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覆盖面，着力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建国伊始，我国农村文化机构还十分有限。数据显示，1950年，我国只有剧团1676个，公共图书馆63个。[8]到2016年年末，全国96.8%的乡镇已有图书馆、文化站，70.6%的乡镇已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41.3%的行政村已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9]到2020年年末，公共图书馆的覆盖率已占全国贫困县的98.1%，乡镇综合文化站占比达99.4%，有图书室或文化站的行政村比重达98.9%。[10]文化服务设施种类不断健全，2019年我国乡镇文化站个数已达33530个，乡镇文化站组织文艺活动次数高达725000次，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达7322万户，1570个县级图书馆藏书达20264万册，县、市及以下艺术表演场馆机构数2234个。[11]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两侧逐渐匹配，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质量有效提高，服务精品效应不断增强，切实满足了广大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断提升。

3.乡村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年代起，就十分重视农村的扫盲教育，积极发展乡村基础教育事业，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比例高达近80%。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开始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我国粗文盲率由1982年的22.8%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2.67%，农村文盲数量大大降低。在农村教育资金投入方面，财政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到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总额达2992亿元，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99.3%。[12]“十三五”规划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9316亿元来改善农村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加快推进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进程。[13]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形式也不断创新，从建党建国时期的夜校、冬学到改革开放后的“绿色证书工程”“星火科技培训”“阳光工程培训”等多样化的专项教育培训工程的实施，造就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鲜血液和乡村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4.乡村思想建设工作成效突出，农民文明生活方式有序形成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乡村道德文明建设。早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曾开展过一系列破除迷信、宣传法制及卫生健康知识的活动。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愈发重视，乡村道德文明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从生活习惯上看，随着乡镇卫生院的普及，加上国家对农村卫生健康知识的广泛宣传，农村居民生活方式愈发健康。从消费方式上看，乡村居民的消费已不仅仅局限于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消费，在自身发展与享受方面的消费比例正逐年上升。数据显示，农村居民在文化生活服务方面的支出占比已从1978年的2.7%上升到2019年的11.1%，仅次于居住和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14]农民文化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从人居环境看，随着近年来村庄清洁行动、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等乡村容貌整治任务的开展，乡村容貌大幅度改善。农村已经不再是封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农民文明生活正在有序形成。

5.乡村优秀文化资源被有效挖掘，农村文化社会价值逐步显现

实现乡村文化复兴，不仅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命题，更是一个贯穿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事业的长期主题。回望历史，从革命年代起，中国共产党人就重视利用乡村本土文化资源来聚合乡村内部的革命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随着党中央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文化资源蕴含的社会价值被进一步挖掘，地位也日益提高。乡村田园景观资源、历史文化建筑资源、历史传说和故事典故资源、特色饮食资源、特色农产品资源、传统习俗和节庆资源、红色文化资源等被进一步挖掘，并催生一系列特色文化产业，实现了优秀文化资源社会价值向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据统计，“2018我国乡村旅游人次达 26.1亿，2019年乡村旅游人次出现第一个峰值，达到30.9亿人次，已达到全国旅游总人次一半以上。”[15]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乡村旅游人次虽有所下降，乡村文化旅游业依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由此观之，乡村社会已逐渐从传统历史叙事的盲区走出来，乡村文化长期被矮化、氓化、边缘化的现象得到了有效改变，乡村文化自信逐步建立。

三、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文化建设基本经验

乡村文化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发展历程相伴而行，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党百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并赢得广大农民的肯定，为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进一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

1.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地位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文化工作的领导权是做好我国文化工作的基本原则，亦是我国乡村文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障。回顾建党百年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重视乡村文化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就将乡村文化建设问题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更是颁布了一系列文件、政策用来指导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下发5个一号文件，其中三个文件都强调要加强农村的思想文化教育工作。进入21世纪后，中共中央连续颁布18个一号涉农文件，几乎都强调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其内容主要包括：关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弘扬乡村优秀文化资源，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发展党管农村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使乡村文化建设出现了持续向好的良好局面。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领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包括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核心力量，只有坚持党对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权，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才能有效和规范运行。

2.始终坚持为基层民众谋福利的文化建设宗旨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工作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始终将“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作为制定乡村文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物质资源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依然带领广大农村民众进行较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工作，切实提升了农民的文化获得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文化建设政策都体现了尊重民愿、保障民权的初心。中国共产党在“二为”方向指引下，不断提高乡村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持续用力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文化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使文化改革发展的成果逐渐由全体人民共享，有效满足农民大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实践经验证明，要想促进乡村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发展，就必须始终贯彻“为人民谋福利”的文化建设宗旨，把群众的文化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如此才能催生出乡村文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3.始终坚持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文化建设发展理念

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作用。建国以前乃至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农民一直都被看作是需要改造的对象。在国家本位的发展原则下，乡村只是文化的输入之地，农民作为乡村文化的主体也只能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农村发展的广阔空间并未被有效发掘。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农民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不断被唤醒。2018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6]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依托，农村文化组织的活力不断被激发，乡土文化人的积极性不断被调动，农民的文化权利得到回归与解放。历史和实践证明，唯有充分尊重与理解农民的文化观，给予农民更多的文化建设参与权、话语权，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活力才能被充分激发出来，乡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才能彻底实现。

4.始终坚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乡村文化建设理念

探索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路径，努力构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格局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尤其是建国以来农村文化进程中贯穿的一大主线。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造成我国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格局，也直接导致城乡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党中央开始重视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问题，相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要求，通过完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城乡统筹联动机制、国家财政政策帮扶机制、城乡资源流动机制等来努力缩小城乡文化建设发展的差距。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支撑下，乡村文化的魅力不断被释放，文化的内生活力也不断被激发，符合我国国情农情的乡村文化建设模式基本构建，城乡文化建设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实践证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文化建设方式是缩小城乡文化差距、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实现全民共享文化改革成果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

5.始终遵循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文化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既反对封建复古主义，也反对历史文化虚无主义。”[17]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对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从建国起至改革开放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党在乡村文化建设实践过程中往往更加强调批判的一面，反对封建迷信，去除糟粕文化。20世纪90年代后，党中央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认知更为理性，逐渐抛弃了改革开放前较为激进的态度，开始实现由批判继承向弘扬创新的有效转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高度前所未有，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中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不断被挖掘出来，并通过话语形式的转换和时代元素的注入，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历史实践证明，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根，唯有遵循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乡村文化建设发展规律，乡村文化才能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我国的文化自信才能从根源上得以建立。

四、结束语

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创立百年来，之所以能够历经长久而不衰，历经磨难而不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并积极处理党群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农民是共产党的亲密伙伴，发掘农民的革命精神，提升其文化素质，使其成为革命活动的中流砥柱。在和平年代，乡村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短板，党和政府也格外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工作。一百多年来，我党努力探索推动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现代化发展路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就，并逐步积累、形成了一系列宝贵的乡村文化建设经验。当然，实现乡村文化建设现代化的过程必然道阻且长。展望未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就要切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思想指导和目标指引，努力将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建设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