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梦珂， 谢海军

〔郑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一、引言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其产生之后必然在实践层面形成一种与资本主义相互竞争的格局。反映到理论层面，就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两制”竞争的学术探讨。随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热点变化，学术界关于“两制”竞争的焦点也随之变动。最初，我国学术界关于“两制”竞争研究，侧重于宣传话语和政治话语。之后，转向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相结合的构建。从研究内容看，制度比较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杨光斌、姜辉、秦刚、顾海良等学者分别从政党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论述两制的优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制度优势如何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论断提出后，胡鞍钢、燕继荣、虞崇胜等从治理效能判断标准、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途径及体制机制、我国治理效能的优势等方面进行研究，凸显了制度比较最后要通过治理效能来检验。这些研究围绕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热点现实问题进行单向度的追踪探讨，但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制度和实践三种形态的结合体，要全面反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竞争的全景式坐标，需要从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三种出场形态进行分析比较，方可全面、客观、辩证地诠释“两制”比较的全貌。

二、理论比较：“两制”比较的理论逻辑出场形态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表现为理论形态、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多维度竞争、比较及其次第演进，构建了“两制”竞争、比较的全景式坐标。从其本源来说，首先表现在理论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一方面，其理论是在扬弃空想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启蒙学者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潮，构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诞生的；另一方面，其理论用于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条件和进程。“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此后，科学社会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理论形态，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据理论形态的制高点。由此，社会主义完成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质的飞跃和转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分别从人类社会发展宏大叙事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观视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性进行论述。其中，唯物史观主要侧重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来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剩余价值理论则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剖析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认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2]，以此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必然性，也科学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向做出了科学预判，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随后，马克思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提出“两个绝不会”观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学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并将其作为该理论的合法性基础。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170余年的历程中，科学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较量过程中，首先是以理论形态作为其逻辑出场形态，尤其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核心的“两个必然”揭示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占据了理论制高点，并且，“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5]。

三、制度比较：“两制”比较的制度逻辑出场形态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优越性的比较从过去的理论逻辑比较转变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较量和竞争，完成了从理论形态上升为制度形态的转变。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类社会发展新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并存、共处与竞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化分为四个阶段，而统一性和斗争性贯穿始终，具体表现为并存、竞争、合作、借鉴等具体形式。

第一个阶段，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二战结束，苏联社会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体系是两种力量的主要代表。苏联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围剿的背景下屹立不倒，新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激烈较量中站稳了脚跟。随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显示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第二个阶段，从二战结束到苏东剧变，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更多发展中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由此，社会主义影响力由一国扩展到多国，阻碍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也随二战结束发生显著变化，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标志着两者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升级，“冷战”标志着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入全面的竞争和对抗。

第三个阶段，从苏东剧变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两者之间的竞争出现了新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一时期，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国家数量锐减，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严峻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深刻反思并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掀起了改革大潮。

第四个阶段，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衰退趋势，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不断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步走出低潮，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并存发展的同时，也愈加凸显两者之间的竞争态势。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力还未达到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所以社会主义在短时间内无法取代资本主义，两者仍处于并存、竞争、合作与借鉴的动态复杂关系中，二者在前进中竞赛，在竞赛中并存。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入制度竞争和较量阶段。虽然其间有过某些方面的合作和借鉴，但从总体来看，两制竞争仍然是其主流状态。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是多维的，既体现在生产力方面，又表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的竞争主要表现为能否取得与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相比较的优势，逐步缩小与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差距。列宁强调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6]16并坚信：“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6]16

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本质：“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7]231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还是要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得快。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已经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逐步缩小。

反观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虽然位居世界前列，但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矛盾仍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在美英等国家占据指导思想后，虽然也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短暂复苏，但最终导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大爆发，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和经济大衰退。1980年我国GDP仅占美国同期的6.7%，到2020年我国GDP已经达到美国比重的70%。在改革开放40余年发展中，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比较优势。

其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还体现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差异。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是在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核心是防止以私人资本逻辑为内核运行的资本主义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从而保证社会财富由人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能够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能够激发发展活力，两者的结合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成果奠定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有着本质不同，私有制是在剥削、压迫、奴役劳动者的基础上，以满足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建立的，它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其中，剥削、奴役使劳动者逐渐发生异化，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尽管二战后美国通过股份制、工资协商制度和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构建，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但这些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比重萎缩，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也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的不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国家制度能否给予人民拥有当家做主的权利，维护社会稳定。首先，从民主的普遍性方面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造成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不同，资本主义民主赖以建立的私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了实现的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多数人的民主。因此，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与大多数人的民主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广泛性。此外，从民主的形式与内容看，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是背离的，虽然在形式上承认每个公民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各种权利，但当公民真正使用时却受到种种限制，而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了民主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民主体精神，让人民群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由此可见，同资本主义民主相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更具普遍性，更加真实，发展程度更高。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8]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独特的优势，也是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优势的重要方面。邓小平多次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实现“两手都要硬”。习近平也强调既要让人民富口袋，又要人民富脑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再生资本以满足少数资本家和精英的利益，资本逐利性导致其个人主义盛行。

最后，随着我国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入，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出了独到见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在于政党制度优势。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9]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始终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利于保持国家政令统一，步调一致，减少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等现象。

资本主义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主要基石。这些制度为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时期发挥过作用。但随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改革的停滞，其政治制度的弊端日渐显露。选举制度被选票和金钱绑架，逐渐沦为资产阶级的“选举机器”。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沦为不同政党集团利益角逐的场所，不同的党派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在制定法律、政策时往往会出现互相推诿，互相倾轧，相互攻击，相互掣肘，形成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分散局面，加剧了社会动荡与撕裂。

四、治理效能比较：“两制”比较的现实逻辑出场形态

理论比较、制度竞争最终需要通过治理效能进行检验，这体现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唯物史观。随着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竞争认识的深刻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逐步从理论形态比较经过制度形态比较转变为治理效能比较形态。理论比较、制度比较属于静态比较范畴，只有通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的实践过程才能检验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衡量一种制度是否优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制度本身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二是制度优势能否在现实中转化为治理效能，转化的治理效能能否为人民群众所认同。一方面，制度本身存在较大缺陷，那么该制度难以转化为良好的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即使制度设计得比较完美，如果缺少必要的治理体制机制，再完美的制度也难以发挥实际的治理效能，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建立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带来的治理效能却大不相同。

“两个必然”的实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社会主义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从理论上占据了制高点。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从制度设计上占领了制高点。最终，社会主义所占据的理论制高点和制度制高点只有通过实践检验才能占领治理效能的制高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积极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主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优势。

1.厚植治理效能的经济基础：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从世界现代化发展视角来看，我国工业化时间开始晚、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从改革开放到新发展阶段，我国始终抓住经济发展这个“牛鼻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从经济总量来看，1978年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0万亿元发展到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万美元。从对外贸易来看，197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4亿美元，2019年为45778.9亿美元，增长了约222倍，在世界排名中位居前列。从产业结构来看，三次产业均衡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1978—2019年，第一、二、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由27.7%、47.7%、24.6%发展为3.83%、36.78%和59.38%。从全球经济发展来看，2008—2020年，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其中2019年实现6.1%的高增速，2020年，我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10]此外，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18%左右，近年来，则高达30%左右，我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自1894年赶超英国后连续126年占据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无论从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我国与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仍存在差距。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无法彻底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多次经济危机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破坏。同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剧烈，而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从目前来看，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差距仍然存在，但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取得一系列重大经济发展成就，显示了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韧劲和活力，彰显出良好的经济治理效能。

2.破解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悖论”：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社会长期稳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持我国政权长期稳定。我国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为人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保证，为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有效途径，不仅增强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信任度和满意度，党的执政合法性也随之逐步增强，国家政权得以保持长期稳定，这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二是保持社会大局长期稳定。实践证明，我国有能力应对1998年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种重大考验。同时，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效，社会治安环境得到有效净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我国积极推广“枫桥经验”，将“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理念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创新探索群众矛盾纠纷“一站式”解决的方法。2020年，全国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取得排查450万次、调解纠纷800万件的丰硕成果，基层社会管理水平逐渐提升，社会安全和稳定系数进一步提高，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社会得以保持长期稳定。

反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等不同领域乱象频发，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尤其是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剧了西方国家社会的不稳定。美国在2020年共发生611起造成4人及以上伤亡的严重枪击案，导致513人死亡、2543人受伤。2020年，美国多州枪击案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此外，美国发生8次大规模暴动，法国爆发巴黎郊区骚乱、“黄马甲”运动，疫情爆发后的德国、法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多起社会暴乱，严重影响社会正常运转和安全稳定，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因此，通过对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稳定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在保持社会长期稳定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优势，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能。

3.显示治理效能的制度特点：集中力量办大事

邓小平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优越性的体现，习近平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11]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最大程度汇聚亿万人民群众的力量，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动性，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治理成效。从经济发展看，我国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完成的工业化历程。从重大科技攻关和重大工程建设看，载人航天技术的提高、“两弹一星”和高铁技术的突破、三峡工程、青藏铁路、港珠澳大桥、大兴国际机场等重大工程的建设凝聚着几代人的力量。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和灾后重建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应对了1998年洪灾、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此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状态等生动实践和事实无不在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良好治理效能。而资本主义实行的国家多党议会制度，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有许多不同利益集团，他们往往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倾轧，相互攻击，议而不决，形成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分散场面，无法形成共同目标和凝聚力，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

4.蕴含治理效能的制度属性：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根据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论述，实现共同富裕是包含全体人民的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政策、体制、方式、比例，以此在最大程度上把“蛋糕”分配好，逐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状况，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同时，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彻底告别绝对贫困状态；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等生动实践表明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更加坚定，愈来愈接近共同富裕的完全实现，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服务于资产阶级，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必然建立在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再生资本以攫取更多的利益来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生产关系调整所建立的工资协商制度，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可以对贫富分化现象修修补补，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贫富分化始终是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

5.体现治理效能的根本目标：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2]我们党和国家始终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坚持在改革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重解决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人民群众最关心、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的利益问题。在就业方面，我国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完善就业托底保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底线的同时大力支持多样化自主就业、分时就业和模式创新的新业态就业，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脱贫攻坚方面，现行标准下，实现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的伟大成就，标志着我国彻底告别绝对贫困状态，创造了人类反贫困史的中国奇迹。在生态环境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为人民创造了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了贡献，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我国通过实施一系列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有力举措，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三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尤其是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造成了严重影响，我国在积极抗击疫情的同时，采取有效举措稳就业、保民生，取得了抗疫狙击战的全面胜利，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方案和智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世界各国经济衰退，尤其给处于世界金融中心的美国造成沉重打击，产生了大规模失业、社会福利和保障力度减小等负面影响。美国政府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不作为造成疫情蔓延，进而导致失业人数激增，其失业率一度达到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同时，疫情持续蔓延也增加了社会保障成本。调查显示，美国社保信托基金可能在2030年前耗尽，这比政府在疫情爆发前的预计提前了5年。此外，拥有发达医疗体系的美国在抗疫中不但没有发挥优势，反而暴露出医疗卫生体系长期存在种族歧视、碎片化、政治化等顽疾，降低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感，也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盖洛普发布的调查报告称，83%的美国人对2020年的生活表示满意，但这却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值。[13]通过人民对生活满意度的比较发现，我国近年来在此方面明显占据优势。

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取得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我国仍需要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时也要补齐制度存在的短板。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建立化解相对贫困的长期机制以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在解决制度短板问题的同时，也要关注国内外发展局势，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构建人类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更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良好治理效能，坚信“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7]337。

五、结语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170余年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是多维度而不是单维度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经历了理论形态比较、制度优越性竞争和治理效能的比较。社会主义建立在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基础之上，有着天然优于资本主义的基因，但也要清楚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生产力不发达等现实因素又制约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共同富裕等方面逐步展示出制度优势转化为良好的治理效能优势，逐步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取得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相比较的优势，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制高点，经过制度制高点，正在向治理效能制高点大步迈进。